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交通系控制着铁路、关税、交通银行和一些公司，握有很大财权。梁有“财神”之称，又任秘书长多年，组织过公民党，同各方面均有关系，活动能力很强，具有相当力量，而且颇得英美帝国主义的信任。
如能把该系官僚争取过来，定然大有帮助。
袁氏父子知道梁热衷名利，遂指使肃政厅于1915年6月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以胁迫交通系就范。
被参的三次长为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财政部次长张弧。
“五路参案”是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5个铁路局营私舞弊的案件，矛头直指交通系。
参案一开始，声势很大，来势很猛，叶恭绰被停职查办，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被撤职，京汉、京绥两局局长关赓麟、关冕钧离职听审，交通系人物惶然无计。
对交通系狠狠打了两棒之后，袁世凯马上对梁士诒示以关怀，对梁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拉梁为帝制效力。
袁克定同乃父地位不同，作风也不一样，他把梁找去，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
梁说回去向同人报告后再作答复。事情很清楚，赞成帝制，参案可以取消；不赞成帝制，后果不堪设想。
梁当夜召集交通系人员召开紧急会议，讲了情况，最后说：“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大家发表意见。
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表示“要头”。梁等考虑，“要保全交通系势力，只有顺从袁世凯的意旨，泼出一干，并且决定不干则已，于起来则不必遮遮掩掩，一定要大权独揽，有声有色”。
次日，回报袁克定，表示一定竭力效忠，并陈述了所设想的进行之策。袁克定大喜。于是交通系成为帝制派的中坚。
帝制活动搞起不久，叶恭绰官复原职，关冕钧免议，赵庆华、关赓麟仅交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戒，引人注目的“五路参案”遂告结束。
取得各地握有实力的军阀支持，是实行帝制最基本的条件。袁世凯尽管觉得有几分把握，但除段芝贵个别人以外，帝制自为的心思尚未向其他军阀透露过，心中还不大踏实。
于是用“述职”的办法，分别把几省的将军电召进京，以提问题的方式问他们共和办得如何，进行暗示。
这些人领会意图相当敏快，一个个表态说共和办得不行，请总统多负责任。袁听后搞帝制的劲头更十足了，且看继续进行的精彩表演。
1915年夏天，在北京复辟帝制的喧嚣声中，正活跃着两个文人，一中一外，发表演说、评论，为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做着最好注脚。
一位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弗拉克·J·古德诺，一位是参政院参政杨度。
弗兰克·J·古德诺是美国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1891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行政法教授。
他在美国行政立法方面著作甚丰。著有《比较行政法》（1893）、《政治与行政》（1900）、《美国行政法原理》（1905）。
他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交甚好。1912年7月，他来到北京担任总统法律顾问，在中国担任此职大概有两年。
在此期间，他极力主张在中国应实行总统制，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宣扬应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因此，他曾荣膺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嘉禾章。
1915年，当他再度来到中国时，袁世凯的心迹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他此次中国之行，便是完成一项命题作文。
他一到中国，袁世凯便派农商总长周自齐拜会了古德诺。总统府要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份文件，论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古德诺按照他一向的观点，当即完成了这篇论文。
8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共和与君主论》。不久，这篇文章在东京及伦敦《泰晤士报》等报纸上转载。
古德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在这种情形下，实行共和制是没有益处的。比较而言，还是君主制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习惯。
袁世凯深知搞帝制不能不乞求帝国主义支持。事实上日本、美国、德国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开始时都予以热情鼓励。
日本收到“二十一条”这笔厚礼，政府当权人物明的暗的均对袁表示深切同情，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黑龙会的《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写道：“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决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
“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
“那时我们将从4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
“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必须利用目前机会改变中国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
在中国引起混乱，趁火打劫，从中国攫取更大权益，才是日本怂恿袁称帝的真实意图。
德国早就支持袁做皇帝。美国公使芮恩施也赞成帝制。前面提到的袁世凯的顾问、美国政治流氓古德诺博士尤其活跃。
倡议帝制之初，陆征祥提出外交不大好办，曹汝霖说外交上他不负责任。袁世凯成竹在胸地对他们讲，外交已经办妥，不用再去操心。
袁世凯认为国际国内均不会再发生问题，便授意夏寿田去找杨度出头组织团体鼓吹帝制，敲响帝制丑剧的开场锣鼓，为帝制鸣锣开道。
宣传帝制
除去洋人古德诺之外，另一位鼓吹君主立宪制的文人就是杨度。
说起杨度，可以提一下他早年的经历。
1903年，清政府为了标榜新政，在传统的科举项目之外，增设经济特科，想通过经济特科的考举，选拔一些襄助新政洋务的专门人才。
刚从日本归来的杨度，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发榜，他高中一等第二名。本来这是十分幸运的事，对于个人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可偏杨度倒霉。
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的是前面提到的，后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考试发榜后，慈禧太后曾向军机大臣瞿鸿机询问这次经济特科录取人才的意见。
瞿鸿机和阅卷大臣张之洞有仇，所以存心给张之洞难堪，乘机便向慈禧太后进言，说今年一等一名是个纯牌康梁新党。
他的证据也很有意思。一等一名梁士诒与梁启超的姓相同，而名字中最后一个字诒，与康有为同，因为康有为原名康祖诒。瞿鸿机便说梁士诒是“梁头康尾”。
慈禧太后一听此人与康梁乱党有关，马上下令取消一等一名的资格，并追查阅卷大臣的责任。
平素与张之洞有仇的御史也乘机弹劾，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杨度因为与梁士诒同科考取，而且在考试中洋洋洒洒大谈新学，所以也有新党嫌疑。
一等二名算是白考了，而且弄得杨度在国内无立足之地，不得不逃往日本。
在日本期间。杨度大肆宣扬金铁主义，认为只有金铁主义才能鼓舞起民众的热情，唤起国民的责任心。
但同时他又对中国社会的前途缺乏信心。
他的观点很保守，认为民主共和制的实行，是和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力量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不能成为左右社会的力量，而且民众的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又这样低，所以，杨度一直坚持反对实行民主共和制，认为折衷一下，取君主立宪制对中国最有益。
在君主立宪制下。开国会，设责任内阁，实行政党政治，走一条比较温和的道路，对中国是适宜的。对于这一政治观点，杨度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杨度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杨度曾将袁克定比为当代的唐王李世民，自己就是谋臣房玄龄、杜如晦。
到了袁世凯快称帝的时候，杨度也早已成为社会名流，其言语议论都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了。
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以后，作为君主立宪主义理论家的杨度自然不甘落后，闻风而动。
