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端木蕻良终于捱到了当时香港最好的私人医院养和医院可以收治病人。这是香港停火以后第一家开业的医院，不过收费极为昂贵。端木蕻良立刻设法把萧红送了进去。主持医生是李氏兄弟，诊断萧红得了喉瘤，主张立即开刀，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这时为了是否开刀这一决定，端木蕻良和萧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端木蕻良坚决反对开刀，萧红则坚决要求开刀，两人意见相左，互不相让。端木蕻良不同意开刀，是因为他的哥哥患脊椎结核，开刀后伤口不能愈合，在床上躺了整整八年。端木蕻良因此而知道，凡患结核病的人伤口不容易收口。萧红则求治心切，以为开刀是根除病源的惟一方法，希望能早日摆脱病痛的缠绕。
战争年代，缺医少药，端木蕻良不同意萧红开刀的意见应该是对的。端木蕻良这个从来就是被母亲和哥哥们溺爱迁就的少爷，虽然有时候又温柔又细致，但不顺从时就易暴躁。在和萧红争论是否开刀的时候，他忘记了这时候他不应该用强硬的方式来反对萧红开刀，萧红虽然性格倔强，但毕竟是女性。在她重病期间，需要的是感情上的安慰，精神上的支持，而不能使她感到寂寞、感伤和失望。端木蕻良坚决不为萧红的开刀签字，为此萧红感到气愤，便很自然地向前来陪伴她的骆宾基抱怨。
骆宾基(1917—1994)原名张璞君，祖籍山东，1917年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九一八”以后到关内读书，1935年夏天到哈尔滨学习俄语。骆宾基是在1941年9月到达香港的，先去找了茅盾，但茅盾没有能给他什么具体的帮助，于是又来找萧红。因为他自称是萧红的弟弟介绍来的，所以端木蕻良一接到骆宾基的电话，就问清地址，并亲自赶到骆宾基下榻的旅馆看望他。很快端木蕻良就发现骆宾基的处境十分窘迫，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他已经把行李都抵押在当铺里了。端木蕻良先帮骆宾基把行李赎了出来，又问骆宾基手边有没有稿子可以发表。当端木蕻良得知骆宾基正好有个长篇的时候，立刻把自己正在《时代批评》上连载的《大时代》抽了下来，让出版面去发表骆宾基的《人和土地》。这样骆宾基就可以获得到一笔稿费，暂时解决一下他的生计问题。当萧红住进医院的时候，端木蕻良一个人忙里忙外实在难以应付，于是就从九龙打电话给在香港的骆宾基，请他到医院帮助照顾萧红。骆宾基爽快地答应了，这也就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只能和骆宾基交谈的原因了。其实，骆宾基认识萧红一共只有四十四天。不过根据1943年1月在《人世间》发表的署名为：“萧红遗述骆宾基撰”的《红玻璃的故事》的附记可以看到，萧红在香港思豪酒店五楼避难期间，特别是当英日两军隔海炮战期间，不是端木蕻良，而是骆宾基陪伴在萧红身边，并有口述的短篇小说《红玻璃的故事》为证。在那段时间里，萧红和骆宾基似乎谈得不少，甚为投机。
当萧红和端木蕻良在是否开刀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时候，据骆宾基说，她就对骆发牢骚，责怪端木蕻良，甚至说自己早就应该和端木蕻良分开了。其实，这时她的神志常常处于恍恍惚惚的迷乱之中，她甚至以为端木蕻良已经离开香港，她已经和端木蕻良告过别……。萧红终于自己为自己的开刀签了字，这是常规所不允许的，但战争年代，或者是李氏兄弟收钱心切，这种反常的现象也被医院接受了。
殊不知，此刻的端木蕻良正在香港街头四处奔走，求人借钱，筹集医疗费用。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的交通已经完全混乱了。私人汽车全部被政府征用，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这些汽车又被日本人继续使用。公共汽车行驶也不正常，除了战争时期的停运之外，工人还常常罢工。因此，端木蕻良全靠步行，他顾不得自己的风湿性关节炎，一拖一拐，皮鞋底也踏出个洞，疲惫不堪。当时萧红一日的住院费是二十五元，请了一个荷兰护士的工资也是一日二十五元。幸亏周鲸文、柳亚子等慷慨解囊，离开香港的时候留下一些钱给端木蕻良。但是港币、美元已经不再通用，只用一种日本的军票。周鲸文、柳亚子也没有军票，为了缴纳医院的费用——预付手术费、一个星期的住院费、一个星期的护理费等，端木蕻良拿着周鲸文、柳亚子的港币和美元，设法兑换军票。可是银行已经关门了，不得不找黑市，常常还要受到中间人的剥削。
