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前清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有资格做各省民政长。
袁世凯还对前清遗老遗少极力拉拢，礼敬如宾，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元首地位，系清王室禅让而来，自己要感恩戴德。
这样，清王朝遗老遗少越发想入非非，一些人竟加紧活动，以为袁世凯早晚要还政于清。大清逊帝重蹈圣坛，不过是时间问题。
前清旧官吏劳乃宣到处宣传“还政清室”，并把《共和正续解》印刷出来，广为散发。袁世凯看后竟一笑置之。
这对逊清复辟派无疑是个最大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鼓噪复辟的行列。
“中国只宜君主制”，“共和政体不适宜”的论调甚嚣尘上。
黑暗的阴谋
1914年，袁世凯祀孔祭天，恢复古代官制，延揽遗老出任参政，搞得人们眼花缭乱，昏头昏脑，以致很多人把这年叫做“复辟年”，以为“大清”又要复活了。
清室为了避免嫌疑，摆脱干系，顺便进行试探，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特地拜访了把兄弟袁世凯，问清室是否要从故宫搬到颐和园。
袁说：“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
话中之意颇耐人寻味。
所以，被袁敦请担任国史馆馆长的湖南大名士王闿运到京不久，即戏谑地给总统府代拟了一副对联，横额是“旁观者清”；上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下联：“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其后有人在上下联后边各加“无分南北”、“不是东西”，成为咒骂袁世凯了。王闿给政事堂代拟的匾额是“清风徐来”，亦隐喻清室即将复辟。
正因袁世凯制造了许多假象，迷惑了不少人，遗老遗少故态复萌，肆无忌惮。
少数复辟狂利令智昏，公开喧叫“还政于清”。除了前面提到的劳乃宣，另一个叫得欢的是前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副大臣刘廷琛。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之后，想聘他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不愿做民国的官。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作为答复。
内称：大清200余年，厚泽深仁，世无失德。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国史馆协修宋育仁也按捺不住，破门而出。公开发表还政于清的演说，煽动复辟。一时谣言不翼而飞，传遍全国各地。
据说四川有一个叫十三哥的土匪，曾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倡言清室复辟，争当遗老。
在堂堂的中华民国，复辟言论如此甚嚣尘上，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关切和愤慨。
即使袁政府的某些局外人，也觉得过于嚣张狂妄，如不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实在不成体统。
1914年11月10日，肃政史夏寿康给袁上了一个呈文，反对清室复辟，维护民国。
袁世凯要的是帝制自为，非帝制人为，对清室复辟言论开始置若罔闻，听其泛滥，目的在于制造共和制度不如君主制度优越的反革命舆论，为帝制自为创造条件。
现在看到清室复辟言论传播得越来越广，有利于清室，不利于自己，亦愿适当地惩戒一下清室复辟派，叫他们收敛一点。
所以在13日在夏的呈文上批了不痛不痒的几个字：“交内务部查照办理”。
一天，徐世昌召集政事堂会议，讨论复辟邪说问题，袁世凯亲自参加，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也可以做。”
意思非常清楚，君主制度可以恢复，皇帝可以要，但宣统不行，满族人不行，只有汉族人才行。不过，他所说的找明朝朱元璋的后代或叫朱启钤当皇帝则是假的。
姓朱的不能当，除他以外谁还有资格当呢？
短短几句话，便泄漏了自己要当皇帝的天机。
继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全体以清室复辟言论有“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患，酿成内乱诸大害”，请求“照《新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弭祸患。”
这一来倒是有违袁世凯“查照办理”的初衷了。因为若要对清室复辟派严加惩办，以后谁也不敢再提倡帝制，帝制自为便无法鼓吹得起来。
故必须高抬贵手，来个“得饶人处且饶人”，既给帝制自为留条后路。又借以表明自己的“仁人之心”。
于是他在11月23日申令为清室复辟派开脱。对资产阶级拥护共和的言论狠下毒手，恨不得斩尽杀绝，对真正的复辟言论反而“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极力开脱，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
由于袁世凯批示“查照办理”在先，内务部于11月20日曾通咨各地说：“查紊乱国宪，《刑律》订有专条，法令森严，势难姑息。嗣后遇有诞妄之徒散布此等莠言者，即当严加禁制，其或显有不法行为者，应即随时查拿，按照《刑律》内乱罪分别惩办。”
它唬住了一些胆小鬼。那个兴致勃勃准备来京当参政的劳乃宣，听到消息，中途急忙返回青岛躲进租界等等。
然而，在袁的亲自过问下，宋育仁等都被取消了处分。袁世凯很有手段地处理了清室复辟的问题。
