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尔特·拜茨出生于1913年9月26日。他的父亲老拜茨在服了12年的兵役以后进入德闽银行工作，并凭借努力的工作很快升为了该银行的主管会计。父亲的银行工作极大影响了贝托尔特，使他从小就对银行业务特别感兴趣。
后来，为了学到银行管理知识，贝托尔特·拜茨来到施特拉尔松，在波莫瑞银行学习了两年。他在那里做了两年学徒后，有整整一年在德闽银行实习，并最终当上了分行副行长。
1945年，贝托尔特来到了汉堡。最终使他决定来汉堡的人，是后来的联邦银行总裁克拉森。克拉森当时是汉堡帝国银行行长，贝托尔特的父亲老拜茨是他在格莱夫斯瓦尔德银行时的手下。现在，他为老拜茨谋到一份工作，在新成立的州中央银行担任首席秘书，这个职位可拥有一套住房，当时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特权。
当时对于贝托尔特来说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并取得尽可能大的发展。拜茨的雄心壮志和干劲成了他进入自由经济体制的跳板。1948年币制改革不久，德国就进入了自由经济阶段。它也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当依都纳—日耳曼尼亚人寿保险公司在对等基础上向他提供一个总经理职位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职位不仅薪水高，其间马克又升值了。拜茨时年35岁，这位新出炉的总经理成功地让这个老字号的公司重新兴旺起来。通过与联合人寿保险公司的合并，通过采用强有力的广告办法，他将依都纳—日耳曼尼亚公司变成了德国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之一。
在一次艺术品鉴赏的大会上，小阿尔弗雷德和贝托尔特相识，小阿尔弗雷德感觉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代理人出现了。那是1952年9月25日夜，就在这个晚上举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谈。这对贝托尔特·拜茨来说是万分惊讶的事情，但对小阿尔弗雷德来讲，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次历史性会晤的日期，贝托尔特·拜茨之所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是他39岁生日的前一夜。饭后小阿尔弗雷德建议一起去散步，贝托尔特·拜茨感到很惊奇，因为外面正大雨磅礴。他陪同小阿尔弗雷德在阿尔斯特河岸边散步，他在想，小阿尔弗雷德到底想从自己这里要点什么。“我承认，我原以为他是来找我贷款的。”他回忆说。这个想法很符合逻辑。因为保险公司想为它的钱寻找信贷可能性，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工业正需要大笔的钱。他们散步到了很远的地方，贝托尔特本来穿着时髦的毛料裤子，裤角有熨好的褶皱，现在褶皱消失了，两个人都湿透了。小阿尔弗雷德终于说道：“我想，您和我可以很好地合作。您愿意来埃森，帮助我重建我的公司吗？”
贝托尔特尽管惊呆了，但也不必花太长时间做决定。当两人又踏进四季饭店时，两人的看法一致了。此时乐队正在奏响告别曲，已经过了午夜，贝托尔特的生日已经来到了。小阿尔弗雷德与拜茨握手告别时，艾尔泽·拜茨正在家里等着她的丈夫。“我们要搬到埃森了”，拜茨向他的妻子宣布，但她一开始对这个想法并不感到兴奋。但贝托尔特·拜茨已经决定了，不可更改。（①戴安娜·玛丽亚·弗里茨：《钢铁双雄——克虏伯和拜茨》，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74～78页。）
小阿尔弗雷德给拜茨的位置是全权总代理，这意味着，他对公司有着无限的权力。很多人对小阿尔弗雷德的这个决定很不理解，甚至以为他疯了。将如此大的一个钢铁企业交给从来没有钢铁业管理经验的拜茨管理本身就是冒险。
小阿尔弗雷德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准确的解释，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将近150年以来，克虏伯公司想的只有钢铁。从1953年起，我们与我们的煤钢部门分开了，因此我们必须朝完全崭新的方向想。我也必须这样，幸运的是，我还不至于太老。但甚至是我，也很难从‘钢铁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而公司中的大部分人对克虏伯的过去很了解，他们与我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聘任一个对钢铁一无所知的人来公司工作，是很好的。”
贝托尔特·拜茨完全符合这个条件。他对钢铁一窍不通，对鲁尔区也一点都不了解。他甚至认为，波鸿协会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对所有那些认为这个铸钢厂是世界的中心的人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亵渎。
刚开始到克虏伯公司上班的一段时间，贝托尔特遭到了老克虏伯员工的强烈反对，但在小阿尔弗雷德的强力支持下他很快战胜了这些反对力量，并建立了自己理想状态的克虏伯管理体制。
贝托尔特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美国搞好关系，改变过去克虏伯家族在西方人心目中战犯的形象。他开始了他到美国的“十字军东征”。他像一个总参谋长，组织了一系列所谓的私人旅行，以康采恩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许多美国工业家的聚会，并不断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当美国在瓦尔多夫·阿思托利亚举行钢铁工业诞辰100周年庆祝活动时，他是在贵宾席上就座的唯一的德国人。他在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副国务秘书摩菲献礼，他向他介绍了一项他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计划，这计划是有关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克虏伯公司将积极参与这一计划的实施。拜茨的这些活动一部分更像是政治活动而非经济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从此受到美国新闻界的大力称赞，美国新闻界高度评价他的坦诚和不矫揉造作，因为这些在美国人眼里根本不再是德国式的了。
在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贝托尔特还利用自己优秀的公关能力和德国过去的敌人波兰和苏联做起了贸易。他成功地为克虏伯拿到了战后第一个大定单，这是苏联人给一个德国钢铁公司的。由于这是一项价值5000万马克的项目，从1957年订货到1959年设备的供应，需要不断地就一些细节进行讨论。因此，拜茨在1958年夏天到莫斯科呆了10天。这本身就已经够轰动了，因为克虏伯在莫斯科和华沙条约各国仍然是坏人的化身。此行真正轰动的地方在于，拜茨是应苏联副总理米高扬之约到苏联的。《明镜》周刊刊登了两人的照片，贝托尔特·拜茨和米高扬神采飞扬，手中拿着酒杯，两人相互靠近对方。这是一张代表好感的照片，真是再好不过了。
尽管后来和苏联的这笔交易受到了德国国内和西方国家的反对，但贝托尔特的这次破冰之旅给克虏伯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克虏伯公司真正地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个主要国家。
小阿尔弗雷德和贝托尔特建立的两人同盟的威力很快地展现了出来。依靠小阿尔弗雷德和德累斯顿银行的牢固关系以及贝托尔特身后的金融背景，他们集中了大量的资金。利用这些资金他们购买了过去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波鸿协会的76％的股票，其中还包括康斯坦丁煤矿，这样一来在战后出现在克虏伯康采恩内部的最大一条纵向裂痕消失了。波鸿协会现在属于克虏伯了，它在战后被重建成现代化企业，几十年来，它作为精制钢材生产商一直是克虏伯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经过这次兼并以后，克虏伯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被清除了，这显示了资本强大的支配力量。（①戴安娜·玛丽亚·弗里茨：《钢铁双雄——克虏伯和拜茨》，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经过如此大规模的兼并，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的确成功了，克虏伯康采恩复活了，现在它的经济结构具有国际水平。克虏伯又生产钢铁了，比二战中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康采恩又成了联邦德国最大的企业。而克虏伯康采恩的成功，除了小阿尔弗雷德和贝托尔特的个人能力外，他们背后的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和德意志银行财团的资本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这些资本的支持，克虏伯就不可能兼并波鸿协会，也就不会有克虏伯康采恩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