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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追梦的开始

上海的梅雨季节又到了,地下室比以前更加潮湿,我用鼓风机吹干了被子才能钻进去。乐手的琴放在床下,已经长出霉点,音箱也出现了线路故障,看来我扒带用的这个 CD机不能再放在下面了。今天又排了《我没有远方》,这首歌已经不用再磨合了,下次要换新的,就换The Cranberries乐队的Animal Instinct,这首歌太棒了,和弦和英语歌词我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与浦东那边的酒吧已经谈妥,价钱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喜欢他们的装修风格,还有就是离夜班车的站点也很近,希望还能管顿晚饭。发烧了,嗓子也充血了,今天状态太差,都唱跑调了,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坚持。备忘:房东三天后来收房租,明天要抽空把水电煤气费交了,手机暂时就不充值了。每个人都只能年轻一次,这是人生最邪恶的地方。——《奋斗》

十九岁的时候,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花十万元钱买你的梦想,你愿意吗?我不假思索地答,愿意,当然愿意。他又问,那么除了钱你将一无所有也会愿意吗?这时,我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可能会考虑一下吧。他笑了,他说,孩子,梦想是无价的。问我问题的人是我的手风琴老师,当年我不懂他,只是觉得他很清高。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丢弃了一直学习的音乐专业,开始从事一份并不伤神的工作,每月按时拿月薪,偶尔还会分红,稳定又有保障。就是这样,一种已经快要习惯的平庸就要把我淹没了。直到那个清晨——那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我走在那条熟悉的上班路上,迎面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夹着公文包,手里拿着一个已经啃了一半的馒头,嘴角还挂着馒头屑,她正奋力地追赶着一辆快要驶出站台的公交车,结果公文包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她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望着远去的公交车边捡边骂。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像是看见了自己,那种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生活的感觉,让我一下惶恐起来。

生活如果是随波逐流的,那么我看到的风景和别人看到的又有什么两样?人生如果只是复制品,那么它对于我的意义又是什么?青春在慢慢地耗尽,难道我真的只是一个旁观者?曾经那么多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是不是终究会化作年老后的一声轻叹?这一切的疑问在我走进领导办公室递上辞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统统都有了答案。意料之中,爸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一个女孩,不安于生活,不忠于现实,丢弃了铁饭碗一样的工作,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那一刻,他们听不到我心跳的声音,只看到了我黯淡的未来。我的坚定已经没有余地,我无法再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必须要离开,为自己活一次。

2001年的春天,上海。当我背着包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城市之中的时候,我对它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爸爸的那块老式手表上。在人民广场上,我疑惑地问过路的行人,地铁票要在哪里买?被我问的第一个人只是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和像看怪物一般的眼神,并未回答我,急匆匆地走开了。第二个人倒是回答我了,只是言语中带着讥讽:“嘎好笑(这么搞笑的),地铁票嘛,就地铁站买的咯。”我就这样硬生生地闯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滴油花,似乎再怎么融入最后都会漂在水面上。可是很奇怪,我仍毫无畏惧。

一开始,我住在长宁区古北路一个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那是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防空洞,下面有十几个房间,很多玩音乐的人将它们租下来做排练室,我是唯一一个还要在这里生活的人。地下室里没有光线,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热水,有的只是24小时的黑夜和潮湿发霉的木床床腿。这些勉强都能克服,唯独在厕所里洗澡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厕所在地下室的中间位置,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指引,毕竟是女孩,心里总会害怕,所以我尽量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提着烧好的热水冲进厕所,三下五除二地完事以后又赶紧跑回来,往往回到房间后发现头上还残留着泡沫。

那段日子是在理想极度膨胀和裤兜极度拮据中度过的。第一次去地铁通道唱歌,是跟着一个老到的流浪歌手去的。记得那是中山路的地铁站,他席地而坐表情淡然,熟练地摆好琴谱就开始唱起来。我却是紧张到不行,双手紧扣,手心里全是汗。其实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甚至连他们扔硬币到吉他包里的时候,眼神都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停留片刻。

