首鼠两端静观其变
在维新与守旧两派之间，袁世凯权衡着，思考着，他决定两边都不投靠，两边都不得罪，在刀尖上跳舞，做最大的赌场赢家！
甲午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改良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使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迅速形成。就在清廷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鲜明地提出了“变法自强”。领导这场运动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善于投机钻营的袁世凯，凭着他那巧于变化，善观风向的本领，悟出变法维新很有可能发达。于是，袁世凯投靠了康有为。在“饮酒商谈”中，他随风倒柳，大谈练兵、变法。还把康有为称为“大哥”，显得异常亲切。他还常向康有为吹嘘自己在朝鲜时，与日本人如何如何打过仗以及主张对日强硬等“英雄壮举”，一时间产生了“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的效果。袁世凯很快便取得了康有为的信任。1895年6月，康有为写了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唯有袁挺身而出，把此书交给了督办军务处代递，康有为对袁世凯十分感激。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于是决定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8月底，康就和学生梁启超共同发起了“强学会”，袁世凯不但捐款入会，而且表现得非常积极、活跃，商议兴办书馆时，袁慷慨解囊捐银五百两；决定在设立会所时，袁又到处募捐鼓动。经他卖力活动，官僚中捐款颇为踊跃，有3人竞每人捐银五千两。从此康有为等维新派将袁视为“同志”并对他寄以无限的希望。
其实，康、袁两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康系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在思想上认识到：要国富民强，光靠依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而袁则不同，他出身官僚家庭，始终在上流社会里转来混去，而且一直顺利“步步青云”。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充分利用社会的腐败，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把一切可乘之机都当成了往上爬的阶梯。“洋务派”兴盛时，他侈谈洋务靠拢李鸿章；如今，维新派时髦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思想。可见，袁世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随声附和，不出于心”的假维新派，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派。
1897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以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港口，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推动下，1989年6月11日到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在历史上颇有进步意义。
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一道道改革上谕，主要是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工厂，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路开矿；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将书院改为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考试，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设立译书局，奖励著作；军队改练洋操，裁减旧军；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和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等等。尽管开设议会的重要政治主张由于康有为认为目前教育未兴，民智未开，尚非其时，而未正式提出筹备，但上述种种措施已引起恪守祖宗法制不变的顽固守旧派的极端仇视，他们对维新派横加诽谤，对新政大肆攻击。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外，其余对光绪皇帝所颁发的变法诏令一概置之不理，诏令变成一纸空文。
慈禧太后这边也没闲着。就在下诏变法的第四天，她首先迫使光绪罢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各项职务，勒令出京回籍。翁是光绪20多年相依为命的宫廷师傅，又是皇帝身边惟一支持新政的大臣。翁被开缺，意在孤立光绪。
其次，太后命以后授任新职的三品以上的大臣要到她面前谢恩，借以暗示她仍然大权在握。
