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独裁统治
在北洋系统中，冯国璋与段祺瑞、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此“北洋三杰”，都是呼风唤雨的政坛巨头。
对“北洋三杰”，当时有形象化的称呼曰：王龙、段虎、冯狗。
王士珍此人，有野心而无魄力，既要权要利，又怕风险麻烦，常常以“名士”自居，做潇洒超脱状。
他在民国政坛上，时隐时现，一时出来主持大局，一时又隐没还乡，悠游山林，极为神秘。拟之为“龙”，取“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
段祺瑞则性格坚定，刚愎自用，蛮横粗暴。令人生畏，因此被叫做“虎”，常常要发发虎威的。
冯国璋为“冯狗”，却有一番讲究。
狗是两面性格的动物，“冯狗”亦包含两层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忠诚，冯国璋曾被人称做“北洋的一只狗”，便是指其忠实于北洋团体，忠实于老上司袁世凯。
另一个意思与此相关又不相同，是善于迎合，由迎合而“善变”，表现为心无主宰胸无定见，只是见风使舵，便中取利。
“北洋三杰”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此三人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各显神通，名噪一时。
王士珍做过陆军大臣、陆军总长、署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为皖系首领，做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
冯国璋则为直系首领，做过江苏督军、中华民国副总统、代理大总统。一时间，中华大地玩弄于袁世凯和“北洋三杰”之手。所谓“北洋三杰”乃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倚重的人物，三人因编成袁世凯的编练新军章程《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而成为整个北洋系统的老大，故有此称。但也有人称这个威镇八方的称呼得之纯属偶然。据说有一日，冯、段、王正在操场指导训练，一位日本教官经过，见三人在场上吆五喝六，颇有法度声威，不觉赞道：“真乃北洋三杰也！”于是“北洋三杰”的称呼不胫而走，传遍军中。
其实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三杰”，甚至包括段芝贵、曹锟、王占元等北洋军旧将，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陆军军官学校。但当时的中国军界，主要是由湘、淮军等旧军部将把持。
这些旧将不少久经疆场，看不起这些只读过书，没打过仗的“毛头军官”。所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在军界都被压制，发挥不了才干。
正是袁世凯在编练新军时，注意网罗这些有才干的年轻军官，并且唯才是用。因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这一流人，很快便成为袁的部将。
袁世凯与这些部将，不仅有公谊，还有很深的私交。
有一次，冯国璋到袁府做客。袁世凯问他的三女儿管冯国璋叫什么？三女儿回答叫世哥。袁世凯说：“不是世哥，是四哥！”
冯国璋断弦后，袁世凯亲自介绍他家的女教师周砥嫁给冯国璋。
周砥，字道如，曾教袁世凯女儿们汉文。她是老姑娘，40多岁也未嫁人。后来，她虽然不再在袁家子女专馆中教课，但她和袁世凯的三姨太感情很好，经常到袁府来。
周嫁给冯国璋时，袁家负担一切嫁奁，并陪送一个老妈子，由袁家人隆重地陪送到南京，与冯国璋成婚。
此后，袁家女儿们便称她为“四姐”。冯国璋则被称为“四姐夫”了。
而段祺瑞的夫人。则是袁家的养女张佩蘅。袁世凯正妻于氏，只生克定一个儿子，没有闺女，便认张佩蘅做义女。
张佩蘅见了袁世凯夫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非常亲热。段祺瑞断弦以后，就由袁世凯主婚，把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
从此，袁、段二人多年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这和袁世凯给冯国璋撮合婚姻一样，都是袁笼络部属的惯用手段。
当时，张夫人经常到总统府里去。袁世凯住在居仁堂，于夫人住在福禄居。尽管总统府门卫森严，可是张夫人一个电话，就可以坐马车从福兴门进去，通行无阻。
马车一进福兴门，就有老妈子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
真像姑奶奶回娘家一般，一去就是大半天。
张夫人姿色平常，人还正派，脾气也不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什么都办得井井有条。过门嫁给段祺瑞以后，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但她也有毛病，就是抽大烟。
她经常对着烟灯吞云吐雾，还专门雇了女工给她烧大烟。段祺瑞本人不吸烟，而且最腻味别人抽大烟。
张夫人虽然抽大烟背着他，可时间长了，段祺瑞也不会不知道。但段祺瑞也假装不知道，大概还是碍着袁世凯的情面吧！
至少张夫人和袁世凯有这么一层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袁世凯和他的这些部下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外交、内政、经济诸事缠身，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对北洋军务事必躬亲。而号称北洋“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足鼎立局面也打破了。
