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情方面讲，斯宾诺莎可算是最高尚、最温和的一位哲学家了，有些人的才华也许能超越他，但在道德方面却绝对没有人能超越他。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是在他死后，他都被视为坏得可怕的人。
他的经历简单而平凡。早年时，为躲避异端审判所的迫害，斯宾诺莎一家从西班牙（一说葡萄牙）迁居到了荷兰。因为漠视钱财，物质生活简单，只有很少的人认识他，但即使是不赞成他的哲学观点的人也很拥护他。在45岁时，斯宾诺莎因肺痨死去。
斯宾诺莎对科学很感兴趣，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宗教和道德问题。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却被犹太教驱逐；基督教对他也是恨之入骨；“神”的观念充斥着他的哲学思想，正统信徒却斥责他为无神论者。
他接受了源自笛卡儿时代的一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物理学，并以此为基础，试图要给虔诚的信念和献身于“善”的生活寻找一块栖身之所。这一宏伟的举动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和钦佩。斯宾诺莎还继承了巴门尼德所创造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只有“神即自然”这一个实体，除此之外任何有限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对神的全能关系之外，分别由思维和延伸性限定的精神和物质也可以独立存在。在斯宾诺莎看来，神处处都是无限的，思维和延伸性也是神的属性。
斯宾诺莎视时间为非实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决定论里解释说，正因为我们无知，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能改变未来，其实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未来和过去一样不可改变。希望和恐惧的产生都是因为缺乏智慧。
此外，斯宾诺莎还反对过分的热情，认为神不被任何情感打动，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神的一部分，“神不会敬爱任何人”与“神只敬爱他自己”没有矛盾。神只敬爱自己这件事很容易办到，更何况以理智表达敬爱毕竟是一种很特殊的爱。
除了能说出基督徒该说的话，斯宾诺莎还能说出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话。
在他看来，一切罪恶皆源于无知。他建议要联系原因分析这罪恶，把这罪恶视为自然力的组成部分，这样就能理解罪恶了。他还说，即使遇到天大的灾难，也不要让自己孤独地游荡在悲伤的世界里。如果按照灾难的实质看待灾难，把它当做起于时间开端、止于时间结尾的因果一环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灾难并不是针对整个宇宙的灾难，它只是针对你的灾难。对宇宙而言，这场灾难不过是为了加强最后的和声而出现的暂时的杂音罢了。
大致说来，斯宾诺莎的哲学学说杂糅了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也许这些思想还不能发展成为宗教信仰，但是在这充满苦难的人世间，它们倒也是一股促使我们清醒的助力，也是一剂医治绝望和麻木不仁的良药。
《神学政治论》是一部融会了《圣经》批评和政治理论的奇妙著作。在对《圣经》的批评方面，斯宾诺莎为一部分现代观点开了先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呼百应的哲学家
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之一约翰·洛克，对政治哲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他不仅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还是哲学自由主义的鼻祖。
洛克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牛津大学讲授的仍旧是经院哲学，但是洛克受笛卡儿影响很深，因此憎恨经院哲学和独立教会的狂热。后来，洛克做了一名私人医生，1682年洛克逃往荷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洛克回到英国，在商业部任职。
“光荣革命”之前，洛克没有冒险参与政治，而是静心创作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类理解论》，该书完稿于“光荣革命”前一年，出版于1690年。此外，洛克的大部分著作：《论宽容》《政府论》《论教育》等都是在革命之后的几年内发表的，这些著作如实地表达了这次革命的精神。
在《人类理解论》的第一卷，洛克就论述了没有“天生的观念”的原则。他认为，人类的所有观念来自感觉作用和对自身心灵活动的知觉。人们不会先于经验获得任何知识，因为不仅我们的思考要借助观念，而且人们也是通过经验获得所有观念的。
洛克认为，知觉作用可以被称为“走向认识的第一步和第一阶段”。对于洛克而言，“认识要依赖知觉作用”这种彻底经验主义的观点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从柏拉图时代到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许多可以被我们人类称为“最宝贵的知识”的东西不是由经验得来的。
在18世纪的法国，洛克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哲学家和稳健派改革家都信奉他。当时，在形而上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实体”的概念，洛克却认为“实体”没有任何用处。不过，洛克也承认，形而上学中证明存在神的种种证据都是正确的。
同时，洛克是一个虚心的人，也是一个热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在行为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必定永远会被一种欲望驱使，这种欲望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本能。他给整个自由主义运动传下了“少独断”的精神。显然，这种精神与宗教宽容、议会民主政治、自由放任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整套准则有关。洛克说，给予一个主张多少的同意，应当取决于支持它的概率的多少。
