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陵“天星观2号”楚墓当中，出土的漆木器多为楚墓中常见的器形，但也出土了数件新器形。其中一件叫“羽人”的漆器非常有特色，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
到目前为止，这件羽人漆器是楚墓中的唯一发现。它通高65.5厘米，人高33.6厘米，翅展34厘米，由蟾蜍状器座、凤鸟和羽人三部分组成，蟾蜍匍卧，羽人上身外裸，体型肥胖，人面鸟喙，鸟爪形足踏于凤鸟之上，凤鸟为展翅飞翔状。全器通体髹黑漆为地，用朱红、黄、蓝等色绘制花纹。此器是一件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罕见漆器艺术品。
有人认为人为鸟形，反映的是楚人与凤鸟的亲密关系，该器物是人和凤鸟彼此转型的造像，人们可以转化成凤鸟或通过凤鸟而飞至天界；也有人说，羽人可能是巫师进行祭祀时使用的法器；还有人认为这个羽人是楚人心目中个女娲的形象；另有人说羽人可能是三苗后裔雕刻的驩头神像；更有人说它是一件与佛教有关的妙音鸟的造像，并由此推断早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古印度等地有关佛教的造像已传入我国南方的楚国，但现在公认的说法是佛教在东汉时期开始传入我国。
（四）精湛的丝织物品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有几十处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
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的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
此处丝织品常有出土，且往往保存完好。江陵“马山1号”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贵族墓，共出土各类衣物35件，其中有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些衣物由8个品种的丝织物制成，另在4件竹笥中装有12个品种的452片丝织物碎片。
其中，有裹尸的衣著15件，丝衾4床。其它包括绣、锦、罗、纱、绢、绦等多种品种，质地精良，保存完好。衣被上用朱红、绛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棕黄等色彩的丝线绣出或织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等与几何纹相间的各种图案，色彩柔和，显示出楚国纺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江陵“马山1号”墓因此被称为“丝绸宝库”。丝织品的大量随葬说明丝织品已成为贵族炫耀财富的象征。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
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1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的密度相媲美。
最能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锦。锦是一种经线提花织物。在古代要具有高级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锦衣、锦衾和锦帽。
锦的提花技术是相当复杂的。组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越大，技术也越复杂。楚墓大量出土彩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锦最多，不同花纹的就有十余种，充分说明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术。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尚火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褐、黑等。
楚国丝织品的染色工艺有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孔雀石，即绿色、胡粉及白色等。草染以植物颜料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提花丝织品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形纹饰中，以菱形纹最为变化多端，奇诡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规整匀称，色彩层次清楚，立体感强，给人以对称、均称、平衡的形式美感。丝织提花纹样中还有少量的人物纹和动物纹。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品编织纹饰中的动物、人物纹饰上生动地表现出来。
“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绦带上的田猎纹是一个完全写实的纹样，描写的是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田猎纹绦用棕色、土黄、钴蓝色相间织出两人御车追逐猎物、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的生活场景。将这类充满激烈的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在先秦丝织品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编织纹丝织品是“马山1号”墓出土的动物舞人纹锦，这也是一件反映贵族生活题材的作品。舞人动物纹锦的花纹由七组不同的动物和舞人构成，其中长袖飘拂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凤鸟、以及两组姿态不同的爬行龙，都显得意趣盎然。
（五）丰富的刺绣物品
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发现。特别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剌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江陵马山出土的刺绣品花纹有十多种。包括蟠龙飞凤纹绣、舞凤舞龙纹绣、花卉蟠龙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凤三龙蟠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践蛇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花卉飞凤纹绣、凤龙虎纹绣、三首凤鸟纹绣、花冠舞凤纹绣、衔花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等。
在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
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而舞，或与龙相皤，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
刺绣的代表作品有《三头凤》《凤斗龙虎》等。“马山1号”墓刺绣的绣线颜色极为丰富，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等12种。
