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的大同酒家举行了简单的婚宴。虽然端木蕻良在家人面前还不敢透露萧红怀孕的事实，但他的亲友，特别是他的母亲仍旧不赞同这桩婚事。这是因为母亲知道萧红已经两次和男人同居又分离，她认为这个媳妇不吉利，因而不希望自己从未结过婚的小儿子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但端木蕻良这一次违背了母亲的意愿，他坚持了主见，他认为萧红过去两次不幸地被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欺负，最主要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两个男人都没有和她正式举行过婚礼。没有婚礼的约束，这些男人才可以不顾萧红的存在，再去和其他女人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这是不公平的。端木蕻良觉得，萧红不应该再处于那种“情妇”似的地位，因此想要给萧红一个正式的名分，这也是端木蕻良想要向萧红表示自己对她的尊重。同时端木蕻良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大事，一向是慎重的。但是萧红不愿意到政府的有关机构办理登记手续，因为她认为当时的政府不积极抗日，她不相信不抗日的政府。于是端木蕻良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相信自己，举行一次由亲朋好友参加的婚宴。
参加婚宴的仅有几位宾客，其中大多数来自住在武汉的端木蕻良方面的亲戚。他们是：端木蕻良的三嫂，武汉大学的学生刘国英和她的同学窦桂英等。三嫂的父亲(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刘镇毓老先生主持了这次婚宴。事后他对这次婚宴的“排场”表示满意，其实所谓的“排场”，实在非常简单，因为端木蕻良和萧红原本都不是追求排场的人。不过，喜宴的气氛还是热烈的，尽管端木蕻良和萧红共同的朋友只有胡风、艾青等少有的几位前来助兴。胡风在得到萧红的通知的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他还是去了。另外，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也前往参加，并赠送一块贵重的衣料作为贺礼。在婚宴上，为了活跃气氛，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她当时正怀有萧军的孩子)，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但是萧红的东北老乡们以及朋友们并不像萧红那样宽宏大量，他们似乎始终不能接受端木蕻良和萧红已经举行了婚宴的这一事实。在他们的笔下，萧军的《侧面》、胡风的《悼萧红》以及骆宾基、聂绀弩、梅林、高原、蒋锡金等的作品里，端木蕻良都变成了“无名氏”，他们不是称他为“T”就是“D”，或者“某君”甚至“××”，而且许多人常常容易“忘记”他们的婚宴事实，例如骆宾基在他的《萧红传》里称举办过婚宴的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关系为“同居”，而称没有举办过婚宴的萧军和萧红为“夫妻”。在这种称呼之下生活的端木蕻良，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损伤，情绪也一定不会稳定。加上战争年代、艰苦的岁月，任何一对夫妻要始终保持互相谅解、爱护、体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何况还要加上外界的压力，舆论的不公平，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婚姻生活不可能永远是吟诗抒情，渐渐地出现了暗礁。
萧红首先表现出情绪的极度不安宁，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身子一天比一天沉重。她常常闯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去找舒群，舒群当时正住在那里编《战地》。萧红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苦闷。舒群劝她到延安去，她不肯，她不愿见到萧军，为此就和原本一向相处很好的舒群发生争执。
这一年，由老舍及文艺界九十六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已经在汉口成立，端木蕻良和萧红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之下，都积极地投入。同时，他们也仍旧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参加《七月》杂志的“现代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等。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不断地向西部延伸，武汉的情况日益紧张。先是传来了空袭警报，接着是日军轰炸机的吼叫，武汉市民的正常生活被刺耳的警报和狂轰滥炸打乱了，没日没夜地在那里躲避空袭，很多人开始准备出逃。武汉的文化人也不例外，他们多数计划前往四川。端木蕻良则打算去当一名战地记者，这是因为他想直接到前线去，收集有关抗日战士的第一手资料。他曾经给《大公报》的记者王芸生写了一封信，王芸生接信以后表示欢迎。只是后来由于中方军队撤得也太快了一点，很难追踪上他们后退的步伐，只能作罢。