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北洋军务实际上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主持。
而段祺瑞除个别重大军务向袁世凯报告外，其他无论军队的编制、调遣还是将领的选用，一概自作主张。
特别是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期间，用段祺瑞组织“战时内阁”，段祺瑞在北洋军中势力已是尾大不掉。
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是由段祺瑞培养和提拔的，进而形成“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
时间一久，段祺瑞对袁也不那么恭顺了，不再容忍袁世凯对他的掣肘。
袁世凯在权力上绝对敏感。他不仅敏锐地察觉了这一点，而且疑心段祺瑞是否要取而代之。
其实，袁世凯有疑心，段祺瑞也不无野心。双方互生芥蒂，久而久之，酿成裂痕。
袁世凯在巩固了自己全国最高统治地位之后，在复辟帝制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和削弱段祺瑞的权势。
1914年5月，袁世凯将原总统府军事处改为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囊括陆军、海军、参谋三个部。袁本人凌驾其上，总摄军权。段祺瑞的陆军部仅是其中一个办事机构，陆军部权势大大削弱了。
段祺瑞对袁世凯的做法非常不满，所以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统率办事处刚刚成立不久，他就来个不到部，一切事情由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
袁世凯本有意冷落他，所以对段祺瑞的消极态度，愈加视而不见。
在北洋军阀集团中，曹锟算是资历浅的。
曹锟是天津人，小时候家境贫寒，街坊都喊他“曹三傻子”。长大之后，无以为生，就去卖布，肩挑手提，走街串巷。
他卖布不像别人那么处处计较。这人说：
“50文的布你卖给我30文吧？”
曹锟就说行。
那人说：“三傻子，布钱我先欠着，以后有钱再还。”
曹锟就说：“行，反正我批来的布也是欠着。”
就这样，曹锟的布生意还不算坏。
可曹锟有一身的毛病，首先是好白吃。遇到熟人进饭馆，他也跟进去，一屁股坐在旁边，也不言语，拿起筷子就吃，吃完了抹抹嘴扬长而去。
时间一长，人人都怕这好白吃的三傻子。凡认识曹锟的，进饭馆前都得左右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曹三的踪影。
其次是好色。他看见大街上年少貌美的妇人就眉飞色舞，动手动脚，要不就是冲人家说几句脏话。
要是认识曹锟的，就臭骂他几句，不认识他的，给两拳、踢两脚也就过去了。可曹锟的色胆越来越大。
一天，曹锟酒足饭饱，醉眼惺忪地出了饭馆，迎面看见街对面一个妇人。看他笑。
不知是人家看他那副模样好笑，还是因为别的。可曹锟竟以为人家有意，踉踉跄跄就向人家走过去，动手动脚。
这一来，女的大喊一声跑了。那家男人出来，先是一顿拳脚，然后又要绑去见官。这一下子，曹锟酒也醒了大半。
他先是跪地求饶，只求到人家也觉得没趣。
他一见可以不见官了，就说愿意献出所有的布匹赔罪。这样，事虽然了了，可卖布的本钱也折光了，生计成了大问题。
于是有人给曹锟指了条路。曹锟便投奔了当时的小站，参加了袁世凯编练的新军。
时来运转，等到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要推行帝制，这时的曹锟已经不是当初的曹三傻子、曹卖布啦。
袁世凯顺手封他个长江上游巡按使的虚衔。虽说没地盘，可有职位。袁世凯推行帝制，冯、段按兵不动，对于曹锟却是天赐良机。
他趁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后来，曹锟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变更国体。10月，袁世凯为推行帝制，极力笼络一批骄兵悍将，曹锟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通令全国，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立政事堂，所有官署自即日起，把以前呈报国务总理的事件一律改呈大总统。
特任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公布了各部总长：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梁敦彦、司法章宗祥、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
汤化龙和张謇是进步党人物，袁让他们入阁，是考虑到进步党出过力，今后还要利用，对之不宜冷落太甚。
5月3日，袁公布政事堂组织令。先后任命杨士琦为政事堂左丞，钱能训为政事堂右丞，赞助国务卿与闻政事。
政事堂下设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五局和一个司务所。施愚、张一麟、夏寿康（5月9日改令张元奇）、吴廷燮、袁思亮分任五局局长，司务所长为吴笈孙。
他们都是袁的亲信爪牙，政事堂参议有林长民、金邦平、伍朝枢、方枢、郭则等。原总统府秘书厅被裁撤，秘书长梁士诒因势力膨胀，为袁所忌，且与杨士琦有矛盾，被调出总统府，改任税务督办。
另设内史厅，以北洋时期的老文案、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监，夏寿田等为内史。
政事堂负责统一行政，参与审议法令，为行政政策机关，直接隶属于袁，对袁负责。其作用与清朝的军机处有些相似，但不管军事。国务卿赞襄大总统政务，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总统发布命令时必须副署，其地位与宰相相去无几，袁和其他人均称徐世昌为“祖国”。
正因政事堂如此重要，袁才把国务卿一席留给老友徐世昌。
