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流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
——余秋雨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人大概可分为以下五种：有入仕途而发迹者、入仕途而困惑者、入仕途而被贬者、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还有不入仕途者。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仕途”是个关键，似乎没有它，中国的文人就难以划分归类，大抵是中国的文人总会被政治的阴影所笼罩。但同时我们又发现，理想意义上的“自我保全”是无法获得的——精神的深邃与肉体的快意永远处于互为“异化”的状态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现实和现实历史中的人格都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
东晋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的诗作亦流露着不汲汲于名利的文人气质；唐朝诗人李白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尽显文人的狂狷本色。透过这些笔墨字迹，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副铮铮铁骨：淡泊明志，不惧皇权。
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一入仕途，便趋炎附势、低声下气、只懂溜须拍马之类的变节文人；不乏一朝得志便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残害忠良的谄颜媚骨。回顾柳宗元、范仲淹等文学家被权势差遣，屡遭贬谪、四处飘零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贬官文化”，以及“被贬文人”们在远离政治中心、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山水是文人真正的老师，而文人是山水真正的知音。许多文人寄情山水，山水的启迪令他们文思泉涌、性情清灵。自然界蕴涵着太多的魅力和深刻的哲理。在山水中漂泊，在漂泊中感受寂寞，并因此获得灵感，就会激发出创作的源泉。也许只有在山水之间将命运作一次放逐，才能品咂出人生的真正含义。
余秋雨先生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领会前人的情感，承接自然的恩泽，感悟造化的真谛。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依然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自己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合；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遁世出家的道路，在道家的道观中寻求羽化升仙，在佛家的寺庙中探索禅语珠玑，以获取精神的安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多元状态。中国文化在多元并存的同时，还具有独特的奥秘和魅力。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多种文化虽同根同源，却因信仰及文化传承途径的不同，使得人们直抒胸臆的音符也迥然不同。
“柔情铁骨基于尊严，出仕隐退皆为国家。”无数的中国文人为国为民，铁骨铮铮而又柔情愁肠。挣脱了种种伦理道德和观念枷锁，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发掘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他们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余秋雨先生感慨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取的乐趣。”“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活一活。”这些发自肺腑的感叹，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呼唤，它鼓舞着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去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去开拓、进取，展现丰富的人生，去表现出我们的气质和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