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起东北亚的兴安岭，西至欧洲喀尔巴阡山之间开阔平坦的欧亚大草原，是古人类东西迁徙和交流的天然通道。进入游牧阶段以来，东西交流的马队、车队、骆驼队，载着人流、货物流、文化流，促进了欧亚文明同步演进。
● 蒙古草原、中亚草原、东欧草原构成的欧亚大草原中轴地带自古以来具有气候适宜、生态相似、生产生活方式相近、通达条件优越等特点。草原通道与南侧相邻的五大文明古国共同构成了世界文明演进的发动机。
● 远古时代东西方交流的证据首先是考古学成果。在欧亚草原上遍布的古人类经历了年代相差不远的旧石器、新石器、细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同时，语言学研究也反映出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线索。
● 游牧是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历史产物。欧亚大草原为游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草原“五畜”的驯养、人类跨上马背、车轮的发明和运用、军事与生产一体化社会的形成是游牧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随着近代欧亚草原民族国家的固化，草原通道的功能也即削弱甚至消失。随后出现的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浪潮向东方传递也曾受到阻碍。
● 长安和元大都（北京）是被广泛承认的古代国际城市，对东西方交流起到龙头作用。两大古都的城内有外国人经商和居住的区域，城外有大道、驿道通向各方。正是这些“古代高速公路”把东西方空前紧密地连接了起来。
法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在北方的草原上。”而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过草原学老师讲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后来知道欧亚大草原的西界在多瑙河流域。1999年10月我到达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多瑙河畔，乘飞机用了9个小时，而地域上我却仍在欧亚大草原，真切地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虽然多瑙河上游多为山地，但流经维也纳盆地时两岸却呈现出典型的草原景观。站在河边环视四周，看不到森林和村庄，显得十分空旷。略带波状起伏的平坦地形覆盖着略显泛黄的绿草，仿佛置身于深秋的呼伦贝尔或锡林郭勒草原。可以想象，如果继续沿多瑙河下行进入东欧草原腹地的景象，估计更像亚洲内陆的蒙古草原了。
广阔的天然通道
欧亚大草原的西界位于欧洲中东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之滨，再向西方延伸就可以到达地中海和大西洋。东部达到外兴安岭、大兴安岭一带，再向东可延伸到太平洋，因而欧亚草原实际上是连接两大洋的陆地通道。欧亚草原的西部是富庶的东欧平原，向东连接中亚草原，再向东接蒙古草原，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这三大草原构成了欧亚草原通道的中轴地带。在其南北两侧，分布着帕米尔—青藏高原和西伯利亚高原，也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亚草原主体东西跨经度110多度，约为1万多公里，南北最宽跨纬度30来度，平均宽度近2000公里，是世界上连成一体的最大草原。
欧亚草原能够成为古人类迁徙和交流的通道，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气候适宜。欧亚草原的中轴地带大都处于北纬40°~60°的温暖地带，四季分明，但相对来说又较少有极端的严寒和酷暑。处于采集与狩猎和游牧与狩猎阶段的古人类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生存繁衍。
· 生态环境相似。欧亚草原中轴地带西侧的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脉阻挡了来自大西洋方向的湿润空气，东侧的外兴安岭、大小兴安岭则阻挡了来自太平洋方向的湿润空气，南侧有喜玛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阻挡印度洋方向的湿润空气，北侧有乌拉尔山、萨彦岭、肯特山等阻挡了来自北冰洋方向的湿润空气，因而在东西绵延达1万公里的范围内均为干旱、半干旱气候，地形、地貌、植物群落、生物食物链都大同小异，呈现出内部基本相似的特征，而与周边又有显著差别。降水量是决定植被类型的基本因素。年400~500毫米降水量，一般是森林和草原的分界线。大体上年平均300~450毫米降水量可以形成草本植物茂盛，间有林木的草甸草原，分布在欧亚草原的四周山麓。年平均200~350毫米降水量可以形成具有代表真正草原植被特点的典型草原，这种类型也是欧亚草原的主体植被。年平均200毫米以下的降水量一般只能形成荒漠草原。降水在年平均几十毫米以下时则形成荒漠，即在蒙古高原腹地、中亚和里海以北广泛存在的戈壁和沙漠景观。俄罗斯学者形容这种现象时，认为东欧平原是“亚洲插入欧洲大陆的一个楔子”，指的就是草原的这种相似性。
· 生产生活方式相近。考古研究显示，欧亚草原的古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文明演进过程。有文字可考的最近3000多年来，活动在欧亚草原的几十个民族、部落和王国大都以游牧为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沙漠绿洲和河谷地带之间有少量的土地开展农耕，在一定的季节也兼有渔猎。
· 通行条件优越。在蒙古草原、中亚草原和东欧草原组成的中轴地带几乎没有高山阻隔，地势开阔平坦。在中轴地带的外围虽有众多山脉和沙漠，但并不连贯，且所占比例较小，因而也没有形成对东西方通行的阻隔。
· 毗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五大文明古国中，有3个紧邻欧亚草原通道的南侧一字排开，即古中国、古印度和古巴比伦。而另外两个文明古国，即古埃及和古希腊则与草原通道的西侧隔地中海和黑海相望。居住在欧亚草原的古人与这些文明古国的先民之间不断地迁徙、交流和融合，所产生和获取的文明成果通过草原通道向更遥远的人类先民传播。因此，在工业文明之前，草原通道连通的文明古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发动机。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草原通道的定线化和便捷化。根据考古推断，古人类利用草原通道进行东西方交流，虽然存在了至少数千上万年，但一直处于自发的、开放的、散在的形态。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期后，才逐渐有了固定的路线。公元前140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正式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
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西汉都城长安，向西一直延伸到欧洲的罗马城，中间经过中亚、西亚、东欧，并跨地中海连接北非，是最早的有明确且固定路线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国际交通线。丝绸之路经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或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离开汉代王朝辖境后，分3条线西行：