接着，端木蕻良便和萧红商量离开武汉前往重庆。可是不久，大约在8月初的时候，就有人发现端木蕻良同罗峰、梅林等人一起坐船先往重庆去了，而萧红则留在了武汉。旅居台湾的东北作家陈纪滢说：“据孙陵兄告我，端木看来文雅，但在二十七年夏天，正是武汉紧张的时期，他却一个人买了一张头等船票去了重庆，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昌不管了。”骆宾基说：“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汉已极度恐慌的时候，……而他却把船票作为己有……起程去川了。”端木蕻良这一举动，看上去确实有些“不仁义”——在日本人大轰炸武汉之时，竟把重孕在身的妻子萧红留下，只身逃离——听上去不仅是“不仁义”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的“负心郎”行为了。他这种“不近人情”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指责。只有端木蕻良现在的妻子钟耀群后来对这件事有过这样一段陈述：“1938年端木、萧红在武汉，因为他托人只买到一张船票，他要萧红先走，萧红却执意要他先走。两人争论时，萧红发了脾气，非要他先走不可！安娥(田汉的夫人)在一旁也说她能搞到船票，和萧红一起走会更方便一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端木才不得不先走了。”情况虽说如此，但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赵淑敏在《端木蕻良的感情世界》一文中对此做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女性心理分析。她指出，当萧红坚持要端木先行入川，“端木就依言先去了重庆。端木没想到这事不但影响了外人对他做人的评价，在萧红心理上也会觉得失望。他不知道，萧红虽痛恨做附属品，在心性上和生活上，仍是个渴情望爱的女人。假如端木不那么听话先走了，萧红会发发脾气，心里却是既安慰又舒服。而端木以为终于和对他悄悄念《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她结了婚，以为接受了怀着萧军孩子的她，就表示了足够的爱。他不懂，真不懂，一个在感情生活有那么多颠沛经验的(人)，需要的(就会)更多。”除此以外，人们或许还会不由要问：如果萧红肚子里怀的孩子是端木蕻良的，端木蕻良是否还会走得那么“无事一身轻”呢？
端木蕻良自己在几十年以后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他们是托罗峰去买的船票，由于船票很难买，最后一共只买到两张船票。端木蕻良和萧红当然不好意思把两张船票都占为己有，可是一张船票谁先走呢？萧红觉得她这么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和罗峰一起上路，让罗峰照顾她不仅不合适也不方便，所以就坚持让端木蕻良和罗峰一起走。端木蕻良觉得也有道理，把萧红托付给安娥，也是放心的，所以才先上路了。不料安娥一时没有买到船票，萧红又在武汉耽搁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端木蕻良和萧红的通信频繁，可惜这些信件都因为战乱遗失了。倒是另一件事是端木蕻良至今提起来还很生气的，那就是在那一个多月的中间，曹靖华搭乘周恩来安排的汽车从武汉来到重庆。据曹说，周恩来曾途经武汉并向胡风询问：还有没有与鲁迅有关的文化人滞留在武汉的？因为他有一辆空汽车，可以帮助他们转移到重庆。和萧红深有交往的胡风竟然根本没有提到萧红。这也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最初与胡风产生隔阂的主要缘由。
在丁言昭的《萧红传》里有这么一段文字：“端木走的时候，没给萧红留什么钱，她身边只有五元钱。”端木蕻良在对此事作解释的时候似乎有些尴尬，这是因为端木蕻良从来也不过问钱财之事。他说：他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萧红，然后就再也不过问了。有关家政之事都是萧红管理的，萧红安排他的生活，萧红给他零用钱。听起来端木蕻良真的像一个大孩子，一个有福的大孩子。端木蕻良现在的妻子钟耀群也根据自己的经验证明：她和端木蕻良结婚几十年，端木蕻良也从来没有理过钱财，端木蕻良一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极其简单，所以家庭生活安排都是她一手“包办”的。从端木蕻良的一贯作风可以看到，这位东北大少爷不会对管理繁琐的家庭生活小事有兴趣。因此丁言昭提到的萧红身上只有五元钱，很有可能是萧红把钱都给了端木，自己只留下了五元钱。从这件事情中也可以看到，萧红向来是像姐姐一样地处处关心、照顾端木蕻良。而这个端木蕻良，只能说明他并不太明白萧红对他的一片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