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②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③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① 朱汉民主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138页。
② 柏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89页。
③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楔子。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①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是，一个留在内地，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富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①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6—257页。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吴霭仪说：“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这位在香港新闻界放过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确不凡，几乎只有她一针见血地看到金庸小说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笑傲江湖》在内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亲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写不下去了……①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悲哀。
1959年以来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4页。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内地出删节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①
金庸年轻时做过外交官之梦，1950年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②一度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是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③
①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6页。
②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③ 《答湖南记者问》，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32—34页。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金庸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但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对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说他晚年日趋保守，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金庸极力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内地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