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拉乌苏文化（河套人）。遗址位于蒙古高原南缘的鄂尔多斯高原。以旧石器为主，也有细石器存在。动物化石种群达45种。其中有古菱齿象、披毛犀、大角鹿、诺氏驼、啮齿类、羚羊、野驴、野马等。该遗址发现的河套人距今5万~3.5万年，近年也有的学者认为距今14万~7万年。动物化石种类和植物孢粉测定表明，阴山南麓河套一带古代地貌以草原为主，也有森林、河湖、沙漠等变迁。
· 扎赉诺尔人。遗址位于蒙古高原东部的满洲里市，距今约5万年至1万年。在煤层上部地层中发现的16个人头骨化石为1.1万年之前，已具有黄种人的特点。已会使用木棒加石矛、石斧等复合工具。大型草食动物化石主要有猛犸象、披毛犀、野牛、野马等。植物孢粉测定除草本植物外，有20%的木本植物和水生生物，说明当时具有湖沼广布、森林稀疏的草原自然景观。
· 阴山、贺兰山岩画群。位于蒙古高原南缘，分布范围达1千多公里，岩画总数达1万多组，数以10万计的个体形象。据考证，最远期的为距今4万年至1.7万年左右，较近期为1千多年前，以新石器时期较多。图形多以羊、马、牛、鹿等草食动物为主，前期大部分为狩猎题材，后期游牧题材数量最大。
· 贝加尔湖沿岸岩画群。分别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与铁器时代岩画群组成。题材有野牛、野马、鹿、天鹅、鱼、双峰驼、羊等。据考证有的岩画与南欧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岩画属于同期遗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反映狩猎和游牧的题材最多。
· 西伯利亚与远东遗址。在贝加尔湖以北、以东的外贝加尔、雅库特、俄罗斯远东地区及北极圈地区发现大量古人类文化，证明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直到铁器时代，一直有古人类生存繁衍，而且从遗存物件的形式到加工技术可见，与西方和东方都有联系。
· 金斯太洞穴遗址。它是在蒙古高原中部于21世纪初新发现的一处古人类活动的重要遗存，位于大兴安岭以西、蒙古高原大漠以东的典型草原上。向南侧距北京人（山顶洞人）、大窑文化和河套人（萨拉乌苏）遗址，向北侧距扎赉诺尔人、贝加尔湖文化遗址均为1000多公里。现发掘遗址共有3层：下层遗物中发掘石器1000多件，距今5万~10万年；中层遗物中发掘石器两千多件，距今1万~3万年；上层遗物中发掘出少量青铜器和大量陶器碎片，距今至少3000多年。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心地带的同一个洞穴中发现距今10万年至3000年的人类活动遗存，这可以说明东北亚高原地区古人类活动的连贯性和活跃程度。
猛犸象灭绝。猛犸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大的象。据考古研究，一头成熟的猛犸象身长约5米，体高约3米，门齿长1.5米。身体肥硕，体重可达6~8吨。猛犸象的皮很厚并具有弹性，皮下脂肪层可达9厘米，身披细密的长毛，因而抗寒能力极强，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北部的寒冷地带都曾大量生存。现在有大量化石出土，而且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永冻层中，都发现过在冷冻条件下保存完整的尸体。科学家利用这些实物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猛犸象在300万年前即生活在北半球。经历过数次大冰期、冰期和间冰期，曾经是寒冷地区的古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考古证实，在1万年以前人类从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转变的时代猛犸象就已经接近灭绝了。5000年前留下来的遗迹极少。有研究认为，猛犸象在距今3700年前后最终灭绝。在北冰洋的一个小岛上曾生存过短小型（侏儒）猛犸象，但在距今6000年前爱斯基摩人到达后也未能逃脱灭绝的命运。
猛犸象有又厚又坚韧的皮肤层保护，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的工具和武器——木棒和石器很难将其击毙。但是在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已经具有较高智力了，可以采取多种多样“巧妙”的方法捕获这些“美味佳肴”。据考古学家复原的场景，有的将猛犸象驱赶到沼泽地，以稀泥陷住四肢，然后分割全身；有的将猛犸象驱赶到悬崖峭壁上面，摔死后再割肉食用。但是这类有利条件在高原上是非常罕见的，因而能够用这些方法捕捉到猛犸象的机会也很少。我猜想有另外一种办法是可以普遍使用的，那就是捕获猛犸象的幼仔。因为一般动物在幼龄期都喜欢睡觉。已进化到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利用这一特点捕捉猛犸象幼仔是十分容易的，虽然幼仔