很快，杨度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君主救国论》。全文两万字，分上、中、下三篇，全文立论之本就在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文章写成后，杨度托总统府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批阅后，大加赞赏，立即提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命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杨度，以示恩宠；并秘令陆军上将，奉天巡抚段芝贵加紧印刷，广为发送。
现在杨度听到帝制马上公开进行，于8月10日谒袁，提出组织机关鼓吹帝制的问题。本来这是袁通过夏寿田授意叫杨如此做的，但袁假装不知，对杨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杨想在改朝换代时立个大功，取得新朝宰辅地位，正色说：“度主群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学术上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反复陈说，语气激昂。袁最后告诉他：“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少侯）等谈谈。”
杨度立即将袁意告知孙毓筠。接着，他们又把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和严复拉进来当配角，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
孙毓筠，安微寿州人，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在南京被捕入狱，判徒刑5年。辛亥革命时获得自由，充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7月到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后投靠袁，袁任其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
刘师培，江苏仪征人。其先辈以治《春秋》、《左传》闻名于当世，本人经学根底很厚，号为“国学大师”。
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后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为暗探，几被革命派处死。1911年到四川国学院教书。1913年充当阎锡山高等顾问。次年阎将其推荐给袁。1915年10月被任为署参政院参政，11月授为上大夫。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原名柱中。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长江下游招讨使，参与策划并领导了上海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自称吴淞都督，后被孙中山任为光复军总司令。曾上书孙中山，揭露袁世凯面目入骨三分，反对与袁议和，不久辞职。
宋教仁被刺后，由湖南跑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自此充当了袁的鹰犬。
胡瑛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加入过同盟会、日知会，后在湖北被捕。辛亥革命时，自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长。
南京政府成立，被委为山东都督。南北统一后投入袁的怀抱。
严复，福建侯官人。14岁考取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名，其时名宗光，字又陵。登仕后改名复，字畿道。
1877年留学英国，毕业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后官至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甲午战争失败，他撰写政论，翻译《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声望很高。
1900年脱离海军生活，思想渐趋保守，属君主立宪派。由于他学贯中西，袁有意思罗致，先后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校长、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他主张帝制，但对谁当皇帝未考虑成熟。
杨度约其发起筹安会，他不愿做发起人。
次日，杨度派人送来一信，内云：“昨所谈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旨与公商榷，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限明日载诸报端，公苟知底蕴，度无可拒理，已代公署名送报馆，不及待复示矣。”
筹安会启事见报后，他未加否认。
不过，在袁世凯搞帝制的过程中，他从未说过拥袁的话。上述6人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杨度从袁处领来20万元活动经费，在石驸马大街设置事务所，筹安会于是开张。
8月14日，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通电各省，发表了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声称：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感情，但除种族障碍，未计政治进行，仓猝制定共和国体，国情适否，不及三思。”
民国创始之后，“国家所历危险，人民所感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
同时公布了筹安会章程。23日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为理事。并通电各省派代，表来京。旋得各省复电，多数赞成，且派代表到会。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筹安会分会。
8月24日下午，在石附马大街袁乃宽的宅邸中，召开了军警特别会议。
段芝贵、袁乃宽、雷震春、江朝宗等军界、警界要人，一致宣布拥护君主制。
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公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
在北京先后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
梁士诒本人也出马拼凑出全国请愿联合会。
28日，筹安会越出了“学理”讨论范围，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翌日，向全国宣告：“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日拨乱，次日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
与“筹安会”的主张遥相呼应，9月16日，全国请愿联合会以各省人民的名义，向参政院呈上请愿书。
25日，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在此期间，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正式代表本国政府表态，赞同袁世凯称帝。
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梁士诒、杨度等领导，三次向参政院呈递请愿书。10月，各省开始举行国体投票。
一切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14年11月23日，袁世凯就宋育仁等倡言复辟发表过一个申令，内有“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之语。
筹安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和，鼓吹君宪，正是犯了“紊乱国宪”的内乱大罪，应即按法严惩。
因此，有人据此问袁可否干涉筹安会，他答复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虽无开会讨论之举，然耳闻已熟，久已不为措意；以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
“日前某博士来谒，力辨君主、民主之优劣，予惟答以民主国大总统之职分所存，实难研究及此。”
“至共和原理，本当集大众之心力才思，以谋大众之安乐幸福，此等开会讨论之举，于共和原理初不相背，何从横加干涉乎？”
“予之素志迭经表示，帝王既非所愿，总统亦非所恋，洹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于子个人固无嫌疑之可虑也。”
“在予个人，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固期望安全不能置度外；在全国人民，亦各有个人之身家产业子孙亲族，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宁非人情切己之所应有。”
“况此事为四万万人生死之问题，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之以干涉乎！”
“此种研究之举，只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及秩序，自无干涉之必要也。”
不唯不提“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反而说不能“横加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