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诗人陈子昂，字伯玉，是奋力开拓唐诗发展道路的杰出先驱之一。他的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陈子昂的一生刚正不阿，追求贤明政治，所作的《感遇》诗，指斥时弊，风格清俊，赢得后世的称颂。然而，陈子昂仅活了42岁便死于非命，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死于何因？
据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在《陈子昂别传》及《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记载，陈子昂是被贪婪残暴的射洪县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的。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在朝中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上表，以父老乞罢职归侍。武则天下诏允许他带官返乡，仍领右拾遗薪俸。是年秋，陈子昂回到家乡样州射洪（今四川射洪）。次年七月，陈子昂之父元敬病故。十月，陈子昂葬其父于射洪武东山南的石佛谷中，并为之撰碑。守丧期间，他痛哭不止，气息欲绝，“杖不能起”，健康受到严重损伤。就在此时，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罗织罪名，欲加害陈子昂。陈子昂慌惧，不得不使家人送交20万缗钱，段简仍嫌太少，多次派吏用车子把病弱不堪的陈子昂拉到县衙传问审讯，进而定罪入狱。陈子昂自知难保性命，忧愤至极，含冤死在狱中。可是，陈子昂是带官归侍，且得到武则天的许可，区区县令段简岂有随意加害之理？由此看来，陈子昂之死，必有另情。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赵儋代梓州刺史鲜于叔明撰写的《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曰：“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陈元敬曾任文林郎）卒。公至性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由此碑文可知，陈子昂至性纯孝，为父守丧庐于墓侧，悲伤过度而死，被他人加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然而，唐朝文人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却将陈子昂之死同武三思挂起钩来，曰：“乔（知之）死于谗陈（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沈氏认为，武三思怀疑陈子昂摈排，指使县令段简直接加害，以致陈子昂惨死狱中。明代文学家胡震亨也相信这种说法，在《唐音癸签》中说：“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武三思和段简上下串通谋害陈子昂，而陈子昂只能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隋唐史学家岑仲勉经过考证，提出另一种观点。他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说：“以武后、周（兴）来（俊臣）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余由此推想：谓子昂家居时，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计划，即必有诛讨武氏之文字，‘别传’所谓‘附会文法’，匣剑帷灯，饶有深意。唯如是，斯简之敢于数舆曳就支，子昂之何以惧，何以贿，均可释然。及不堪其逼，遂以死谢之。”葛晓音《关于陈子昂的死因》一文对岑先生的推想做了进一步论证，认为陈子昂撰写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或许就是招祸的直接原因，碑文中“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等语可能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段简正是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以死罪相威胁，终使陈子昂在劫难逃。
可是，仍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彭庆生作《陈子昂诗注》，并编修了陈子昂年谱。在谈及陈子昂的死因时，他反驳岑仲勉的观点，彭庆生认为推想陈子昂有反抗武则天之计划或文字，未免凿空。若陈子昂确有其事，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陈子昂别传》也不得言“附会文法”。
围绕陈子昂的死因，人们提出了诸种不同的看法，究竟何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