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陈调元驻南京的代表孟星魁曾在办公之外与孙传芳闲谈，曾经问他说“中国军阀割据对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不知有谁能够统一全国军政，这是一个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孙传芳就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我自问无能，我只做一个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孙氏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曾经有人利用同学关系从中斡旋，许以优厚条件，蒋介石派张群向孙氏建议，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可是孙氏毕竟滞后于时代，竟然不为所动，最后退居天津，依然心有不甘。后来被弱女子施剑翘报父仇击毙于禅林佛寺中。
关于1926年孙传芳在江西的惨败，也跟他不听幕僚建议、一意孤行有关。当时在他部下当营长的汪飞熊后来回忆说，当先遣部队到达九江后，孙命令停止前进，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他说“你们好好带兵，我拿着望远镜——他两手握拳做圈放到眼上做窥测状——我望到哪里有空隙，我就打他一拳头——他右手向前做击打状”。
这些话大可玩味，不过，也充分暴露出他作战投机的心理。
甘介侯：惶惶如漏网之鱼
据说郭德洁对李宗仁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
大陆易帜后，李宗仁流徙美国。这时李宗仁最重要的幕僚甘介侯不特是他的耳目，还充当他的强心针。他所急需的美国人的意图，美国政策的一举一动，都靠甘介侯索取传递。1949年12月，甘氏获得美国新的对台政策：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等于放弃，于是李宗仁向台湾叫板，心中就有底了。蒋介石复职视事，希望李宗仁不表反对，但李氏置之不理。这种态度全靠甘介侯的动向分析作为他的风向标。
所以当时就已经去了台湾的白崇禧就对甘介侯大为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坏幕僚，尽出馊主意，使李宗仁陷于难以自拔的僵局，白氏还拟联络袍泽声讨甘介侯。
甘介侯正是精明过人的人，精明世事，精通时事，从少年到中年，一路走来，一路顺风。他大约和张恨水、徐志摩他们属于同龄人，但他的人生路显然不同于他们。先是庚子赔款公费选送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政治经济系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北伐时期，经程潜介绍，任外交部汉口特派员，外交部次长和两广外交特派员。抗战期间在重庆为国民参政会参事，此间和蒋介石结下过节。不过汪精卫下水后约他，倒被他拒绝了。后来他一度在昆明西山任花纱布公司主任。
李宗仁风云际会，抗战后由战区长官升任行辕主任，似乎还想更上一层楼，进一步与蒋介石争天下，不过限于客观条件，一时难以做到。1948年年初他就作竞选副总统的准备，这时候甘介侯等人运用他们的政治手腕，积极为李宗仁竞选跑前跑后，到处交际，和代表们握手言欢，抛头露面，极一时之盛。
1949年2月7日，新华社从陕北发出电稿，就和谈代表定性称：“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这时他是李宗仁的私人幕僚，和他名字并列的颜惠庆、章士钊则比较受欢迎。
他的转机是民国末年转型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分访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国防部长约翰逊，并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其后就留在美国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
作为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声明谴责蒋介石复职视事，称之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述，杜氏（杜鲁门）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甘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维钧交一言。
据曹聚仁《战地八年》说，当时，甘介侯这位政治顾问的小聪明在国内、国外都碰了壁，李宗仁派到石家庄的和谈代表本来有他在内，却被解放军公开拒绝了，甘介侯说，对方对待李宗仁的幕僚和参谋有如儿戏，就因为李宗仁没完全按他们的意思来做，他说对方提出广西部队中立，让道使解放军顺利进入广州，则解放军保证不向广西部队进攻，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要不曹聚仁怎么说他是小聪明呢。
甘介侯后期主要为李宗仁处理涉美事务，譬如由大使馆通知国务院否认李宗仁所声称的地位，并由国院通知法庭，等等，借以发挥其留美知识分子的长才。此则偏重于事务性，而非建设性。诸多策略，也是李宗仁先有腹案，再由他来推进。不过在推进过程中，也能发挥他的才思。甘介侯虽然从政欲望极强，当一号幕僚的心思时露于外，可是李宗仁自己基础松弱，政治资源菲薄，本身尚且趔趄摇摆，他的努力也无非落花流水罢了。
蒋先生晚年的秘书周宏涛回忆录《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中说：“下午开庭时，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实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不过我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绝非代总统时，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说：这个律师说得很对！甘唯谁诺诺，马上换了座位。四点四十分，法官宣布，对于管辖权方面，将于十日提出书面裁定；至于法院监管，则仍维持现状。这是我方的胜利。”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各自压宝。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宗仁驻美特派员，几乎是李宗仁唯一可以倚重的外交幕僚。但两边讨好的事情究竟不易，后来他在美国上下其手，开罪蒋先生和美国共和党，因此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李宗仁秘密策划归国，这时给他写回忆录与其过从甚密的唐德刚，都丝毫不知风声。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麦卡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惶恐尤甚。
若非身处专制社会，他的竞争应属正常，他瞄准点是国务总理，在战时和大量的风流人物相较，他虽知难度，尚心存一丝希望。甘介侯依托缥缈的美援向蒋介石叫板，基础就是虚无缥缈。他的悲剧，根本上就已注定。
高宗武的低姿态
高宗武，他以青年智囊团台柱自居，力倡和平，仿佛遂了他的心愿，从了他的作为，就是和平的正路。其实目光如豆，不知日本发动战争，蓄谋已久，并不听他的意志指挥。故傅斯年痛骂之。
他是书生从政，兼有学者、公务员身份，故将胡适视为精神领袖。他的作为，颇有自出机杼，自作主张，而期历史在其手上为之旋转的梦想。因此他可算得是一种外交方面专业的国事幕僚。
1937年7月30日，胡适日记：到高宗武家吃午饭，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团矣。谈国事，决定：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宗武积极负责打通。二、时机迫切，须政治家担此大任。次日又记，汪精卫找高宗武长谈。
此间，明确了青年智囊团之称呼。
高氏以日本专家自居自负，然其心理也甚搞怪，先埋下了投降的意识，投降要先抢一步，而不愿华北伪政权等抢他的头功。
后来，高宗武在美国对其学生说，我虽姓高，但我的意思却很低，遂得低调俱乐部之名。高氏甚至认为1937年的上海“八？一三”抗战破坏了他的和谈，气急败坏。一个人不审至此，荒谬至此，实属罕见。
高宗武后来赴美，胡适对他颇为关照。傅斯年在重庆闻之，大怒。致信痛斥：“近日高贼宗武常住大使馆，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代办外交之势……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逆之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已大批款买来的。国家此时不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斯年查资料做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大开大合，斥骂丑类也是不留余地，堪称痛快，大学者究非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