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杰出的女布尔什维克卡拉·索米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间谍。她的经历丰富多彩，在间谍世界里出生入死、斗智斗勇，创造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连日本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俄国女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斗士。卡拉·索米娅用她不平凡的经历，写下了一部光辉灿烂的间谍史话。
卡拉·索米娅出生于莫斯科，她的祖父是马克思的好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她的父亲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卡拉·索米娅则参加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后，受共产国际派遣，索米娅来到日本，搜集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共产国际给她的指示是：成立一个谍报组织，有效地侦破日本人的特级军事机密，并将这一行动取名为“红玫瑰”。
1936年9月，卡拉·索米娅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当她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下舷梯，漂亮而迷人的身影走进熙熙攘攘的港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风度气质俱佳的俄国女人，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超群拔尖的女间谍。
为了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日本，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为她办理了德国国籍和护照，成为德国最有声望的报纸《柏林日报》驻日本的记者。这个身份有助于她在日本顺利地开展工作。
卡拉·索米娅是9月28日到达东京的。最初的几个月，她住在一个中档的稻田饭店里。这个饭店离闹市区很近，容易开展工作，接触的人也比较复杂。自从她住下来后，她就发现有一个矮小、精干的日本男人在暗中监视她。这是日本的规矩，每一个外国人来到东京，不管他是小偷、乞丐、演员、记者，还是企业老板、政治官员，日本警察局都要为他们配备一位“保镖”。尽管当时的德国和日本是亲兄弟国家，但是德国人到了东京，同样要受到一位日本便衣的“保护”。
索米娅每一次走出稻田饭店的大门，都会遇上这个精干的日本人。很奇怪的是无论索米娅什么时候遇上他，他都会非常客气地向索米娅鞠躬致敬，然后就寸步不离地跟在身后。索米娅去会朋友、去德国大使馆、去报社，甚至上厕所，这个日本人都要尾随。直到深夜索米娅房间的灯熄了，这个人才会离开。
有一次，索米娅给这个日本男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她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后，开灯睡觉，一直到天亮。第二天一早索米娅出门时，发现这个日本男人非常疲乏，很显然，他的确一夜没有离开饭店。
索米娅笑笑说：“该怎样称呼你呢？你这么辛苦，真令我感动。”
那个日本男人迟疑片刻，说道：“松下智勇，请多关照。”
索米娅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她也模仿日本女人，向松下智勇鞠了一躬，说道：“卡拉·索米娅，德国人，《柏林日报》驻大日本帝国记者。请松下君今后多多关照。不过，现在请你回家去睡觉。我今天要赶一篇稿子，不会走出稻田饭店。”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日元，塞在松下智勇的手中：“松下君，辛苦了，你这样保护我真是过意不去。”
松下智勇看见卡拉·索米娅走进饭店后，犹豫了一下，果然独自走了。到了下午五点，松下智勇吃饱睡足，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稻田饭店门口。他了解到索米娅果然没有出饭店一步，才松了一大口气。
然而就是这一天，卡拉·索米娅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第一份情报，报告她的工作计划和监视她的密探的情况。
共产国际情报局很快就回电，对她的工作计划非常满意。特别提出了日本警察局对每一个进入日本国土的外国人都要进行监视，要她处处小心。
卡拉·索米娅发现自己的房间被人搜查过，窗口上安装有小型窃听器。
她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特别防卫措施，并不一定是日本警方对自己有怀疑。但是，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松下智勇总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而且不多说话，只是默默无语、客客气气地跟随她，也不过问她做了什么事，更不会干涉她的一切行动。有时卡拉·索米娅请他帮忙做某一件事，他也会踏踏实实地帮助她。
其实，松下智勇的任务只是忠实地记录索米娅每天的行踪。
在这种特殊的监视下，卡拉·索米娅并不准备立刻投入工作，她要尽量使周围的人都认为她只是一个记者。她结交日本新闻界的朋友，在《柏林日报》上发表了许多使读者非常满意的文章。
她还用日文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东京每日新闻》上的文章引起日本人的关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日本现行经济分析》，对日本的新经济政策和这一政策指导下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受到日本政府官员的好评。
索米娅用报纸上的文章为自己打开了局面，日本的大商人、政治家、新闻出版家都知道有一个德国女记者叫卡拉·索米娅。
随着名望的提高，卡拉·索米娅开始小心谨慎地结识朋友。他们有各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日本国的演员、作家、实业家、军官、政治家、新闻记者……卡拉·索米娅有了许多新朋友，但是有一个人是她最应该去认识的。
这个人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名叫科兰·普林顿。普林顿是共产国际给她安排的助手，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公开的身份是法国朝日新闻社驻东京记者。索米娅已经在好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了这个一米八五的英俊的捷克小伙子。但她没有去与他接头，她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太冒失了会出现失误，那就将前功尽弃。索米娅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机会再决定与他接头。
科兰·普林顿也在耐心地等待他的上级的到来。他比索米娅早一年到东京，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深得共产国际情报局官员的信任。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间谍网，这些人是报务员、美国共产党员布什·凯利奇，日本共产党员、画家桑林正平，加拿大共产党员维思·布希尔。只要上级指派的“红玫瑰”一到，这个间谍机构便马上开始行动。