在大摆迷魂阵的过程中，袁世凯并没有忘记按照既定方针办。
1914年8月，梁士诒秉承袁意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参政程树德说明了应修正的理由。
表决后，遂交约法会议。同月28日约法会议讨论通过。12月28日修改完毕，次日袁予以公布。
1913年10月5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即行废止。
新《大总统选举法》共15条，其特点是：（一）大总统任期10年，得连选连任。（二）选举之年，参政院参政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三）选举之前，大总统有权推荐具有资格者3人为候选人。……（四）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50人组成。选举之日，大总统将所推荐的各候选人公布于选举会，选举会对被推荐3人和现任大总统均可投票。
根据这个《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他不但可以通过御用的参政院借口“政治上有必要”，不经选举只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而留任。
一届任期10年，再留任或连任两届他就80多了，如果那时还活着，仍可留任、连任下去，直到死时为止。
不仅如此，它还能使总统变为袁氏家族的世袭总统。因为3名候选人由总统提名，选举人只能在3人和现任大总统中挑选1个，袁可以把3个候选人都写成他的儿子……
显然总统已经皇帝化了。
约法会议为袁世凯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修订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
《大总统选举法》修订后，袁世凯在口头上绝不吐露“帝制”二字，但经常念叨“共和办不下去”。段芝贵、杨士琦、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夏寿田一帮亲近小人早已窥透他的心思，先是旁敲侧击，继而直捣中坚，提出帝制问题。
袁世凯初尚装模作样，后来干脆告诉他们：“你们斟酌去办。”其亲信便大干特干。
袁世凯及亲信为了“帝制”可谓挖空心思。
过去，袁世凯向上爬、窃国，完全仗着有段祺瑞、冯国璋这样的左膀右臂；现在搞帝制，他打算抛开他们依靠地位略低一些的人物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
道理很简单，段、冯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头面人物，用起来不顺手。地位低的人容易驱使，如再隆之以位，赐之以爵，饵之以禄，他们必乐于感恩图报，俯首听命，尾巴翘不起来。
段祺瑞、冯国璋也确实不如过去奉之唯谨了，特别是对搞帝制，由于损害了本人利益，他们颇不以为然。
论地位、资历、威望，在北洋系统中，只有一个徐世昌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共和制度下，他们都有继袁而为总统的可能。
改行帝制，皇位世袭，不但做国家元首的希望完全破灭，而且还要向袁和未来的“太子”跪拜称臣，此即他们最不甘心的一点。
然而其公开表现又各不相同。段因袁削夺其兵权久怀怨恨，公开唱反调，对以“太子”自居的袁克定不假词色，每每以盛气凌之。
冯远处南京，暂时同袁没有直接矛盾，反对帝制不如段露骨。因之，袁对他们二人的态度亦有所区别。
袁对段祺瑞极力排斥，屡屡向段讲：“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休息”是辞职的同义语，段无可奈何，只得称病辞职。
1915年5月30日袁下申令说：
“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过听其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4两，医药费5000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似乎对段十分倚重、关切。
自段请假后，袁几乎每天派人给段送去鸡汁、参汤之类的滋补品，体贴极其入微。而段不敢一尝，吩咐倒掉完事。
袁一面把表面文章做到十分好处，一面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指使肃政厅弹劾陆军次长、段的亲信徐树铮浮报军火费，6月22日将徐免职，以田中玉继任，对段进行打击。
段为此愤愤不平。袁克定经常在背后大骂段。两家关系迅速恶化，连于、张二位夫人也断绝了一切联系和往来。段接连又上几次辞呈，这正中袁世凯下怀，他一阵虚情挽留之后，便顺水推舟地答文给段祺瑞。拖至8月29日，明令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职务。
段祺瑞被免职之后，在北京府学胡同家中，闭门静养。他的这种消极态度，既是与袁争权失势后的抗议，也同时是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对。
在家中，有客人时，他公开表示反对帝制，话说得直截了当，毫不隐讳。没客人时，就大骂袁世凯，骂得很难听。
有一天，他大骂袁世凯，骂得正在兴头上，他夫人张佩蘅听见了，便抢白说：“你今天的地位从哪儿来的，干吗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后勃然大怒，当即打了这女人两耳光。不过段祺瑞反对帝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用口不用兵”。他说，这种办法我想袁世凯还不至于对我不利，如果有，我也只好坐而待之。