比成年后的庞然大物要小很多，但比一般种类的动物要大得多。按现代象的怀胎期为22个月来推算，猛犸象的繁殖率很低。失去后代育成来补充种群的猛犸象很快灭绝也就可想而知了。捕获幼仔对解决古人类食物来源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但对猛犸象种群延续来说是毁灭性的。对野马、披毛犀等其他大型动物灭绝原因来说也是如此。
猛犸象在生存繁衍了300万年之后，终于在人类进化最快、人类文明兴起最为密集的距今1万年前后消失了。灭绝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自然生态问题，但人类捕猎是主因，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猛犸象的减少和灭绝，应当是和其他大型草食动物减少和灭绝同步发生的，这给古人类在采摘狩猎进化阶段的食物来源造成了重大冲击。
来自高原南侧的压力。距今1万多年前，发生在东北亚高原地区的古人类种群数量增加和食物来源减少，加剧了食物短缺的问题，促使古人类不得不向外迁徙。东北亚高原地区向北是极端严寒的北极，生物产出率极低，古人类面临极度严寒、冰雪覆盖、极夜漫长、食物短缺等多种不利条件，因而可承载的人口数量非常有限。向南扩散是理想的选择，那里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生长和草食动物的繁衍具有更好的条件。然而，这些地方古人类进化更为活跃，也是人类文明社会迅速兴起和形成的地方，相应的人口增加速度和捕猎导致的大型草食动物灭绝进程更快。
在东北亚高原地区的范围内，蒙古高原占据近300万平方公里，处于古人类活动范围的中心位置。蒙古高原南侧的黄河流域、西南方向的两河流域、恒河流域是世界文明发祥地。蒙古高原中部的南缘即是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与北京人（包括山顶洞人）进化同步的阴山南侧的大窑人、萨拉乌苏人（河套人）即位于这条线上。蒙古高原西界的阿尔泰山，距两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不过三四千公里之遥。中间所隔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迁徙的通道。在印第安人的古代先民从东北亚高原迁徙美洲开始之前，可能与四大文明古国的先民就已经进行过多次互相交错式的或是拉锯式的迁徙了。在生存条件变化的压力下，向东跨洋迁徙和向南跨区域迁徙都应是开放式、波浪式和动态多次进行的。以中华文明古国发祥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例，从距今1万多年至有文字可考的距今5000年前，曾经经历过几次大洪水。每次大洪水来临都会使古人类的生存地域被大大压缩，不得不沿山脉向北迁徙。大洪水过后，平原和浅海重新变为陆地草原，野生动物重新繁衍。居住在高原地区的古人类必然要回来填补这大片无人区的“空白”。这样看来，黄河和长江流域与东北亚高原地区的古人类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双向迁徙交流是完全合理的推断。因而，美洲印第安人先民跨洋迁徙前的大本营在东北亚高原地区，但其中有多大成分是来自中华腹地和西亚、南亚地区就无从知晓了。
对印第安人的语言学研究也可以为上述判断提供佐证。现在世界上语言学研究分类基本完成，但也出现了一个困境，即印第安语尚无科学分类系统。亚、非、欧各民族语言的分类系统都已明确，共有9大语系37个语族，涵盖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类语言，但对印第安语无法确定其分类系统和归属。因为印第安人部族林立，互不统一，各部落使用的语言各有不同，很多部族即使是近邻也不能互相正常地进行语言交流。印第安语文法复杂、词汇繁多，日常用的词汇总计两万多个，远远超过其他语言。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试图将印第安人的语言归纳为19个语系、67个语族，划分不可谓不细，但是还有不少部族使用的语言仍然不能包括进来。根据这些现象可以推测，操不同语言的部落可能来自于亚洲的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他们的先民在离开亚洲前，语言还处于成熟定型之前的阶段，也就是说，语言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这些未定型成熟的语言被不同的人群带到美洲后，在各自栖息的地方独立发展，自然形成了美洲大陆虽然人数比亚洲要少得多但语系和语族却要繁杂得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