关于道德和法律，洛克认为，某些道德规矩是神制定下的，如果能严格恪守这些规矩，就能进天堂，否则就很可能进地狱。之后，他又指出，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任务，是协调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既要允许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也要要求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负担一些公众利益。
自由主义的一个特色就是强调远虑。洛克认为，公私利益不一定能一致，但长期来看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可以没有近忧，但一定应该有远虑。由于一切失德都是失于远虑，因此唯一需要继续倡导的美德就是远虑。如果社会上的公民都是虔诚而有远虑的，那么即使很早给予他们自由，他们也会按照公众利益的要求做事。能这样的话，人间法律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因为这样已经够好了。
洛克是最幸运的哲学家，他的祖国的政权由与他政见一致的人掌握，这使得他可以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理论哲学著作。经孟德斯鸠发展的洛克政治学说深深地留在了美国宪法里，英国和法国的宪法同样也受过他的政治学说的影响。
◎政府论（节选）
有权指导怎样运用国家的力量，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就是立法权。那些必须长期执行和总是具有持久不变之效力的法律是在短时间内制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立法机关不会经常有工作可做，因而就没有经常存在的必要。
另外，假如一些人同时具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那么将对人们的弱点形成极大的诱惑，以致他们动不动就想攫取权力，使他们自己不需要服从他们制定的法律，而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使法律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他们就有了和社会的其他成员迥然不同的利益，从而违背了社会的目的也违背了政府的目的。
所以，在组织比较完善的国家，全体人的福利都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具有立法权的这些人定期集会，掌握制定法律的权力，他们或者同其他人联合，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出来以后，他们又重新解散，自己也受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和切身的约束，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能够使他们注意为公众谋福利。
可是，因为那些一时或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长期持续有效，需要不断得到执行和注意，所以需要一个持续不断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的并继续有效的法律。因此，立法权和执法权通常是分立的。
每个国家还有另一种可以被称为自然权力的权力。它相似于人们加入社会以前每个人根据自然而具有的权力。因为在一个国家里，就其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尽管他们是不同的个人，并因此为社会的法律所统治，然而，就他们与其他的人类的关系而言，他们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其他的人类处于同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就像它的每个成员在加入社会以前一样。所以，社会的每一成员与他之外的其他人之间的纠纷，是通过公众进行解决的。造成他们全体中的任何一员的损害，都会使全体同要求赔偿有关。因此，从这个社会与其他所有国家或该社会以外的人们的关系方面考虑，整个社会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一个整体。
所以，这里有一种权力，倘若同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对外权，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结盟，以及同国外的任何人士或社会进行任何事务的权力。只要能够理解这些，名称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
执行权和对外权，虽然这两种权力本身确有区别，但是它们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包括社会内部对其所有成员执行该社会的国内法，对外处理有关公共安全和利益的事务则是后者所指，所有可能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害都包括在内。比起执行权来，虽然这种对外权力是否行使适当，对于国家有重大影响，然而它远不能为原来规定的、持续有效的成文法的指导，因此有必要让掌控这种权力的人们根据其长远的考虑，为了谋取公共福利来行使该权力。至于有关臣民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法律，因为指导他们的行动是它们的目的，所以可以预先制定。然而，对于外国人应该如何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以及计划和兴趣的变化，这就取决于拥有这种权力的人们的谋略，依靠他们的才能为国家谋利益。