这个办法也果然保全了他。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就觉得像段祺瑞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公开反对帝制，至少他当皇太子的计划就难以实现。所以，一心除段而后快。
袁克定的计划被张夫人知道了，她立即跑去找到于夫人。于夫人就把这事跟袁世凯讲了。袁世凯权衡利弊之后，就把袁克定找来，对他说，你姐夫（指段）对帝制有意见，他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的行动，你立即停止。他是我们家里至亲，而且现在的事还没定，我们内部就这样了，将来更不堪设想。于是段祺瑞免于一死，这是后话。
前面我们介绍段祺瑞接连向袁世凯辞职，8月29日，袁免去段的陆军总长，以王士珍接替，袁世凯求之不得。
袁对冯国璋采取的办法是笼络、欺骗。
1915年6月下旬帝制风传极盛时，冯国璋同梁启超一起进京摸底。首次见袁，冯就试探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十分严肃地回答：“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又亲热地对冯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去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
后来冯又谒见袁两次，每次均谈及帝制问题。
7月9日，《申报》发了一则比较详细的消息。袁说：“外间种种风传，余亦略曾闻见，有谓此事由余主动者，亦有谓我儿克定主动者，此种风说，误会之至。
“然此风说之所由起，亦自有其原因：盖一则因余自辛亥办理共和之际，颇恐中国历史及国民程度与美、法诸国有所不同，改为共和，究竟与国家根本如何，不能无所怀疑。
“与人论及时局，或不免偶尔披露此种意思，因之外间易生误会，此其一也。二则因封爵问题，外间或以封爵即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不知共和国家，虽以不设阶级为原则，但我国今日系五族共和，一律平等，满、蒙、回、藏均有封爵，而汉人独否，是亦不平等之甚矣！
“今《约法》既规定大总统有颁赏勋爵之权，故余以为汉人中之有功民国者，实当然有受封爵位之权利，故余久已决定施行此典，惟以外间多所误会，是以暂行停办。
“然他日亦必须依法施行，外间切不可因此又妄加揣测。此又其一也。
“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如此！
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计耳。而余之大儿克定方在病中，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名士，三儿子更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
“余对于诸子，纵与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
语至此，冯插言：“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多以时间问题，尚有可研究之处耳。他日者，大总统将中国办得转弱为强之际，则天与人归，恐大总统虽欲逊让，亦有所不得耳。”
袁闻此言，厉色语之曰：“闻君此言，仍是在余身上打主意。余之四五儿子在英留学，余已饬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则余惟有迳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
其态度何等明朗、坚决！
冯国璋同段祺瑞一样与袁有多年袍泽关系，关系亦极亲密。冯在京期间，袁优礼相加，每逢吃饭，不是派人送去牛奶酪，就是红烧猪肘，甚或几个大馒头，凡冯爱吃的均送，另送冯的夫人许多礼物。完全待如“自家人”。
但对这个“自家人”袁却不讲一句真心话。接见冯时，他说得那么亲热，可是回到楼上，便连声叫嚷：
“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无怪后来冯气愤地对人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怎不令人寒心！”
袁世凯欺骗冯，固然与其一贯对人猜忌、戒备有关，但把谈话公开在报端刊载出来，明确表态，则主要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
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不愿当皇帝，那么，以后搞起帝制来，就无人怀疑他是主动者，他那个肮脏的灵魂便不会为人所知了。
袁世凯为组织一个领导发动帝制活动的核心集团，颇费了一些脑筋。开始，参与这一秘密活动的只有杨士琦、段芝贵、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夏寿田诸人。
杨度因和袁克定关系密切，亦深知其中奥秘。杨士琦是皖系官僚集团的实际首领，也是秘密策划帝制活动的主持者，他既反对进步党，也反对交通系，打算由北洋一系包办。
袁克定认为这个圈子太小，北洋一系包办不了，欲拉进步党帮忙。
1915年春，袁克定约梁启超往小汤山赴宴、请杨度作陪。席间，袁克定隐露要梁赞成改变帝制之意，梁未同意。
返城以后，梁知祸将至，乃携家走天津。
进步党靠不住，袁世凯便去抓交通系。交通系又称粤系，以梁士诒及其助手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为首领。
交通系和皖系过去同受袁重用，而又你争我夺，互相攻讦。1914年5月梁士诒被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改任税务督办、参政院参政渐渐失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