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和萧红于1940年1月17日乘坐飞机到达香港后，住在金巴利道诺世佛台。这里的房东是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的家人都到西沙群岛去了。端木蕻良和萧红很喜欢这里的环境，端木蕻良说：“前厅直通一个大阳台，对萧红的身体有好处。”可是他们刚刚住下来，热情的朋友戴望舒及夫人穆丽娟就来邀请端木蕻良、萧红搬去和他们同住，并介绍他们的住处“林泉居”又安静又方便，邻居们多为作家诗人等。只是“林泉居”位处山坡上，端木蕻良的双腿患有关节炎，上上下下不方便，加上刚刚住下来又要搬，萧红说，过一阵子再说吧。这样他们就暂时安顿了下来。
香港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重庆好多了，端木蕻良和萧红起码可以安静地写作了。用端木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到香港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家务可操持，但还是请了一位保姆，就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时间都投入进写作上面去”。确实，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是繁多的。只是刚刚到达香港，人生地不熟，加上物价又高，生活有些不习惯。虽然“这里的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但是感到寂寞、没有交往、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萧红最初在给她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就渐渐习惯了，朋友也多了，生活也就丰富起来。柳亚子到达香港以后，马上就和端木蕻良、萧红联系，他们经常往来，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
当时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不同规模地举行了鲁迅的六十周年生辰的纪念活动，香港的纪念活动就是由端木蕻良和杨刚负责组织的。为了筹办有关活动。杨刚建议把鲁迅的形象搬到舞台上，他邀请萧红创作一个话剧本，邀请端木蕻良扮演其中的鲁迅。这可把端木蕻良和萧红都“吓”了一跳。因为萧红从来没有写过剧本，端木蕻良从来没有演过戏，而他们对鲁迅又是那么尊重，并且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为鲁迅的纪念活动做一点事是端木蕻良和萧红非常愿意的，于是萧红率先答应了创作剧本的事，因为她知道从学生时代就尝试过创作剧本的端木蕻良一定会帮助她的。可是他们在一开始就遇到了大问题，那就是——在话剧中的鲁迅应该讲怎么样的语言呢？生活中的鲁迅从来不讲国语，他讲的是绍兴话，因此如果在舞台上让鲁迅讲国语似乎有些不像，而讲绍兴官话又好像有些不太严肃。端木蕻良和萧红知道鲁迅对文学中的语言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最后端木蕻良灵机一动决定不讲话，采取哑剧的方式。哑剧《民族魂》是由端木蕻良执笔的，萧红作了文字改动，最后以萧红的名义在《大公报》副刊发表。《大公报》副刊《文艺》及《学生界》版自1940年10月20日到31日连载了十天。后来《民族魂》在鲁迅纪念活动上演出，虽然扮演鲁迅的演员并不是专业演员，但他表演得很认真，化装得也很像，演出效果良好。
到了香港以后不久，端木蕻良注意到要在这里出书是相当困难的，惟一有销路的市场是南洋，因为南洋的华裔读者比较多，因此《大时代文艺丛书》就在那儿寻找出路。那时候端木蕻良还应《大公报》之邀，和刘思慕、许君远、李纯青共同担任“每周习作研究”的指导。这一时期，端木蕻良和萧红常常在《星岛日报》、《大公报》上发表作品。
这一年的12月1日至第二年的2月，端木蕻良撰写了他半自传半虚构的家庭史、地方史：《科尔沁前史》，并在香港《时代批评》上连载。端木蕻良创作《科尔沁前史》，一部分的意图是记录他的家庭史，同时又要为他的《科尔沁旗草原》提供背景资料，作为《科尔沁旗草原》的一个序幕。但是他的笔往往不能局限于事实，常常是渲染甚至夸张。夏志清早就注意到：“端木的自传性的作品并非经常可靠。”不过，另一方面，这部《科尔沁前史》确实为大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地理、文化、历史甚至端木蕻良家庭的背景资料。《科尔沁前史》是一部像自传又不是自传，像小说又不是小说，像散文又不是散文的作品。为什么端木蕻良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为他的《科尔沁旗草原》作一个背景材料上的补充呢？那是因为在三四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一马平川”的关东草原仍是谜样的神秘地方，这么一个颇具异邦情趣的人文生存环境——多民族混居，多种文化交杂并存，日、俄、韩三国的影响，在端木蕻良之前，还很少有人在小说中加以描写。更重要的是，《前史》是自传体。叙述者以诚挚平实的口气叙述了“我”的祖上几代在关东平原上闯荡的历史及其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多情节和端木蕻良本人的家史及经历相符，但又绝不能画等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我”是《科尔沁旗草原》主人公丁宁的再现。《前史》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生动而又具体的史实，以便了解丁宁，甚至了解端木蕻良本身以及其生长的那个环境。