· 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再向西穿越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由海路转罗马。
· 中道（汉北道）：越葱岭向西北行，过德黑兰与南道会合。
· 北新道：沿锡尔河向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由水路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丝绸是古代中国输往西方的代表性商品。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籍就记载了希腊人对中国丝绸的推崇。通过这一交通线，中国的丝、绸、缎、绢等丝制品为更多的西方人所熟知和青睐。植桑养蚕织丝的技术也随之扩散开来。因而，后人对这条名的固定路线冠以“丝绸之路”称号。西方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皮毛、玉石、珠宝、香料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动植物品种和人员、文化、宗教、科学技术及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交流。在“丝绸之路”开通后的两千年里，草原通道的其他路线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几个“草原帝国”的出现，使草原通道的各条路线对东西方文明全方位沟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和草原通道，汉朝及后来的隋唐都城长安成为当时第一位的国际大都市。同样，这也是元代和清代的北京城（元大都）成为世界奢华之都的重要条件。
丝绸之路虽是草原通道中的一条路线，但是，它在很短时间内便成为居于主要地位的重要交通线，以其通行的便捷性及影响的广泛性为世人所熟知和认可。后来有的学者将其他散在草原通道上的所有路线总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皮毛之路”、“茶叶之路”等。还有人将近几百年出现的海洋东西交流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实际上，草原通道上存在着许多条与“丝绸之路”类似的具体路线。草原通道总体的历史作用是其某一具体路线所无法取代的。现代横穿欧亚的铁路网东起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城市，西至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沿岸城市，对世界贸易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陆路运输功能，这也反衬出古代草原通道对沟通东西方的重要意义。即使在当今世界航海航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是如此。
元代驿道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自古有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西戎来宾”。汉代将草原通道南侧的“丝绸之路”固定化。但是对东西交流形成制度性的大规模推进则是在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蒙元时中国重新实现统一，向西有共属的察哈台、钦察、伊尔等汗国，“大元大蒙古国”名义下的版图达3300万平方公里（一说为4400万平方公里）。在境内建立了庞大的驿道系统以维持其统治和通商。据史料记载，在元代8个中书省设驿马站913处，驿马30多万匹。此外，还有大量的水驿、牛铺以及狗站、鹿站等。海上运输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东西方贸易的类型和规模。欧亚两大洲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大门洞开，各国各类人员络绎于途，发生了空前规模的东西大交流。
陆路中线，这也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主干线。西端以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为集散地，从南俄草原东行，经里海、吉尔吉斯草原、伊犁河谷，至阿力麻里，由此向北可达哈喇和林，向东可直达上都和大都。途经的蒙古草原、中亚草原、波斯、钦察草原、俄罗斯、小亚细亚都有驿道相通。东西大道上设护路士和“干净的白毡裘帐”，在上都设有搬运役人。“于是四方往来之使，上则有馆舍，顿则有织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可见东西信使和通商的方便程度。
陆路北线。经阿尔泰山南麓至贝加尔湖，为北线中段。由贝加尔湖沿大兴安岭西侧向南可达上都和大都。从阿尔泰山向西过钦察汗国首都萨莱，沿里海西岸南下，直达地中海。欧洲和阿拉伯史料对萨莱城记述较多，称城市美丽，规模大，东西方的人都有聚居区和市场。元人《异城志》载该城与撒马尔罕“其国极富丽，城郭房屋皆与中国同……繁富似中国，商人至其国者多不思归”。萨莱旧址以西的诺夫哥罗德至今保留有“契丹区（中国城）”，莫斯科也保留有“契丹街（中国城）”。
陆路南线。西段基本走向同汉唐时代“丝绸之路”。西端由波斯湾北行，过葱岭，至喀什喀尔，向东经敦煌、肃州、甘州到元上都和大都。马可·波罗来华即经此路线。
海路。元代海上交通和对外通商港口已十分发达，但向东、向南抵达的地方均较近，只有向西经过长途航行，陆路和海路分段连接可以到达地中海沿岸。因此，可以说海路以其运输规模大的特点把草原通道连接东西方的交流作用推到集中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元代的主要出海口为泉州、广州、庆元（宁波）、杭州、上海、温州。航海线有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东非诸地、北非，然后换陆路到达地中海。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即走海路，从泉州出发，经占城、阿曼尼亚、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回到威尼斯。很多阿拉伯人经商由陆路改为海路，从波斯湾经印度至广州。
东北路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至库页岛广大地区为欧亚草原通道的东端。元代居住在这里的水达达女真、兀者诸部、“北山野人”等等，统称为“林木中百姓”。1235年后，蒙元在黑龙江上游一带设开元路、和宁路、合兰府进行管辖。这一大片地区曾经在历史上作为最“荒蛮”的地区在元代时与中原王朝通过三条路线发生了直接联系。一是沿大兴安岭西侧的驿道干线连接上都和大都；二是沿辽阳行省驿道，向北进入极寒地区后，改为“狗路”（即雪橇）抵奴尔干城（今库页岛）等地；三是由海路经东海北上出日本海，抵达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西岸。东北路线的开通使东北亚地区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拓展了东北部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