外国记者驻东京的办事处都在一幢大楼里，科兰·普林顿住在五楼，卡拉·索米娅住在七楼。当索米娅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她立即开始工作时，她决定与科兰·普林顿正式接头。她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后，第二天，在记者楼的会客室里，索米娅右手拿着一朵红玫瑰，左手在翻读巴黎出版的《生活》周刊。
当科兰·普林顿按照《东京每日新闻》上的暗示走进会客室时，他几乎惊呆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领导人竟是她———一个漂亮的德国纳粹记者。科兰·普林顿几乎在每次的记者聚会时都会发现这个女人。在他的印象中，这个纳粹记者简直就是一个花瓶，虽然有才华，但是在他想象中不过是个婊子加记者的角色。而现在，她却是自己的上司。
当然，普林顿毕竟是一个老练的间谍，他虽然心理上不太接受这个女人，但既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肯定不一般。他寻思道：连我也没有看出一丝痕迹来，可见这个女人身手确实不凡。
原来，共产国际曾给普林顿发来密电，告诉他与他接头的上司就在他周围，普林顿曾经设想了十余个外国记者，偏偏没有想到“红玫瑰”竟会是这个德国女人。凭这一点，他对这个女上司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科兰·普林顿从卡拉·索米娅身边走过，故意掉下一把钥匙。索米娅抬起头来说道：“先生，你的钥匙掉了。”
普林顿接过钥匙，对她说道：“非常感谢，我这是保险柜的钥匙。”
索米娅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以后要小心谨慎。”
普林顿说：“是的，你批评得对。”
暗号全对上了。
普林顿说：“能借你手里的这本书给我翻一下吗？”
“当然可以。”卡拉·索米娅把左手上的《生活》周刊递给普林顿，然后起身走了。
普林顿回到住宅后，翻开《生活》周刊第二十八页，上面有一张纸条：家里指示，立即行动。
第二天，《东京日报》登出了一则消息：一位外国客商欲收购日本古画四张。当天晚上，布什·凯利奇、桑林正平、维思·布希尔、科兰·普林顿四人集中在桑林正平的家里等待上司的到来。
晚九点整，卡拉·索米娅准时来到桑林正平家，和她的四个下属一一见了面。
桑林正平和他的妻子及七岁的女儿住在东京贵族区的一幢单独房间里，家里布置得豪华而高雅。当卡拉·索米娅走进这个艺术趣味很浓的家庭时，她的四个男下属全都站起来欢迎她。
科兰·普林顿说：“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等你很久了，现在总算把你盼来了。”
五双手有力地握在一起。
桑林正平说：“索米娅小姐，我们先看暗房冲洗室吧。”
五人走进另一间小房子。小房间遮挡得非常严密，密不透风。桑林正平拉开了电灯，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冲印照片的先进设备，还有五台微型照相机。桑林正平拉了一下隔板，又出现了一个小空间，空间只能摆下一桌一椅，桌子上有一部电台。
科兰·普林顿说：“这部电台的频率太小，和总部联系不太方便。”
索米娅说：“我带了一台高功率的，过几天搬过来。”
卡拉·索米娅开了一个短会，对每个人的职责进行了分工。最后对桑林正平说道：“桑林君，《东京美术报》有一位叫小田三喜的编辑，这个人是我过去的老相识，必要时请你帮我与他联系一下，就说一位德国女记者卡拉·索米娅想见见他。”
桑林正平说：“小田君我认识，明天我就去。”
第二天，桑林正平来到《东京美术报》编辑部，要求会见画家小田三喜。小田三喜来到会客室，他觉得有些奇怪，桑林正平虽然与自己是同行，但彼此仅仅是点点头，他为什么来找我呢？
桑林正平鞠了一躬后说道：“小田君，有人托我，问你愿不愿意见一位德国女记者卡拉·索米娅？”
小田三喜向四周看看，所答非所问地说：“桑林君，走，到我家去，我给你看一幅我最近的新作。望你多指教。”
两人走在嘈杂的大街上，小田三喜说：“卡拉什么时候到东京的？如果她要见的话，最好是明天中午在樱花公园的南大门前。”
桑林说：“卡拉一定会准时到达的。”
东京樱花公园的大门前，两个老朋友终于见面了，他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卡拉·索米娅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曾到中国考察，在上海她遇到了日本青年油画家小田三喜。
小田三喜是一个正直的日本青年，他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非常不满。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卡拉·索米娅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卡拉·索米娅在老朋友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说道：“小田君，我在东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不知你的观点是否改变？”
小田三喜紧握着她的手说：“反对战争，拥护和平，是我一生的信仰。只要你从事的是维护和平的职业，不管是为哪个组织服务，我都乐于帮助你、支持你，用生命……”
1939年3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卡拉·索米娅正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科兰·普林顿结婚。这对儿只谈了一年恋爱的情侣的结合，为今后的秘密工作奠定了基础。
不久，他们搬进了新居。这是居民区一幢小巧的两层楼的房子。为了祝贺新婚和乔迁之喜，他们请了许多客人：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全部外交官员，外国驻东京的名记者，东京新闻界的同行。
宴会上，各种各样的名酒引起了客人们的感叹。大家开怀畅饮，直到深夜才散。最后房间只剩下六个人。卡拉·索米娅开始严肃地布置任务。她说：
“我们集中在这里，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战斗。不是为哪个国家服务，而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稳定。”
小田三喜热情洋溢地说：“卡拉说得非常对！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与日本人民为敌，而是与发动战争的人为敌。我们这样做，更证明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桑林正平说：“小田君说得非常正确，谁是战争贩子，我们就与谁为敌。”
卡拉·索米娅宣布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查清日本是否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二、希特勒政府与日本帝国的关系如何；三、日本的军事工业有什么尖端技术；四、日本政府对英国、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
索米娅最后说：“朋友们，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而重大，但是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成功。”
六双手再一次紧紧握在一起。
一个代号“红玫瑰”的跨国间谍组织开始了它不平凡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