1月13日，萧红开刀了，端木蕻良等在手术室的门口，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终于手术室的大门被推开了，端木蕻良抢先一步迎了进去。他看到萧红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脸色还好。他又查看了手术台的周围，似乎没有很多鲜血，端木蕻良放心了。曹革成是这样叙述萧红开刀后的情况，“手术进行得很快，推出萧红后，端木蕻良闯进手术室，他看到手术盘里并没有切割出什么东西，他立刻有了一种疑问，感觉上当了”。他转身俯向萧红，萧红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端木蕻良用沙哑嗓音说：“开刀的时候，我听到医生在说，没有瘤……”端木蕻良听了顿时心头一沉，他想，这下糟了。结果真的是医生误诊，没有发现肿瘤。端木蕻良是在一天前就抱着行李守在床侧的，当他看到萧红白白受苦，心痛至极。他站在床边哀哭，并对萧红说，一定要挽救她。
萧红的病情开始恶化，这时香港最大的玛丽医院开始收治病人。但是从市区的李氏医院到郊外的玛丽医院有四十里路，端木蕻良来回步行八十里，想办法办理转院手续，但他实在没有办法把萧红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运到玛丽医院。正在端木蕻良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看到街角上有两个日本人在用英语交谈。其中有一个别着记者的标志，他就斗胆上前用英语和他们对话，告诉他们自己是作家端木蕻良，妻子是作家萧红……那记者居然声称读过他们的作品，还请端木蕻良到小街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坐坐，并告诉端木蕻良自己叫小京。当小京得知萧红病重需要转院的情况时，就答应用他的军用卡车把萧红转入玛丽医院。1月18日中午，萧红被送到了玛丽医院，在手术室换了喉头的呼吸管，就送到六楼病房，谁知旋即玛丽医院被军管，老百姓病人被赶了出来。端木蕻良又奔走求助，把萧红送到了一所法国人的医院，这里有一位非常善良的法国老医生，他表示只要有药，有器械，就一定会把萧红治好。可是在战争年代，他不仅没有药，没有器械，而且几天以后他的医院也被军管了。法国医生不得不把老百姓病人转移到圣士提反女校——建立起的临时救护站。就这样，在日本人的军管之下，萧红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被转来转去转了四家医院。当时除了日军以外，谁也没有汽车通行证，谁也没有汽油。在这种情况下，运转一个手术后的重病人是多么的困难，端木蕻良到处求人，到处找门路。常常是那位日本记者小京帮助了他，把车子借给端木蕻良，才使端木蕻良可以把萧红运来运去。小京也曾经到医院去看望过萧红，虽然小京看上去还是比较和善的，但端木蕻良一想到他是日本人，便不敢放弃对他的戒心。
端木蕻良为了给萧红寻找医院以及筹募医疗费用，大多数时间在香港的街头东颠西跑。在萧红病重的时候，端木蕻良专门过海到九龙去把萧红的手稿《马伯乐》拿回来。在九龙“大时代书店”的门口，端木蕻良撞上书店里的一个同仁，他竟然送给端木蕻良一包萧红的奠礼，说这是大家凑的份子。端木蕻良有些生气，萧红还在世，怎么就送这种礼呢？可是毕竟是同事们的好意，他又能说什么呢。在这么困难的时间里，朋友们还能想到萧红而且慷慨解囊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但是不管端木蕻良怎么向自己解释，仍旧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于是他急忙赶回香港，他只想快一点赶到萧红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