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为倒是不愿放弃他的独立性，在那个混沌的社会，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当仁不让，力图给国人或强梁灌输他的思想、他的意愿。
这较之后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弃独立性，一步步走向污秽泥潭的知识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圣人，倒不失为命好！
当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实施，荒不择路，饥不择食，所凭者，三寸不烂之莲花舌，一大肚皮之馊主意。他在技术上甚至没有徐树铮、杨永泰那些人的头脑，也没有王士珍、饶汉祥的胸怀，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作牺牲，根源就是他的当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这样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难看；搞民主，民主走样子；搞立宪，立宪变成交换。
对自身提出的主义，孙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愿意插上一脚。他的实践，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却乐此不疲。
较之孙中山、谭嗣同甚至梁启超等人，他，康有为既不是颈血溅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娴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俗人，就是一个名利熏心的好货之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又独有一份盲动的愚昧，这愚昧常常是深不见底。
过度的雄心会忽略物质的攫取。唐德刚先生论袁世凯，说他既无玩物丧志的恶习，也不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这并非什么品质，而是用志过分专一，其他相对忽略，顾不上也。大凡一个目标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对物质利益视而不见，但康有为是一个例外。与其说他对哲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物质情有独钟；与其说他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精神操控念兹在兹。多货伤德，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东食西宿，一样不落。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发动起义之际，他的手里捏着大把的资金，他紧紧地捏着，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与康有为同时，章太炎脾气巨大，表现为暴躁；刘师培的脾气很拽，如不合其意，则表现为叛变；康有为脾气也甚滂湃，表现为偏执尖锐。章太炎不合他意，就骂人家“满朝都是魏忠贤”，意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好人。康有为道不行，就更加好货，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呢？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作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自视甚高，愈加专断，不能容忍旁人意见，且将他人思想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钱穆也说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学术、学问、想法影响社会，中国士子历来有之，至康梁更甚。学问影响社会，必有一定途径，通常是通过影响社会实力人物，最高当然是影响皇帝，在清末皇权崩溃，大大小小的军阀强人，就是微缩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为，只要是他想出来的念头，任何人不能动摇，自信到自夸，到幻想，到以幻为真。他的自编年谱，说他少年时就“慷慨有远志”，他的慷慨，削弱于他的好货嗜利，他的远志，则受阻于他的贪鄙固执。
刘师培：名利场上的政治化妆师
那时候的智识者，充当大小霸王的幕僚，实为时髦行业。社会流窜着谋士，名利烤灼他们的屁股，不特猴急，也很受用。乘着兵荒马乱，四处起哄。他们韬晦、背叛、谋划、欺诈、表现、表演、修书、借兵，不甘寂寞，以期在政坛树立他的行为艺术。端方的外围幕僚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
刘师培热衷功名利禄，他和他太太何震，到上海，张皇国学，讥刺时政。《民报》发刊后，他担任撰述，宣扬革命。期间参与万福华行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乃以激进面目示人。
1907年春，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人，在章太炎主持的光复会时代，他是一只健笔，他改名刘光汉，意谓光复汉族汉物汉文化。在日本时，他太太喜欢抛头露面，交际肇事。他和章太炎等闹掰，1907年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遂投向端方，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入了端方的幕，作他的《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当幕僚当到骨子里头去，实为暗探。刘师培干脆甩开膀子当侦探，监察学界动向。他太太于此道也积极从事。因党人被捕事，王金发曾持枪找他拼命。
其后公开入端方幕府，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出镇四川，正值革命方殷，被杀头谢天下。刘师培危在旦夕，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章太炎电谢无量诸人谅解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此后他在北大教书，但也不安于位，静极思动。到了1915年，杨度等人将其抬举出来，袁世凯加委其为公府咨议，他上了一道骈体文谢恩。
杨度发表《君宪论》，他就作《国情论》与之配合，并撰文告诉他的同盟会的熟人，叫他们不要再闹了，排满已经成功，可以君宪复古了。
袁世凯先后给他参政、参议、上大夫等崇隆职位，他是很受用的。但在筹安会的运作空间里面，杨度才是唱大戏的主角，他还只是敲边鼓的棋子。袁世凯那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他也受到通缉，逃往天津，穷愁潦倒。不久他死了，他的太太也疯了。
关于刘师培，《马君武集》说，刘氏读书特别聪明，他看书不是像我们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而是一页一页地翻看过去，真所谓一目十行。可惜他的老婆不好，贪财好货，到后来就倒向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到袁倒台后两年，他也死了（参见《马君武文集》，747页）。
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
刘师培乃是十足的政治化妆师，为主官政绩涂脂抹粉。除了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外，对谁也没有好处，民间苦难泥泞，社会公义窒碍难伸，它的其中一个祸根，可能就是来自巧夺天工的“政治化妆术”。近年西方政客很讲究“政治化妆术”，有时候愈是多政治化妆（不管是否谎言），群众就愈讨厌。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