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的婚事与所有普通人一样，也极为平常，既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曲折感人的悲欢离合。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人生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珍视的一页。就像秋天的云彩一样，虽然平淡，却隽永、深长。
陈果夫的婚姻是旧式的，即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
还在陈果夫十二三岁就读沈若臣先生的塾馆时，因其相貌还好看，且聪明老成，另外家世也好，所以沈先生特别喜爱他，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他，将其择为东床。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在当地颇算一富的陈家可能嫌沈先生只是个普通的乡村塾师，家庭也穷酸得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便婉言拒绝了。自此以后，镇上一些穷家小户再也不敢高攀陈家了。后来，一家姓赵的富户来说亲，说媒的人极力夸奖其女如何貌美、如何贤惠，希望能玉成此事，但陈果夫的母亲却认为赵家风气不好，怕两家结亲后有辱门风，因此，也没答应。
不久，在湖南的三叔陈其采来信，说湖南有一贺家求亲，其女为大家闺秀，与果夫十分般配，而且贺家乃当地大富，与陈家门当户对。这样条件的家庭当然可以，但果夫的母亲又认为湖南与浙江分隔两省，山高水远，路程迢迢，有诸多不便，于是又加以拒绝。
这以后，又有几家亲戚来提亲，怎奈陈家不喜欢老亲加新亲，也不允许。这样一来，都以为陈家门第观念太重、且条件太苛刻，一般是高攀不起的，便再也没人登门说亲了，陈家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这样一直拖到了陈果夫18岁的时候，还是没有解决婚姻问题。在当时的湖州，男子到了18岁，还没有说亲，就要被乡里议论，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所以到了这种时候，父母亲才开始着急起来，父亲一封封家书写给正在杭州读书的陈果夫，要他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说不可再迟了，一次比一次催的急迫，这使陈果夫不得不开始考虑婚姻问题，并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自己远离父母，在杭州人地生疏，怎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还是只得靠家里成事了。
不久，父亲又来一信，说现有朱家女朱明小姐，由沈、杨二老做媒说亲，该女祖母已见过，母亲也十分满意，而且冯家太伯母证明其家教很严。现特来信征求陈果夫的意见，看是否同意。
陈果夫虽受新思潮熏陶，对旧式婚姻也颇为不满，但因自己年岁已大，还没说上亲事，给父母诸多担心，如此次再不答应，一定会惹父母生气的，便应允下来，他即给家中写信，云：“……其家庭情形，既经各位有信用之长者深信不疑，则可以不必再事调查，惟以后应遵照两个条件：（一）入校读书，（二）放足。”由于所提两个条件很简单，也好办到，陈果夫的父母即向朱家提出，朱家均答应了，于是，“就家有贤妻、万事解。失势后的陈立夫若非有夫人孙禄卿的开导，又怎能如此淡泊名利地去异地他乡弃政从商？照旧时的仪式定婚。父亲寄给我一份对亲茶，和几只大定升糕。我因为不愿给知己的人晓得，只分了一只给不相莫逆的同学吃，独自一个人，放在橱里，秘密吃了一星期。”这样算是正式订亲了，既了了陈果夫一桩悬着的心事，也遂了父母亲多年的心愿。
朱明小姐，于1893年出生于吴兴县荻港镇。父亲五楼公在上海创设福康钱庄，是上海钱业界有名的富商，朱明为其长女，系五楼公元配潘夫人所生，为五楼公掌上明珠，因其长期在外经商，因此对朱明的文化学习并不重视，另外，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所以，朱明长到17岁，只是简单认识几个字，念得一部女儿经而已，大好时光均在工习女红中度过。
这次陈果夫提出让朱明上学的要求，五楼公当然赞成，而朱明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家人的允许下，朱明即进入启明女校读书，她如鱼得水，在学校努力学习，虽然年龄大了些，但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这样一直读了5年，于22岁时才停学，确实收获不小。
虽然定亲了，但陈果夫并没有与朱明小姐见面，也没看到照片，对于自己未来的妻子，他只是一种“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模糊感觉，于是，心中常常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伊的相貌怎样？”于是，在头脑中总虚构着一位女子的模样，是大家闺秀，是小家碧玉？是艳若桃李，还是柔如柳杨？有时，他觉得虚构的这些女子形象全像是自己的那个朱明小姐，有时，他又觉得完全不是，他很想见见这位朱小姐，但又不可能，只能让这种相思苦苦地煎熬自己，直到结婚的那一天，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1914年，陈果夫与朱明小姐正式结婚。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结婚礼节删繁就简，财用去奢从朴，大有进步。江浙一带“旧式未改，参用新礼，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行结婚礼者，此亦嫁娶从俭之好现象也”。陈果夫作为革命党人，也采用了民国新定的礼制，即：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郎新娘交换饰物，相对行鞠躬礼，谢证婚人、介绍人，行见族亲礼，行受贺礼，来宾演说等。不同的是，朱明因家境富裕，所以嫁时妆奁甚丰，盛极一时。总之，陈果夫的婚礼有新有旧，是新旧转换时期的产物。
