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被南开中学开除了的端木蕻良并没有停止他的抗日活动，很快就和北京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参加筹备了南下示威活动。为此端木蕻良还被政府抓起来，拘留了几天。好在他的三哥托人花钱把他从拘留所保了出来。可是这短短几天的大牢生活，使端木蕻良无法忘却。他后来在1937年，撰写了一篇题为《被撞破了的面孔》的小说，其中的许多情节就是来自于那几天痛苦的生活体验。
端木蕻良从大牢里出来以后，大概在1932年的春季，就到北平看望母亲。因为当时端木蕻良的那位已经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的母亲“搬到了北平，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由于医疗费非常昂贵，而且她没有医疗保险，可见那时她不可能太穷”。端木蕻良的母亲在那所著名的美国教会医院治病，并定居北平，住在皇城根小瓦房胡同里。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或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或到天津和他的兄嫂住在一起。母亲对于端木蕻良参加学生运动，似乎没有反对过，一是端木蕻良可能根本就没有告诉过她，二是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但端木蕻良深深知道母亲舍不得离开他，同时他又知道，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就必须离开自己的母亲。
1932年的3月，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宣布在东北沈阳成立，对此端木蕻良非常气愤，于是便去赤城参加了孙殿英的部队——这是国民党的第四十一军——北京学生军。孙殿英是国民党的将领，他的学生军主要活动于河北、山西、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一带。这些学生军们“一早带着月亮出发”，一直到“天色要晚了，在头顶上盘桓的鹰也忽扇忽扇的回家了”，他们“还在鞭着马跑，不知今夜宿在何处”。相隔几年以后，在1937年10月17日的《七月》杂志上，端木蕻良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孙殿英》的文章，文章中这样描述：“我加入他们的军队是一名小兵，我在伊克昭盟和卓索图盟巡行了很久，……马骑得不好，枪打得不灵，不过随着风沙到处跑。从东栅子跑到西寥子，从独石口跑到龙关，生活全在马上。”同时他又在这篇文章中坦白地说：“本来参加的动机是为了抗日去的，而回来时候却作了写故事的回忆。”可见端木蕻良的这段从军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素材。端木蕻良的那篇精彩独特的短篇小说《远方的风沙》几乎就是他戎装生活的写照，另外，在他的《螺蛳谷》、《柳条边外》、《大江》里也都有军队的影子。
对于端木蕻良自愿服兵役这一举动，夏志清曾有这样的评语：“高中生具有如此强烈的爱国情绪的表现，是少见的，可是同时我们不能除去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注意到年轻托尔斯泰的例子，端木已经着手获取军队的经验，以为他的文学生涯做准备。要是国家的前途，决定于日益扩大的抗日斗争的结果，他一定考虑到，要达到做为重要小说家的角色，怎能不参与这场斗争？”端木蕻良从军的日子并不长，大概一共才三四个月。1932年的夏天，孙殿英的队伍调防到西北，端木蕻良从军的本意主要是抗日，既然部队不是前往东北的抗日前线，而是一直往西转移，端木蕻良便走为上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北京——他母亲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