袁世凯当选为临时总统时，曾想请徐世昌相助一臂之力。但徐看到民国初建，党派林立，必定同专横武断的袁搞不到一起，如果在这个纷争时代出来，肯定遭到各方责难，不愿出头，想等待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
所以向袁表示，现在出仕，愧对清室，约以二年后出山。袁知其意，没有多留，临别时对徐说：“俟我将这一起子昏小子撵了，再预备着迎接老大哥。”
袁所说的“昏小子”，是指当时的同盟会员、后来的国民党人。告别了袁世凯，徐拖着一条辫子随同张人骏、劳乃宣、吕海寰等清室遗老躲进青岛租界当了寓公，以示不忘清室，不做民国的官，大概想学学“耻食周粟”的伯夷吧。
但袁、徐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
1913年7月重新组阁时，袁想请徐当国务总理，徐以时机未到，仍不肯出。
到1914年春夏之交，徐离京正好是两个年头，袁确实把国民党那帮“昏小子轰了”。徐约以二年以后出山的日子到了，袁认为当皇帝的时机也快到了，便派吴笈孙到青岛去迎接他的老大哥进京就任国务卿。徐世光见其兄徐世昌要走，便问徐：
“大哥，你到北京干什么？”
徐不答。徐世光切实责备说：“你以前对我说的一时权宜、不忘清室的那些话，言犹在耳，才两年多，你忘了吗？
“你现在竟要做民国的官，太后和皇帝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厚遇，有清一代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
“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
从封建伦理的角度看，责备不可谓不义正辞严。徐世昌听后瞬隙之间也感到面红耳热，有些内疚；但一想到崇赫的国务卿位置，看一看眼前寂寞无闻的生活，封建伦理又不值分文了。
急于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促使着他即刻北上。
车过天津，华世奎等人又揭了他的疮疤。5月1日命令发表后，他装模作样上呈辞谢，说什么国务卿“责任至为重大”，本人“衰朽迟钝”，“世情久已淡忘，政务诸多隔阂”，“不敢轻于一试”，请收回成命。并风格很高地表示，他可以“以散员留居京寓，遇有所见，随时献纳”，“尽其一民之义务”。
次日袁批示：“难进易退，此为君主时代属于一姓一家者言之。若夫共和政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同服义务；但当学伊尹之任，不当学伯夷之清。本大总统亦国民一分子耳，俯仰天地，复何所求，徒以全国人民群相推挽，维持危局。舍我其谁！苟非为国得人，即藐躬未为尽职。赞襄国务，必有老成。……万勿推辞。”
经袁如此“责以大义”，徐不敢“自耽安逸”了，且“念兴亡之有责”，便于二日走马上任。并亲自书写了“后乐堂”匾额，悬挂于政事堂，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以标榜自己不是来做官，而是为国民尽义务的。
真是无耻之极。
政事堂包揽一切行政大权，内阁时代的总长职权大大削弱。过去总长在国务会议上可以就全国大政方针展开讨论，与总理共同做出决策。现在行政大权集中到政事堂，政事堂又完全听命于袁，总长除有时在会议上就本部门问题发表些意见外，其他权力一概在无形中取消。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得到了加强。
大权在握，不遗余力
5月8日，袁世凯撤销了前总统府军事处，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管全国军事。该处未设最高长官，由他亲自掌握，此乃与政事堂不同之处。
统率办事处有大办事员6人：参谋次长陈宦、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以及萨镇冰、荫昌、王士珍。
陈宦是黎元洪的人，黎兼参谋总长从未到职，一直由陈代理，袁让陈参加，有拉拢黎的意思。
荫昌是旗人，曾任前请军咨大臣、陆军大臣，5月9日被任命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此人在前清旗人中极力捧袁，很受袁的赏识。王士珍比较受袁尊重，在办事处握有相当大的实权。
大办事员下设立参议处，参议有程璧光、陈仪、蒋方震、姚宝来、覃师范、张一爵、姚鸿法、唐宝潮共8人，另有参议处行走三四人。
办事处下还有军政所、军令所、军械所三个机构。总务厅长为唐在礼，负责管理办事处总务。
统率办事处成立后，袁世凯命陆军部、海军部将重要公事移到办事处处理，把这两部的实权抓在自己手上，在军事方面加强了专制独裁。
统率办事处还新设一个起着特别作用的特殊机构——军需处。
军需处和办事处是什么关系，袁从未言明，处长由办事处的总务厅长唐在礼兼任。军需处本是陆海两部主管行政的部门之一，专门办理军需供应一类事情。
而袁所设的军需处，并不办军需，任务是调拨支付总统的特别费用。所谓特别费用，有用于军事方面的，如购买军火，扩充军团。开办军校，收买敌方军官，支付被收买士兵的开拔费，等等；
有用于政治方面的，包括政治性的收买费用，等等。二者相较，后者的支付又超过了前者。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与其叫做军需处，倒不如叫做收买处更确当一些。
袁世凯是从封建旧官场混过来的，对封建社会那套统治术很娴熟。他极端重视反革命暴力和玩弄阴谋权术，也同样崇拜贿赂收买。
他迷信金钱万能，把金钱收买视为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重要补充。因此，特别指示唐在礼，军需处的用款，财政部和银行只有随时支付的义务，没有监督用途的权力。
由此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该机构的见不得人。
被收买的对象有：国民党的叛徒、进步党和其他政党的头面人物、清室的重要人物、官僚政客、名流劣绅、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大员、密探、御用记者、个别起特殊作用的人、亲信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