陈果夫与朱明不是恋爱结婚，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细语，也没有互诉心迹的海誓山盟。在婚前，陈果夫与朱明甚至一面也未曾见过，但婚后他们相处很好，感情甚笃。
陈家虽是富家，但陈其美奔走革命，陈其采服官外省，仅陈其业留守桑梓，收入微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口，只得事事节俭，朱明在家时养尊处优，现在到陈家，多有不适。但她毫无怨言，尊敬长辈，爱护弟妹，使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融融一堂，实在难得。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为袁世凯通缉，生活多有困难。朱明曾典卖首饰物品，以资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特别是对陈果夫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偃病床褥，朱明服侍汤药，更换衣被，“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陈果夫每每提起夫人，总是充满恩爱与感激之情。
如果说陈果夫的婚姻基本上是传统的模式，那么陈立夫的婚姻则在旧式传统中点缀了些新时代的色彩。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当时在湖州有声望有地位的只有两家，一是陈家陈其业，一是孙家孙蓉江，孙蓉江从事典当业，家中十分殷富，与陈其业一样，也热心公众事务。因此，乡里间有婚丧嫁娶等事，总是请他们两位作执事先生，家庭、邻里出现纠纷，人们也总是听他们一句话，便烟消火熄。
陈、孙二人在为地方办事过程中，相互信任，同心协力，处理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二人关系越来越好，成为莫逆之交。孙蓉江有一女儿叫孙禄卿，与陈立夫年龄相当，生得文文静静，知书达礼，陈其业很喜欢这个侄女，便提出与孙蓉江结为儿女亲家。孙蓉江常在陈家走动，也很喜欢长得机灵清秀的陈立夫，于是满口答应。这样，陈立夫与孙禄卿的婚事便在陈立夫13岁时由父母之命定了下来。
孙禄卿为孙蓉江次女，生于1900年，与陈立夫同庚。孙禄卿从小喜欢画画，而且在绘画方面颇具天资，几岁时画的作品，就能抓住所画对象的特征，反映事物的内在美，一时为乡里称奇。孙蓉江对女儿的爱好不但不压制，而且为其创造条件，让女儿发展自己的特长。他曾带女儿去拜名画家王一亭先生为师，在王先生指导下，孙禄卿专攻山水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陈立夫虽然知道孙禄卿其人，但也仅仅是在乡间亲友举行的婚宴上远远望见孙蓉江带着他的女儿出席宴会而已。他感觉女孩生得文静，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现在双方父母撮合，陈立夫也表示愿意，但双方一直没有晤面交谈。
直到1923年夏天，陈立夫要到美国深造，才有机会与孙禄卿见面，此时，孙禄卿已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为陈立夫出国饯行，亲友们举行送别宴会，孙禄卿也赶来为陈送行。在一处名叫沈氏义庄的私家花园里，陈立夫与孙禄卿第一次见面。当时，两人都已20多岁，且已读了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然而，传统礼教的约束仍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两颗跳动的青春之心隔开，两人仅说了些礼节性的客气话而已。虽然如此，这次见面使两人都平添了对对方的深深爱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振武学校时的蒋介石虽神情坚定，却略带生涩。陈立夫在美国留学两年，二人便是锦书相连，鱼雁不断。有时，孙禄卿给陈立夫信中，如觉意犹未尽，总要拿起墨笔，在素笺上勾上几笔，或是疏影横斜，或是晓莺残月，流露出淡淡的离愁。而陈立夫给孙禄卿的信，则是一手漂亮的书法，裹夹着一份真情。
1925年，当陈立夫从美国回来，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上海滩时，孙禄卿已从上海美专毕业，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女画家。一个是刚刚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一个是多年苦练丹青的画坛新秀，真可谓工、艺交辉，智、慧双修。本来，当年便可喜结良缘，但陈立夫又到广州去投奔蒋介石，参与北伐战争，把婚期耽误下来。
好事多磨，直到1926年冬，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全省、取得歼灭孙传芳主力的重大胜利后，陈立夫才脱下戎装，化装成商人模样，来到上海，与孙禄卿正式结婚。对于弟弟的婚事，陈果夫一直十分关心，主持婚礼当然责无旁贷。正在广州的陈果夫丢下公务，秘密来到上海，帮助陈立夫筹办婚事。婚礼那天，陈果夫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安全的缘故，婚礼在上海英租界盆汤弄平安旅馆举行，而且只请了少数至亲好友参加。
