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位处阴雨、多雾、潮湿地区，少见太阳。因此偶尔一个大晴天，大家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晾晒。端木蕻良也兴致勃勃地准备打开家里惟一的玻璃窗，享受一下明媚的阳光。正在这时候，邻居的女佣把一双脏兮兮的旧鞋子搁到了他鼻子前面的窗台上。这使端木蕻良大为恼火，他想到自己已经警告过周围的女佣们多次，不许把杂物堆放在他的窗台上。但是这些人竟然把他的话当做耳边风，难道连佣人们也可以欺负他了吗？！于是他就站起来，猛地一下把窗子推开，鞋子被扇了掉下楼去。不料搁鞋子的是佣人里的小头目，加上她家的主人很有势力，因此那人大有“狗仗人势”的威风，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了。端木蕻良早有准备，门一开二话不说，就一巴掌把那个女人推了出去。这下可把事情闹大了，那女人借势倒在地上耍赖，并在院子里、大街上闹得不可收拾。端木蕻良却很潇洒，关门了事。反正那女人讲的是四川话，听不很懂，听不懂就等于没听见。倒是端木蕻良家的小佣人很高兴，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主人很厉害，好像连她的脸上也添了不少光似的，这使端木蕻良更加得意了。可是萧红并不这么认为，她这么一个文弱的女子以后怎么面对那么一个凶悍的女人，又在外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她就跑到楼上，去向比她年长的靳以“求救”。
靳以夫人陶肃琼回忆起这件事时说：“那时候，住在我们楼下的是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由于他家的窗户是用暗色的纸糊住的，加上端木蕻良整日关在屋里，从不见他出门，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家邻居。一直到有一天，端木蕻良打了一个泼辣的四川女佣人一拳，惹出了是非，萧红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楼上来求助靳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萧红。当时萧红非常紧张，一张因为失血而变得苍白的脸，稍高的颧骨大眼睛。她反反复复用一口带有哈尔滨口音的国语叙述了这件事，并气愤地责怪端木蕻良惹出了祸，却要她来收拾……她那副愁眉不展焦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靳以是北方人的性格，耿直又好帮助人，他耐心地听完了萧红的陈诉，十分同情，于是便陪伴萧红到镇公所或者是什么其他机构办理有关事宜，事情总算了结。”也许关着房门的端木蕻良并不知道那些复杂的细节，也许萧红为了照顾端木蕻良根本没有告诉他那些复杂的细节，只是在外面发发牢骚而已，可是靳以却十分认真地为萧红打抱不平，他说：
“有一个时节她(指萧红)和那个叫做D的人同住一间小房子，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做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就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有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还有一次，他把一个泼辣的女佣人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去调解接洽的也是她。我记得那时她曾气愤地跑到楼上来说：
‘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的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
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了钱了事，可是这些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奔走，D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同她所说的那样：‘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这也许就是端木蕻良这个娇惯的“大孩子”的脾气，所以端木蕻良常常会给一般人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一当他(指端木蕻良)的肩头该抗负什么的时候，他就移到了萧红的肩上”。陶肃琼说：应该说那时候和端木蕻良是近邻，但是靳以和端木蕻良似乎交往不多。倒是萧红时而会一个人上楼坐坐。萧红上楼大多是和靳以交谈，因为靳以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和萧红也算是半个老乡。
靳以也说：“……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什么。有一次我记得我走进去她才放下笔，为了不惊醒那个睡着的人，我低低地问她：
‘你在写什么文章？’
她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掩上，一面也低低回答我：
‘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轻微的声音却引起那个睡着的人的好奇，一面揉着眼睛一咕噜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
‘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便发出那奸狡的笑来，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他的笑没有停止……”
看来年轻时代的端木蕻良，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实在太无拘无束不注重礼节了。他放纵自己却伤害了亲人。一直到几十年以后的1991年，端木蕻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谈“笑”》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由于多年疾病缠身，总愿意听些高兴的事儿，有个朋友就寄给他一本自己由古笑话翻译成今笑话的集子，从此便得了个爱笑的毛病，“有时，当着客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笑起来，也真可以说是失态，常常弄得自己也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医治，不知如何是好”。端木蕻良在这里是否有意在解释他当年的行为呢？当然这是无法得以证实。不过，至少是表达了一点儿对“失态”的“不好意思”。