虽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执行权和对外权本身确是有区别的，但是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很难将它们分开并让它们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这两种权力的行使都需要社会的力量，既然如此，那么，几乎不可能把国家的力量交给不同的并互不隶属的人们。倘若执行权和对外权分别由可以各自行动的人掌握，便会使公共的力量受到不同的支配，总有一天将导致祸乱和灾难。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莱布尼茨，出生在德国莱比锡一个伦理学教授之家，20岁就获得了阿尔特道夫大学的博士学位，堪称前无古人的大智者。但他拒绝了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美茵茨大主教手下工作。后来，他受命游说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放弃进军埃及，但没有成功。
他具备勤劳、俭朴、诚实和有节制等优秀品质，但却缺少斯宾诺莎的那些崇高的哲学品质，因为他发表的都是一些刻意讨好王公贵族的观点，而把最精彩的思想束之高阁——它们并不能给他带来声望。
结果，人们发现了两个代表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一个是他公开宣扬的，这个体系乐观、正统却浅薄；另一个是后人从他的手稿中总结出来的，这个体系深奥而又有惊人的逻辑性。
1672年，莱布尼茨到了巴黎，在那里度过了大约四年时间。当时，巴黎在哲学和数学领域都先于世界，这段经历对莱布尼茨才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段时间里，他发现了无穷小算法，这后来引发了他和牛顿的之间关于发现优先权的争论。
在德国，莱布尼茨又学到了一种新经院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但在接触到笛卡儿以后，他就放弃了经院哲学。对他的哲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位学者是斯宾诺莎。1676年，莱布尼茨见到了斯宾诺莎，与斯宾诺莎探讨哲学达一个月之久，甚至还得到了斯宾诺莎的部分原稿。然而，在他的晚年，为了附和众人对斯宾诺莎的声讨，他又极力掩盖这段经历。
莱布尼茨的哲学是建立在实体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实体不具有拓展性，因为拓展性含有繁复之意，只能体现在由若干个实体组成的事物上。同时，莱布尼茨继承了笛卡儿学派主张的“各实体不能相互作用”的观点。他认为，两个单子之间不能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带来了动力学和知觉两方面的难点——从动力学角度讲，在碰撞现象中物体间似乎有影响；从知觉方面讲，知觉似乎是外界对知觉者产生的作用。
莱布尼茨有高超的逻辑技巧，发展了存在神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证明，他的叙述比以往任何人的都要高明。他这些论证共有本体论、宇宙论、永恒真理说、前定和谐说四项。
显然，宇宙论论证和本体论论证不无关系。如果必须用必然的“有”的存在来证明世界的存在，那么这个“有”的本质必然也包含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性足以规定这样的“有”，它的存在也可以由本体论论证得出。
大体来说，永恒真理说的这个论证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不过也有个标准：但凡和本质相关的命题，要么永远是真的，要么永远是假的，比方“二加二等于四”永远都是真的。“永恒真理”指的就是永远真的命题，是永恒精神的一部分，反之就是“偶然真理”。
前定和谐说论证的内容是，由于在毫无因果的相互作用之下，所有的“钟”都保持一致的步调，那么它们一定是被一个独立的外因校正过了。
莱布尼茨坚信，逻辑在本门范围和当做形而上学的基础时都很重要。如果当初他发表了对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那么他会成为这门学科的鼻祖，让它提前一个多世纪问世。但是，由于他怀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学说的一些成果是错误的，再加上他不敢相信他崇拜的亚里士多德会出错，所以他就以为是自己错了，没有发表他的成果。
在现在看来，莱布尼茨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伟大，这一点在数学、数理逻辑、哲学和物理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所体现。
帝国的路线取道西方
爱尔兰人乔治·贝克莱，是英国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之一，由于持“物质并不存在”的主张而在哲学界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最优秀的著作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写的。写《视觉新论》时，他24岁；写《人类认识原理》时，他25岁；写《海拉和菲伦诺的三篇对话》时，他28岁。这以后，他的著作就不是特别重要了。
早在22岁时，贝克莱就做了都柏林大学的特别研究员。后来，他怀揣着在百慕大群岛建立一所学院的梦想前往美国，但却没有成功。在罗德艾兰住了三年之后，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欧洲。
在美国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帝国的路线取道西方”，就因为这一句诗，加利福尼亚州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城市。1734年，他担任了克洛因的主教。晚年时，他放弃研究哲学，转而研究他认为有种种神奇药性的焦油水。
贝克莱的观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主题说，我们只是感知到了颜色、声音等性质，并没有感知到物质实体。第二个方面说，所有感知到的都属于心或在心中。
贝克莱关于第一个说理完全可以说服任何人，但第二个方面的说理就有些毛病了，因为“属于心”的说法没有任何定义。
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所有事物必定是物质或心灵的。在哲学领域，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