根据李兴武的《端木蕻良小传》、沙金成的《东北文学初探》甚至钟耀群、孙可中的《端木蕻良生平及著作年表》等所有资料记载：端木蕻良和萧红是在一到香港，或者到了香港不久以后就搬迁至九龙乐道二楼。然而仔细查阅端木蕻良和萧红1941年致华岗的信可以发现，他们似乎是在到达香港一年以后才搬至九龙的：1941年2月24日，萧红致华岗的信中说：“最近之来信收到。因近来搬家，所以迟复了……” 1941年3月14日，端木蕻良致华岗，说：“得来书，大喜逾望，惟以搬家，迟复两天，请谅。我们搬到九龙乐道八号二楼来信请寄此处……”由此推算，端木蕻良和萧红搬至九龙的时间是1941年的年初。
搬入九龙乐道八号二楼还是老朋友孙寒冰建议的，因为那就在大时代书店隔壁，住在那儿便利于《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编辑工作。端木蕻良和萧红住在九龙乐道八号这幢小楼上，一面写作，一面编刊物，忙得几乎没有郊游的时间。那时候旅居香港的内地作家不多，端木蕻良和萧红就变成了很醒目的一对。一些朋友路过香港，都会预先通知，相约见面。那时来往的内地朋友还是不少的。例如：胡愈之、乔冠华、耿济之等，有些当时就是革命家了。端木蕻良和萧红常常热情招待这些远道的客人。他们曾经和过路的杨骚“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们有时也到香港去参加一些文化人的活动。这一年经过改选，端木蕻良还担任了“全国文协”的理事(1940年端木蕻良是候补理事)，他和茅盾、杨刚同在文艺研究小组。1941年的10月9日，端木蕻良和萧红并参加了在孔圣堂举行的鲁迅忌日五周年活动。在这次纪念活动上，萧红身着黑色丝绒旗袍，朗诵了鲁迅的杂文。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回忆：那天萧红看上去“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早在一年以前，端木蕻良和萧红经胡愈之介绍，就已经和香港的周鲸文认识。周鲸文的办公室坐落在雪厂街十号交易所大楼，端木蕻良和萧红都在他的《时代批评》上发表过文章。周鲸文和他们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大家一见如故。以后他们常常见面，有时在茶楼，有时到周鲸文的家里做客。周鲸文对端木蕻良的初次印象是：身体很弱，中国文人的气质，说话慢腾腾的，但非常聪明。不久他们就开始商量筹办一份大型的文艺刊物——《时代文学》。这是因为由大陆逃难至香港的文学艺术家越来越多，周鲸文认为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发表文章的园地。这一设想得到了杨刚、戈宝权的赞同。《时代文学》于1941年6月1日创刊，由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周鲸文说：这个刊物名义上是他和端木蕻良一起主编，实际是由端木蕻良负责。《时代文学》共出版了六期，最后以香港沦陷而告终。萧红的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就是刊登在那上面的。
端木蕻良在1940年的12月给华岗写过一封信说：“还想写长篇，大概1941年又是一个笔杆年。”确实，回想1940年，对端木蕻良来说真是笔杆年，又是《新都花絮》，又是《江南风景》，还有《科尔沁前史》等，以及无数短篇、散文、杂文和论文发表，偶尔空闲便和萧红一起到香港大学讲学。应该说端木蕻良背井离乡，远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亲友，一味地埋头于“孤岛”，辛勤地耕耘，所获的成果还是丰富的。只是不知道那时候的端木蕻良是否意识到，这和他身边有一个坚韧的萧红有很大关系？
周鲸文后来记叙了这么一个故事：1940年的圣诞前夕，萧红一个人带了一只圣诞蛋糕到他的家里。她爬了一段山路又登了一大节楼梯，累得气喘吁吁，在屋里坐了好一阵子才平复。这时周鲸文感觉到萧红的身体很弱，同时他和他的夫人都很纳闷，为什么端木蕻良不陪萧红一起来，而让萧红一个人长途跋涉走这么远的路？由此他和夫人开始注意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关系。一年的接触，他们得到一种印象，就是“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对此，周鲸文夫妇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人，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
看来，萧红就是在身体很弱的情况下，也还是担负着各种事务的重压，这才使端木蕻良得以潇洒自如地从事编辑和创作。可是端木蕻良大概做梦也没有想不到的是，他的肩头很快也将扎扎实实地压上生活、精神的重担，而且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推卸，他将一个人跋涉更加漫长的孤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