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立夫与孙禄卿内心充满了无限幸福。婚礼上，孙禄卿一时动情，拿起笔来，泼墨作画。很快，一幅“桃柳蜜蜂图”出现在众人眼前。画上桃花盛开，柳叶吐翠，几只蜜蜂穿绕花间，在香馨的陶醉中辛勤采蜜。这无字的诗、有声的画，赢得大家一阵喝彩。此情此景，使主持婚礼的陈果夫也十分激动。他走上前来，望着画沉思一下，便欣然命笔，为孙禄卿画题词：“桃红柳绿含春意，从此相亲蜜蜜甜”。以此来祝贺弟弟与弟媳新婚幸福，白头偕老。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赢得众人又一阵喝彩。弟媳作画，兄长题词，成为一时的佳话。
陈立夫与孙禄卿婚后相敬相爱，一个聪颖娴静，一个多才多艺，确是天生一对。但两人的性格、志趣、爱好也不尽相同，他们却能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携手共度人生。
陈立夫政务繁忙，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家庭，孙禄卿则牺牲一些自己作画的时间，尽力执掌好家务，管教好子女，让陈立夫一心致力于公务。
孙禄卿是学美术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标准，家中布置，如客厅沙发、卧室家具、窗帘色彩等，她都要亲自动手、摆放得很协调。厨房里，锅碗瓢盆井然有序，箱柜中，衣饰器物都有定位，一切以美观第一。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一切讲求实用，主张实用第一。但陈立夫尊重夫人的理念，家中一切陈列摆设从不过问，任其妻发挥爱好和所学。
性格方面，陈立夫较平和，孙禄卿较急躁。在家庭中，如果出现意见相左时，陈立夫从不当场反对，直到晚上就寝时，才作心平气和的陈述，尽量使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有时管教子女，两人方法不尽相同，但面对困境时，有人摇头叹息，有人怨天恨地，有人萎靡不振，有人潜心自修、另辟佳境。陈其采看到中国的落后，便立志变法图强。都不当场反对对方，如此一来，也能使子女看到父母修养的榜样。
经济上，钱物全由孙禄卿执掌，两人共用一个银行户头，都可随意取款，而都不怀疑对方之用途。陈立夫喜欢用钱，只要有钱带在身边，常会花光；而孙禄卿用钱谨慎，没有随便花钱的习惯，但她从不指责陈立夫随便花钱。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与孙禄卿才真正做到了相敬如宾，两心如一，共同度过六十年的岁月。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婚姻情调虽各不同，但都是幸福的。他们在婚后，各自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能相亲相爱，并始终如一，白头偕老。二陈在私生活方面都十分严谨，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移情他恋，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中是不多见的。而朱明与孙禄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养子女，并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他们的丈夫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而她们却都默默无闻，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见的。红的发紫的人物
陈立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蒋介石权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首先，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另外，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合。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处心积虑，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对于蒋介石的焦急心情，陈立夫深深理解，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为他的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军费分配和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发生分歧，各不相让，而汪精卫则在旁幸灾乐祸，流露出明显偏袒季山嘉的倾向，使得蒋介石心中十分不高兴，暗恨汪精卫。
孙先生一故去，蒋介石立即背叛了三民主义。不久，汪精卫、季山嘉以主持第七军作为诱饵，拉拢蒋介石第一军中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使蒋介石生疑。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将王懋功职务解除，并限时要他离开广州。汪精卫则针锋相对，以贩卖私盐的罪证，将蒋介石的把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除职务。蒋汪一时剑拔弩张，双方之间气氛颇为紧张。
当时，广州地区也传出一些谣言，说中共已与季山嘉、汪精卫商量好，要从蒋介石第一军中撤出共产党员，另与汪精卫合组国共军队，以孤立蒋介石；还有说蒋介石要到苏联去休养等。那时，国民党内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国考察、休养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必须采取办法，脱离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