（六）随葬的木车马匹
在江陵九店楚墓104号墓北3.7米处，有车马坑一座。车马坑与104号墓处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当为其陪葬坑，坑内葬车两辆，马四匹。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正南北。车辕、马头向北。坑长5.9米、宽3.9米、深0.8米。
坑底挖有半圆形轮槽四个，放置车轮。车位木制，髹褐色漆，均已朽，只存痕迹。其中二号车痕保存较好，剔剥出土后，结构较为清楚，车位单辕两轮。
马是杀死后，背向置于车辕两侧。墓主人身份当为“元士”，为楚国较低级的官吏。随葬的车马、墓圹的墓道、墓口上还残存的封土以及一椁一棺且椁分三室的葬具都说明墓主人生前家境一定殷实、富裕。
墓主人也一定是爱马、爱车之人，随葬的车马一定是他的心爱之物。它们或许曾陪伴主人游玩于山水之间，或许曾随同主人征战于疆场之上。
104号墓为研究战国中期楚国元士墓提供了实例，而车的复原则填补了战国中期楚国车的实物缺欠，为研究楚国交通史、兵器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
（七）大量的竹简铭文
大量楚简的出现，见证了楚国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在江陵九店楚墓中，竹简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有五座楚墓共出土竹简约七百枚，其内容一般为遣策、祷辞或卜筮记录之类。“九店56号”墓所出竹简近于云梦秦简中的《日书》，主要为选择吉凶日之类的记载。这些竹简大多出于56号、411号、621号墓。残、整简共计334枚。
竹简经破竹修削而成，黑褐色。尤其是在56号墓的壁龛内出土了主要内容为《日书》的楚简较有影响，因为此前云梦出土的秦简中也有《日书》，这批楚简的出土说明选择时日吉凶的书籍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经流行了，秦简《日书》可能源于楚简。
简文中有些是讲一年时日、12个月按照月序排列，这对于楚国的历法研究有一定的帮助。其中还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情况的内容，是研究和了解楚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性质的重要资料。
在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了很有价值的铭文以及大量的竹简。简文共计450字，字迹大部分清晰。简文多次记录为“邸阳君番乘力”，而且全部简文内容没有出现一处是为他人占卜的，所以，“邸阳君番乘力”为“天星观1号”墓主是无疑的。
“番乘力”是墓主姓名，“君”为其封号，“邸阳”是其封地。楚国封君制是仿效宗周的一种分封之制。据史书记载，楚国封君几十人，遍及楚国各地。封君的地位仅次于楚王，他们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和权力，在自己的封邑内不仅可以征收赋税，而且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
在“卜筮记录”的简文中，有一类是专为邸阳君番乘力贞问“侍王”是否顺利的卜辞，可见墓主人与楚王有着密切的关系。
楚国历法以大事记年，秦客公孙鞅使楚，是楚国这一年中外交活动的重大事件。简文中“秦客公孙鞅”的年代应是商鞅在秦受封之前，即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40年。由此可以推断墓主邸阳君的下葬年代于公孙鞅的年代相距不远。具体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
此外，结合墓中出土的竹简和随葬器物推测。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武官，爵位当为上卿，官职在令尹、上柱国之列。
番氏家族在楚国当为一个显赫的世家大族。早在楚成王时期，其先祖潘崇为太子商臣之傅。成王晚年欲废太子另立，潘崇辅助太子发动政变夺得了王位，是为穆王。潘崇被封为太师，位极人臣。
天星观墓地共有五个大冢，可能都是番氏的家族墓地。目前在已发掘的楚墓中，可以确定为封君墓的只有湖南临沣“九里1号”楚墓、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和江陵“天星观1号”墓三座。
它们中又以“天星观1号”楚墓墓坑最大、出土文物最为精美。尤其是竹简材料，对于楚国封君制度、封君墓葬制和对番氏家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是一批宝贵的材料。
（八）随葬陶器的特征
多数墓中随葬的陶器，常见的有两类：一类为日常生活用具，如鬲、钵、罐、豆、长颈壶等；另一类为仿铜陶礼器，如鼎、敦、壶、盘、豆等。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楚墓的先后发掘，特别是江陵九店东周墓、长沙楚墓等的发掘报告的发表，为楚墓的分区及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秦统治的时期较短，其文化特征异于其它文化，特别是在陶器方面。所以，可以从战国末期秦墓甚至秦代墓中所包含的楚文化因素来分析出部分战国末期楚陶器的特征。
江陵九店所出的五座洞室墓为秦的葬俗，从其随葬品的简陋及所出铜镞，可排除其为人楚秦商或居楚秦民的可能性。从这五座墓可推定，墓中陶器大体应为战国末期白起拔郢之后时器，所见圆底有盖高蹄足鼎、长椭圆形敦、圈足壶，为典型的楚式陶器。
从这些陶器的形态来看，有些并不是该地区楚陶器的最晚形态，这或可说明该地楚器在秦占后仍以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演进，只是由于秦的强势统治，其发展较为缓慢。
通过对战国末期楚墓陶器的研究，该时期的楚墓随葬陶器在继续表现出其共同特征的同时，区域性特征也十分明显。
（九）精致的青铜兵器
在江陵楚墓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品种全，制作精致，常见的有剑、戈、矛、戟、镞等，以剑为最多，凡成年男性几乎都用剑随葬，贵族墓中随葬铜剑尤多，如“天星观1号”墓随葬铜剑达32件。
许多重要的吴越兵器相继出于楚墓，是列国争霸的重要反映。其它兵器也数量众多，如在江陵所发掘的成年男子墓中几乎都有剑的出现。佩剑在各阶层之广，是他国无法比拟的，体现了楚人的尚武精神。
江陵的一般楚墓中都出有兵器，第一次出土五百余件，第二次出土一百五十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剑为最多，占出土兵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其中，有二十多座小墓，其它随葬品一无所有，唯独都随葬一件青铜剑。
另外还有数柄藏于荆州博物馆的越王剑享誉四方，如出土于江陵张家山楚墓的“越王盲姑剑”、出土于故楚郢都北郊的“越王鹿郢剑”等。其中勾践之子所用的“越王鹿郢剑”和“越王勾践剑”并称“越剑双绝”。
荆州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展厅中，设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以越王剑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文物。这些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依然寒光闪烁的越王宝剑，见证了两千多年前古楚国兵吞四方的强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