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对手进行无数次的重复博弈之时，道德也是用来维持均衡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在心理上往往都会有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毕竟每个人都有追求高尚的动机。此时，诚信也就成为其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在更多的情况下，你可能找不到更适合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你的博弈对手，此时此刻道德即成为维系均衡的重要因素。
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林肯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灯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
他十几岁时当过村里杂货店的店员，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将这几分钱退还给顾客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
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人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道德作为一种惩罚机制，遍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检举揭发官场的受贿行为、谴责破坏他人婚姻幸福的第三者。道德惩罚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对于规范和约束道德行为体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惩罚通过公共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和道德良心等对违背道德法则的行为或坏的道德品质予以谴责，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体的道德权利予以限制和剥夺，能够促使该道德行为体实现由恶向善的转化，达到维护道德良知、重申道德秩序的作用。
在金融危机中，不少企业经营不下去，老板只求个人的利益少受损失，外部赖账、内部欠薪，有的索性卷铺盖走人，留下员工遣散、债务偿还等烂摊子让别人去收拾。这样不讲诚信的企业、不负责任的老板，背负着法律、经济和道德的三重债务，在社会上已是寸步难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是这样。有些企业家怀揣现金心里不慌，但面对能够迅速收到成效的方法——裁员减薪，他们却选择了放弃，这正是有担当、重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就曾宣布，“一不裁员、二不降薪，并继续广纳贤才。”他强调，员工是企业创造价值的主体，企业业绩不是靠裁减人裁出来的，而是靠凝聚人做出来的。
在经济寒冬里，企业负责任、有担当的做法，给人们带来了融融的暖意，也赢得了普遍的赞赏。经媒体报道后，好评如潮，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和感动，这种无形的财富，也将成为企业东山再起的助推器。
道德感自然地使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对不道德之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的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仅仅凭借对方的道德观念来达成合作是具有一定风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博弈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遵守道德规范的动力与压力。
博弈论小贴士
与人博弈时，在遇到法律法规也无法约束你的博弈对手情况下，采用道德来维持均衡无疑也是一件比较具有威慑力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