萧红虽然在外人面前流露出对端木蕻良的不满，但是关起门来还是相当尊重端木蕻良的学问的。她要端木蕻良用她的名义为那篇《回忆鲁迅先生》写个后记，端木蕻良欣然答应了，并在其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思想等方面，等将来有机会时，容再续写。”端木蕻良说：“我写这几句话时，也是受到寿裳先生的启发才写的。但是萧红不同意。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她要我把这话删去。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和理解，把个人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对将来研究鲁迅先生的人，还是能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呢。许寿裳先生也说，不要删，将来写续篇时，知道多少说多少，知道什么写什么，怎样理解就怎样写，读者还可以从你的理解中多得到一些看法呢。所以还是没有删去。”
端木蕻良在复旦的那段时间里和学生相处得不错，一些学生经常到他们的家里做客，就和到自己家里一样。有时候包饺子，有时候谈诗，还有一次李满红同学表演舞剑，气氛和谐。同学们在端木先生的家里是很愉快的，萧红作为主妇，当然和端木一起高兴地招待了这些学生。
复旦的不少学生都读过萧红的《生死场》，因此对萧红很敬佩，也很愿意和萧红交往。其中有一位东北来的女学生，还和萧红成为好朋友，她们一起去寄信，一起过江去买东西，几乎天天见面。这时候那个女学生就发现萧红时常干咳，身体虚弱无力，每天除了写作，还要做家务。应该说那时候有了固定工资的端木蕻良和萧红的经济相对宽松，他们已经雇佣了一个四川小佣人。可是萧红似乎有点儿“劳碌命”，总是喜欢自己操劳、料理家庭生活，她喜欢亲自下厨为端木蕻良做拿手的俄国大菜：炸牛排、洋肉饼、煮罗宋汤等，这是因为她早年在哈尔滨生活过的关系。又由于萧红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也精通日本料理，特别拿手的是日本鸡素烧。可是端木蕻良记不得萧红是否给他做过曾经为鲁迅做的“葱油饼”了。由此可见萧红在重庆的生活要比在上海洋派了许多。靳以夫人陶肃琼回忆说：自从佣人事件以后，她开始注意萧红，她发现萧红常常一个人为了应付一些家庭琐事，跑进跑出，跑东跑西的，看起来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和很多教授夫人相比，萧红并不是最漂亮的，可是却有一种知识女性的特殊风度。萧红身体似乎很单薄，穿着的衣料也不讲究，然而式样和颜色搭配却很独特，别具一格，很有吸引力。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端木蕻良的那部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手稿，经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答应重新排版、重新印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一年距离端木蕻良完成这部巨著的那一年，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当端木蕻良捧起这牵引着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部长篇创作时，是感慨还是激动？重读自己六年前的创作，端木蕻良感慨万分，当年初出的牛犊，现在已经是文坛名人了，于是他当即就写下了《关于〈科尔沁旗草原〉》一文，发表在上海的《文艺新潮》一卷九期上。
这一年的11月，端木蕻良和萧红应邀参加苏联大使馆在枇杷山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庆祝活动。年底，端木蕻良又应香港《大公报》杨刚函约，创作了《新都花絮》。《新都花絮》的背景资料来自于歌乐山儿童保育院。端木蕻良边写，《大公报》边登。同年，端木蕻良的短篇集《风陵渡》也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收入了端木蕻良在上海时期创作的《轭下》、《可塑性》、《三月夜曲》和重庆时期创作的《嘴唇》、《风陵渡》、《螺蛳谷》、《火腿》、《泡沫》等。端木蕻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是繁多的，端木蕻良应该知道这和萧红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是分不开的。
可是到了1939年年底，端木蕻良的日子又不好过了，那是因为日本侵略军继续向西拉开战线，开始轰炸重庆。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日本人的飞机俯冲下来的时候几乎是贴着屋檐，巨大的轰鸣震耳欲聋。透过飞机驾驶舱的玻璃窗，日本军人凶狠的嘴脸隐隐可见。端木蕻良听别人传说，因为北碚有个政府的武器库，所以日本飞机就更变本加厉地飞来光顾。成批成群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在天空中骚扰，弄得人人胆战心惊。于是端木蕻良就和萧红商量要离开这里，寻找新的安身之地。他们和华岗谈论起这件事时，征求华岗的意见：是去桂林，还是去香港？华岗分析说，桂林不久也免不了遭空袭，还不如去香港。当时端木蕻良的《大江》和《新都花絮》都还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大公报》上连载，复旦的教务长孙寒冰也推荐端木蕻良和萧红去香港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后来没有离开重庆的孙寒冰本人却不幸被日本飞机炸死)。尽管这时候端木蕻良刚刚拿到复旦大学全职教授的聘书，但是他们最后仍旧决定去香港。当时去香港的飞机票很难买，原本估计至少也要等一个月，不过替他们买票的朋友才两天就把票子送来了。原来这位朋友是在银行工作的，他可以买到银行保留的机动舱位。于是他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匆匆上路了。由于他们走得太匆忙，都来不及向朋友们告辞，因而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误解和议论。胡风甚至写信给许广平谈及此事，萧红听到后便给华岗写信，说：“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飞港，行止诡秘……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诬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不利己的。”1940年7月28日萧红在给华岗的信中又提及此事，她说，“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诬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诬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同时，端木也在给华岗的信中感叹：“(胡风)要陷人至此，世事真有令人大惑不能解者，呜呼！”。后来据艾青告诉端木蕻良，胡风也给他写了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汪精卫到了香港，端木也到了香港。端木在香港安下了香窝。”对此端木蕻良和萧红都非常生气，他们和胡风之间的私人隔阂从此到了无法消除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