第三，强制光绪帝任命她的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之实握军政大权。几天以后，慈禧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任步军统领。隔一天，又下令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
这样一来，从皇宫内院的警卫到北京、天津的大军，全被慈禧这个宣布“不问朝政”的老太婆紧紧抓在手里。布置好这一切，她稳稳地坐在颐和园欣赏湖光山色，静观时局发展。
光绪帝也不甘示弱，作为反击，他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6位堂官，即尚书怀塔布、许应骥，侍郎垄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使后党遭到了一次大挫折。
紧接着，又任命亲光绪的裕禄和主张变法的李端棻署理礼部尚书，维新派的王锡蕃、徐致靖等为侍郎。稍后，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卿衔，参与新政，直接阅览奏章，起草诏令，推行新法。此4人后被称为“军机四卿”。
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形势，康有为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袁世凯。康有为又让谭嗣同递密折，请指示袁世凯，以备不测，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9月11日，光绪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进京陛见。
朝内朝外大都是顽固守旧势力，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态度愈来愈强硬。光绪皇帝自知权力有限，非常惊惧。9月14日，写了一道密诏交杨锐带出，给康有为、梁启超，说：“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但杨锐竟把密诏搁置起来，未及时送出。
9月12日，袁世凯接到荣禄传达的著其即行来京陛见的电旨，感到事非寻常，立嘱徐世昌先行进京探听消息。
也是这一天，袁世凯带着随员来到北京，住进法华寺，徐世昌向他汇报了探听到的情况。
9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询问军事甚详。袁世凯均做了回答。光绪皇帝突又发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作为一个臣子，谁敢当面说不忠于皇上？除非不想要脑袋！袁世凯赶忙赌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凯退出后，光绪皇帝以为他忠诚恳切之色溢于眉宇，可以信任，即谕内阁开去他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光绪皇帝许以专折具奏，目的是使其摆脱荣禄控制，今后不再听命于荣禄。
袁世凯对超擢侍郎“自知非分”，惟恐引起顽固守旧派的怀疑，于已不利，正午急忙去各处拜访，加以解释，并探听风声。他先找礼亲王世铎，未遇到；继谒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军机大臣、礼部尚书荣禄，“备述无功受赏，尤不克称”，要上疏辞去侍郎职务。王文韶说：此乃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他才打消了辞意。
晚上八点钟，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传遍京城。康有为拍案叫绝，以为袁世凯必喜而图报，令毕永年等在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时，带人废掉慈禧太后。
袁世凯的突然进京以及被皇上超擢为候补侍郎，却给京城里面的激进与保守两派势力，带来了微妙的变化，引起了朝廷内外的敏感人士们的不少猜议。
已是警惕万分的荣禄，也迅速做出了反应。在袁进京期间，在征得慈禧同意之后，立即调董福祥部进驻北京门户长辛店，调聂士成部驻军天津。待袁世凯回到小站，才发现这不寻常的气氛，立刻觉察出事情的复杂性。
权力斗争，历来最为激烈、最为残酷，同时也是最讲究手段、最讲究技巧。袁世凯明白他此刻已陷入了清王朝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之中了。
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他做出了决定：两边都不投靠，两边都不得罪，骑墙观望，静候时机。一旦捕捉住大势已定的苗头，便看准时机，一下扑过去，押上所有的赌注，然后，便可以坐收渔利。当然，这是在风暴中行船，在刀尖上跳舞，稍有差失，便要全部赌上老本，甚至连性命都要赔上去。袁世凯天生就是冒险的赌徒，他有充分的信心在这场赌博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平心而论，对康、梁的那一套变法，袁世凯确实是从心眼里喜欢，打心底里拥护。因为，对袁世凯来说，他年轻有为、有能力、有魄力、有野心，但他手中所拥有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他如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登上权力巅峰，又实在太难了，因为在他的面前，那些老家伙，那些根深蒂固的老家伙们，像一座又一座山岗，阻在他的面前，挡着他的去路。
他拥护康、梁，但他绝不就是康、梁。在袁的眼中，维新变法的那帮人只是他手中的工具，他拥护变法的目的是因为变法能使他的野心实现得更快一点，至于国家、民族、大清王朝，都统统见鬼去吧！
