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因此以战争指导来说，建立大后方为新的作战基地是相当重要的。作战基地的建立地点则与作战线、作战正面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作战正面是前方，作战基地是后方，中间有一条连线，这是一条交通线，也就是补给线。站在野战战略的立场，要维护交通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面，这样左右两边都是安全的；最危险的交通线（补给线）则是与作战正面太过于平行。
补给线在战争进行中是生命线，撤退时则是救命线，这点非常重要，除非双方的携带量足够决胜……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可以暂时不用补给线，否则就非要用补给线不可。”（《蒋纬国口述自传》第9页）
这在蒋纬国自传出版之前，尚未看到如此精辟的论述。这里涉及一个全盘性的野战战略构想，他进一步分析说：“日本的前进基地设在我国的东北，日方称之为关东基地，在关东的日军就称为关东军。以关东这个前进攻势基地来说，日军从北向南打下来，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南下，并且以其有力之一部沿津浦路南下，由此可见，日军的重点放在西边，如此会变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这样一来就把国军逐次地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边。如果我们被逼到海边就完了，因为我们在海上没有补给。当年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的比例，光拿吨位来比，是31∶1，也就是31倍于我们，船与炮的性能还不算，因此国军如果退到东南沿海，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作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必要时，西康也变成大后方根据基地。”（同前书第12页）
退台后，蒋介石再次强调“三角形攻击战斗群”的观念，曾经要陆军研究后作观摩演习。蒋纬国接到命令和他父亲同行。到达演习地点，发现一个部队站在水塘里面，蒋介石看了就问怎会站在水塘里？那些人解释说：这是按照一般状况的需求，因为另外两个第一线部队已经摆好了，所以第三个部队非放在水塘不可。蒋介石听了觉得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说：“我跟你们再三地说过，三角形不一定是正三角形，前面两个部队摆定后，第三个部队可以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一个地点，这个地点要依状况而定，而状况包括敌情与地形，你们怎么能把部队放在水塘里呢？”因为三角形攻击战斗群，基本编组为三角形者，其应变的灵活很大，纬国以为，这真是教条的典型，因为即使是没有战场经验的人，也不会将第三个部队放在水塘里。结果蒋介石连演习也没有看就走了，并交代指挥官研究好后再找人去参观。（参见《蒋纬国口述回忆》第17页）
抗战初期，日本侵华由北向南压制的企图已非常明显。东北早已在其占领中，在华北又频频得手。
陈建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政工人员，和一群青年军人被派遣到晋察绥前方，担任战地政务工作。他们搭乘蒸笼一样闷热的津浦路火车，浩浩荡荡北上，每个人都如荆轲赴秦。经陇海路到潼关，渡过黄河，再转同蒲路到太原。参加骑兵部队，驰驱塞外，从事战斗杀敌工作。
他的《戎马关山——蒙疆喋血记》回忆，阎锡山在山西，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理论研究机构、军政训练机构。可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打开了山西的门户。平津各地的知识分子，大批大批地涌到太原，各种各式的宣传口号也都纷纷出现。
敌人对平绥线的作战，系分三路进兵。我方的部署，则以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由十三军防守南口、居庸关、怀来一线……而由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大同，全面指挥督导。
傅作义的总部，初设于大同近郊的口泉，表示有信心打胜仗。
然而，日军对太原展开全面攻击之前，即采取空军与机械化部队的密切配合，飞机不断出动炸射，造成重大伤亡。“傅作义日坐愁城，早晚都在他设在城墙防空洞的办公室，听取各方面的电话电报，一切表现一筹莫展。每次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总是绕室彷徨，据说也有几次抱头痛哭。记得我去拜访时，他的谈吐，完全失去在大同那样的气概，说到前方战事，不住地紧皱眉头，唉声叹气，不能有决断的答复。”
1937年年底的太原的保卫战，日军陆军及机械化部队会同行动，首先占领太原的东山，俯制北郊卫立煌军阵地，炮火直接威胁城区，傅作义本来就没有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当前的形势，更促成了他撤走的念头。11月9日，他率同几个亲信随员，匆匆出城，部队只好也突围西行，太原就如此轻易弃守！
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都纷纷奔赴前线。但大家还以为战事将暂时集中于华北，不致立即延伸到南方。
显然，寻常战将尚无大战略的考量，不可能想到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这样的大战略，只能被动地和日本抵抗，但事实又是抵挡不住。从这里，可以看见蒋介石的过人的高明。
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料：蒋百里的参谋生涯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来后，蒋百里正处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期。当时部队撤离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旋涡？百里答：可能，也许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民主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163页，中华书局）
百里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对蒋介石大战略的拟订，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幕僚参赞戎机，在于以宏观的眼光，对全局战略实施大处着眼地把握。
这在当时，要作出如此的判断，委实并非易事。首先要对各国政体的优势具有人文尖端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相当一些人士还处于懵里懵懂状态；其次要对各国武器、战力、军队训练、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别体察入微；再次还须对时代潮流有清醒地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断的人，一者必须见多识广，二者尚需对人文、科技等的情势有所综合把握。
蒋介石如此问询蒋百里，说明蒋介石的内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很多汉奸集团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们的判断错误。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战事的进展，种种事实，还并不足以支持蒋百里的判断，因为一直到抗战末期，日本还打到贵州独山，企图包围陪都重庆；而麦克阿瑟将军在丹巴受挫时，竟创造了美军历史上将士被俘的最高纪录……
所以作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辞——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了。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他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日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参见2007年4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纪》22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