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
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笔墨祭》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项基本才能，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早在中国文化之初“书”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书法在孔子那儿是作为和礼乐同等重要的六艺之一而被提倡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书法主要并非一种技艺，而是某一修身行为；这儿的修身甚至并非精神活动，而是一种身体行为；它通过对人的体姿的约束以及规范，来达到“修身”的目的。书法对修身的重要性使其在发生伊始就被置于儒学价值序列的中心。对旧时文人来说，写得一手好字不仅仅是一个才情问题，也着实是一种身份；书法不但是进身之阶，更是对儒学秩序表示忠心的象征。
书法艺术要求古雅，要求美，用毛笔当然是最佳选择。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大可小，可以充分发挥笔画变化的书写艺术。中国的书法与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与中国文化一样古远而灿烂。
甲骨文中有“聿”字，像手执笔。“聿”为“笔”的初文。《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之，加竹。”从“竹”从“聿”为秦国的新造字。简化字改为从“竹”从“毛”，突出了毛笔的特点。
传说，笔是秦国大将军蒙恬所造。西晋崔豹《古今注》中有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笔耳。”所谓蒙恬造笔，其实并非发明，而是改进。蒙恬为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于秦始皇在位期间，领兵驻守边关，修筑长城，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崩，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蒙恬只是一员武将，并非文臣。为何是武将造笔，而非文臣造笔呢？《说文》中有记载：“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那时的戍边大军，需书写大量文书，来向皇帝报告。文字应用相当频繁，因而促进了文字的简化与笔的改进。作为大军的主将，蒙恬将军中的制笔技术进行改进，在古代是理所当然的。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中记载：“秦所用系竹笔，如木工墨斗所用者。”这就是竹笔。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笔三支，笔杆竹制，上尖下粗，下端镂空成腔，以容笔毫。制法同现代相仿，根据专家推测，这也许是蒙恬改进之后的形制。
毛笔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书写工具。上至君臣，下至庶民，只要是书写，都离不开毛笔，因此古人对于毛笔是相当重视的。晋成公曾写道：“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烦，非笔莫记。笔者毕也，能毕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甚巨，安可文房清供而小之？”而普通的使用者，仅仅是将其看成一种书画工具来对待，并未将毛笔当成一种文化来对待，更未将毛笔和中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将毛笔提升到文化理念来认识的，在当代首推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在其《永字八法》一书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毛笔。周老很反感时人将毛笔当成某种工具来看待，以致轻慢的态度。在周汝昌先生看来“毛笔——柔翰，是人类最高智慧创造中的一个重大品种”。“没有毛笔，不仅仅中国艺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连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也要大大不同。”他还认为：“西方文化艺术，其所以不能与中国相同，表现不出生动的气韵，高深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懂毛笔，不会使用毛笔，不理解毛笔的性能功用之奇妙。”这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层次来审视、认识了中国的毛笔，并为我们祖先这项伟大的发明感到骄傲和自豪。毛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伴随中国的文字，从远古走到现在，走过五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而且只要存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毛笔将会一直存在下去。它的生命力与中国文化一样强大。
许多人为求一支得心应手的毛笔，所到之处见笔则购，可称心者往往十之一二。书画之道也就是制笔之道。书画和毛笔本是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古代有很多集书画、制笔于一身的人，例如韦诞、王曦之，都是既擅书法，又精制笔的名家，且都有笔经传世。王曦之制笔乃为自用，有友人求其笔，尚且吝而不与，更无外售，可见精品笔制作的艰难。后世，特别是到了近代，从事书画的人士，因制笔工艺的烦琐，懒加问津，渐相脱节，各分途径，两不相关。用笔者不了解制笔之难，即或感知笔不称手，却不知怎样改进；制笔者不懂书画，不知道写兰亭当用怎样的笔者居多。
用于制作毛笔的动物皮毛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人工饲养的，例如羊毛、马毛、猪鬃，也有野生的，例如山兔毛、黄鼠狼毛、石獾毛等。依照“仓颉造字兔夜哭”的传说，能认定最早用于制笔的材料是野兔毛。从出土的战国笔、秦笔、汉笔的笔头材料当中，能佐证最早被采用的笔头材料是野兔毛。
中国的制笔技艺，伴随着汉文化的萌生、发展以及成熟，历经了长达几千年的成长过程。到了汉代，制笔工艺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汉后历代的制笔工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与创新。有的不过是在笔杆文化上拓展领域和空间，汉笔工艺标志着中国毛笔的制笔工艺已进入了完全的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毛笔的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的提高，是因为历代文化人的热心参与，有了他们的参与，毛笔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才一直能得到改进与完善。
在《笔墨祭》中，余秋雨先生提及“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
因为毛笔有弹性，能粗能细，有提、按、顿、挫的功能，对汉字点面最富有表现力，变化无穷。通过先民们几千年的实践、创造以及总结，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完美的汉字书写的技法规范，才产生了“书法”这一独立艺术门类。历代书家用毛笔为我们创作出无数佳作，成为今天的传统法帖范本，为我们所临习，所绍发，书法艺术才能够得到延续与发展。可是比毛笔发明更早的硬笔，由于笔法单调，局限性很大，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在历史上没留下它该有的地位。我国最早的硬笔书法是古代用刀、石片等硬物所刻画成的，周代的甲骨文字就是硬书的产物。战国时期所出现的毛笔，成了最主要的书写工具，两千余年常兴不衰。
近百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硬笔，例如钢笔、圆珠笔等，逐渐动摇了毛笔的地位。硬笔简便，随时可练，容易上手，容易参与，容易普及，实用书写讲究效率，讲究快速急就，当然用硬笔。硬笔书法的兴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实用审美的“硬笔书法”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受到大部分人的青睐，这是毋庸置疑的。硬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有毛笔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毛笔逐渐失去其实用功能而成为纯艺术的东西。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需要正视的是，现在正慢慢显现出了某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多毛笔书家已离硬书远去，少部分毛笔书法仿佛有鄙弃硬书的意图。
事实上这两种对立、不和谐的情绪，仅仅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硬笔和毛笔书法是书苑中并蒂的两朵奇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它们应发挥彼此的优势，一同携手，相互参与，共同提高，共存共荣。余秋雨先生在《书海茫茫》中说得极是，“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