想到这里，他心中一阵暗喜，推开小站营房的窗户，遥望京城方向，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决定，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暴中去，去逮那条最大的鱼。
生死祸福一念间
在新旧党争日趋激烈，一切都已到了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候，手握兵权的袁世凯自然也成了各方的焦点所在，他究竟将做何选择？
时局变化果然出人意料，袁世凯回到小站，心心挂念朝廷政局的变化，才几天，便听说有好几名御史上奏折弹劾康有为立保国会，聚众不道，野心莫测，恐将大不利于大清社稷，这些折子虽被皇上压了下来，但听到风声的人感到风向不对，荣禄、刚毅等守旧大臣大概要开始反击了，谁还敢再去参加保国会活动，康、梁也接到翁师傅递来消息，劝他们收敛锋芒，勿再张扬招敌，于是保国会开了三次便无疾而终。康有为垂头丧气，沮丧之至，梁启超和康有为胞弟广仁力劝康有为南返，说是太后当道，皇上无力，国事终不可为，不如等太后归天，再来辅佐皇上变法中兴。可是固执的康有为不甘心前功尽弃，在4月18日又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旨“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准备再等五天没有下文，就收拾行装南返，再不来京师了。
袁世凯不知康、梁活动内幕，只听说保国会已被取缔，正庆幸自己未曾入会，大概皇上斗不过太后，康、梁从此一蹶不振，朝政风浪可以平息下去了。谁知4月25日便从直隶总督衙门得到消息，皇上已于4月23日下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决心推行新政，变法自强，详细内容不得而知，据文案师爷透露，当时把这份谕旨送到签押房中的时候，王制军（王文韶）大致瞄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说：“拿下去吧，我知道了。”师爷一愣，因为这样重要的诏旨须在司道上辕的时候，向官员们传谕周知，然后由制台大人批示如何遵旨执行，交文案上拟稿奏复，方可归档。因此犹豫着问道：“夔翁，就这样存档吗？需要批几个字吧？”哪知这位制台大人，善察风云气色，他常与荣禄聚谈，深知太后对变法维新的态度，料想这份“明定国是”的诏旨寿命不长，不过昙花一现，不用理睬，于是莫测高深地说道：“老哥不用多问，以后就知道了。”其实当时各省督抚对待皇上这份诏旨，多数都抱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一样的观望抗拒态度，静等太后出来说话。
又过了两天，更使袁世凯惊骇的是，忽有总督衙门戈什哈拍马前来传谕：“王制台奉旨调任军机大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中堂已从京师来到天津，请袁大人立刻动身去督衙参见。”
袁世凯暗暗吃惊，忙答：“请回复中堂，袁世凯马上就来。”
戈什哈先回津城交令，袁世凯心中七上八下，一般圣旨授官调职，总须把原来的差使交代清楚，卸任官员也必须有一段时间办理移交，最快个把月后才能到任。荣中堂何以如此匆忙接印，难道有什么紧急军情？对自己是吉是凶，难以捉摸。中堂既然怀疑在先，只怕是凶多吉少，莫非要罢去自己的兵权？想着想着，又是一阵心慌。然而奉召晋见，不敢耽误，忙唤备马，带了两名亲兵，鞭马疾驰，引起一路黄尘，喘吁吁进了天津城，直奔总督辕门。
袁世凯微曲着背，快步入仪门，循甬道，进入议事厅，荣禄循例站在东暖阁前接见，袁世凯赶忙上前打躬，说道：“世凯参见中堂大人！”荣禄威严地盯了他一眼，见他神色紧张，不是心虚，何必如此。略略哈了哈腰，算是还礼，返身进入暖阁，说道：“进来吧！”袁世凯定了定神，踏入暖阁，又躬身禀道：“中堂乃国家柱石，此番出镇直隶，万众仰望，世凯沐恩门下，今后更可常侍左右，欢欣雀跃，莫可言状。”
“好说，好说。”荣禄自己上炕坐了，不如平日那样谦和地虚邀袁世凯上炕同坐，却脸色严峻地指指炕旁的一张雕花靠椅，说道：“坐吧，坐了好说话。”
袁世凯益发局促不安，侧了身子坐了，荣禄说道：“慰庭，自从甲午战后，列强乘我虚弱，妄图占我沿海港湾，德占胶州湾，俄占旅顺、大连，英法两国亦觊觎我威海卫和广州湾，我总理衙门坚拒不允。现据南方探报，英法两国海军已调集大批兵船北上，企图在我大沽口外耀兵威胁，说不定会是又一次英法联军派兵登陆袭击津京，迫我签约。因此本部堂分令驻扎京津一带各军昼夜警戒，不得懈怠，统军将领非请准本部堂，不得离开职守，以防不测，召尔前来，就是为了此事关系重大，事属机密，所以当面叮嘱，千万不可忽略。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抵北京城下，毁我圆明园，文宗皇帝仓皇出奔，因此驾崩热河，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明白了吗？”
荣禄说得冠冕堂皇，袁世凯何等机敏，却想到必定是京中发生了重大事件，帝后两党冲突尖锐，所以太后才派心腹大臣荣禄匆忙来天津接受军权，以防皇上利用，所谓英法海军北上是虚，防他袁世凯与京师维新党人秘密联络才是本意，因为京津其他驻军统帅聂士成、董福祥都和康梁毫不相干，荣禄防的当然是他。袁世凯慌忙起立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新建陆军平时号令严明，所有将士均常年在营中操练讲课，寸步不离。英法海军既欲蠢动，世凯更当枕戈待旦，昼夜不离，敬候中堂将令，一旦发现敌踪，新军愿充前锋破敌，以为中堂分忧。”
荣禄这才露出一丝笑意，点点头道：“很好，我原知道新军是能打硬仗的。”他索性把这出戏演得像真的一般，说道：“你不能走，明天一早随我去大沽炮台看看，洋人若是犯境，必从大沽炮台开始，那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
袁世凯也装傻道：“是，中堂英见，正须巩固海防，才能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