在这个通道之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高级写字楼,路过的人大多西装革履、行色匆匆。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也会和他们一样,奔忙于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周而复始地赶赴一样的地点,晚睡早起,开会加班,熬更守夜地写出材料,计算数据。

琴声响起,我开始唱:“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 ……”每次唱到这里,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因为我终于选择了为自己而活。

半年后,我加入了一支摇滚乐队,也终于租到了一间小阁楼,搬出了地下室。在阁楼里住的第一天,我整晚都没有睡着,因为屋子里实在太亮了,即使是黑夜也觉得亮得晃眼。当第一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上海的春天也慢慢到来了。

我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各式各样的酒吧,参加大大小小的商业演出。有的时候为了赶下一场,要掐着时间冲上地铁或者公交车。地铁里是不能吃东西的,可是为了还有力气应付下一场演出,我不得不把藏在袖子里的整块巧克力啃光,不得不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下迅速消灭掉一块面包,被憋得通红的脸印在漆黑的车窗上。

直到现在也并未觉得当时的生活艰苦,因为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是天大的幸福。偶尔也有困顿的时候,总会问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难道就不算是浪费生命了吗?答案总是在最后一刻坚定起来。生命在流逝,我在追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呢?那时写过很多作品,唯独有一首至今印象深刻,它的名字叫《空城舞者》,是一首关于自由和追逐的实验音乐。那是我在港汇广场的书城里看书时突然灵感一现,后来为了完成它,我和乐队的两个伙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两日两夜才把曲子的MIDI做出来。当我疲惫地躺在地板上,闭上眼睛完整地听完它的时候,我摸到了自己一脸的泪水。那一刻,我突然有些明白了,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

理想从来都是跑在现实前面的,当某一刻我们有幸与它平行时,竟然是这样让人热泪盈眶。我没有得诺贝尔奖,也没有中百万彩票,甚至连喝杯星巴克都要鼓足勇气。但是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奋斗的时光简单而充实。早上有饭,晚上有酒,嘴里有歌,心里有梦。乐队也在各持己见了很久以后把音乐的风格敲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上海的“子午线乐队 ”。眼看着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轨,意外却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叫停。

2003年,“非典”开始在全国肆虐。各地的娱乐业受到了重创,酒吧和娱乐场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都关闭停业。没地方唱歌,没跑场的活儿。那个时候,通道更是不敢去的。生人勿近,熟人也开始疏远。最后,没有活儿干,连吃饭都成问题,乐队几乎解散。为了生计,我去了琴行帮人推销中古钢琴,还和老师傅学会了修琴和调律,最后却因为不愿意违背良心欺骗客人和日本老板发生分歧,然后主动离职。

一切似乎都已经变了味儿,死扛了两个月,终于还是到了撑不住的时候。记得那一天,我在租住的九平方米小屋里号了半个小时,把肝儿都号颤了才打住,然后把鼻涕眼泪一抹,作出了一个决定,打包走人。

我总是看似那么任性、那么一意孤行地为自己作着一个又一个决定。其实你却不知,它们至少在我的脑子里过滤了百十遍,我和内心里的另外一个自己会一直不停地对话,甚至死磕,然后看谁先妥协。庆幸的是,我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只是要一种活着的态度,它不能走肝儿,得走心。

每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即使梦想很脆弱,也应该去试一试。那两年是我人生理想的火焰升腾得最高的时候,即使在虹桥机场背着来时用的背包最后一次转身,我还在心里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一定还要回来。

有人问,点子,你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只是为了等到年华逝去的那天,能骄傲地跟那些平凡的老头老太太说,咱年轻时,没过。当年的老师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可是他仍然在用乐观的心态坚持着自己挚爱一生的音乐事业。如果再次相遇,我一定会告诉他,黄老师,当年你的话我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