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方式产生后，欧亚草原上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东西方交流。西方形成的游牧帝国向东扩张，东方形成的游牧帝国向西扩张。帝国的交替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证明，每200~400年就有一次沿欧亚带状草原的民族大迁徙。特别是距今3000年前的斯基泰人，距今1500多年前的柔然人，距今800年前的蒙古人，这3次横扫欧亚草原的迁徙大潮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替进程。
游牧探源
经典理论认为，游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但是对其起源以及与农业起源的关系，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人类历史从采集狩猎阶段向前发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农业，一是游牧业。选择哪一个发展方向既取决于生产工具，也取决于自然条件。从欧亚草原的自然环境来看，降水量、积温、无霜期、地形和土质都不适宜大规模的农耕种植业。因此当人类生产工具达到一定水平后，游牧成为必然选择。
· 草食动物的驯养为草原植物的转化提供了最佳途径。根据考古研究，在距今4000~8000年内，现在的“草原五畜”即马、牛、骆驼、山羊、绵羊，都已被人类驯化。这5种牲畜在利用天然植物的能力上各有特点，可以通过放牧利用各类牧草资源。骆驼可以适应最干旱的荒漠；绵羊、山羊可以适应从干旱到湿润的各类草原；牛可以适应牧草比较繁茂的草原；马可以利用距离较远的草场。此外，小部分游牧民族牧养的驯鹿可以适应气候极为寒冷的森林地带。可以说，除了水面、高山峻岭和高大沙丘之外，欧亚草原到处都是游牧者的可用之地。
· 跨上马背是游牧业的起始。在人类驯化的各类牲畜中，最为灵敏和快捷的是马。草原上的古人类只有跨上马背，才可能大规模地驯服和管理畜群，游牧才能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据考古研究，距今6000年的中国大汶口和仰韶文化已有驯化马的遗存。在哈萨克斯坦出土的距今5500年马骨上已有马具的痕迹。马成为坐骑之后，又相继发明了套索和套马杆，这些既是管理畜群的工具，又是狩猎和防止野兽侵害的武器。
· 车的运用催生了“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的出现。国内考古表明，我国古代的车大约出现在距今3500~4500年左右。国外考古报道，在距今5000年前中亚就使用带轮的车。德国、波兰的考古表明在6800年前即有车辙和车型图案的遗迹。叙利亚考古表明6500年前就有车轮的图形和货车壁画的遗迹。依据这些资料判断，欧亚草原及其周边地区车轮的发明比马的驯化还要早，最早的车是用牛牵引的，这既符合牛的驯化早于马的考古研究结果，也符合游牧民族大规模使用牛车的现实。至于马车在历史上应该是农耕民族和城堡民族使用较多的工具。牛车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军事和社会组织的规模得以扩大，远距离迁徙与征战也就成为可能。
· 一体化组织为远征创造条件。游牧社会长期处于氏族部落的社会形态。在部落形成之前，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游牧。只有形成生产、生活、军事三位一体的部落联盟或草原帝国，才有可能征服更多的草原，获得更多的牲畜，聚集更多的人口。
综上所述，欧亚草原在距今4000~5000年即具备了形成游牧生产方式的条件，但是史籍记载最早的游牧是距今3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有1000多年的游牧史缺乏史料考证。这段时间可以理解为游牧生产形成的早期，人类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迁徙活动，还未开始与其他有史料遗存的文明古国发生接触或进行对抗，因而可能是并未被外界所知和所记载而致。
斯基泰人及其西迁
历史上希腊、波斯和中国的文献都记载了公元前七八世纪斯基泰人的活动情况。斯基泰人的活动范围在西至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下游，南至古波斯北境的广大区域。斯基泰为希腊文“skythai”的音译，古伊朗遗存下来的铭文为“saka”（萨迦）。古汉文典籍则称其为“塞人”、“塞种人”。根据考古发现的人体特征、青铜器造型和文字描述，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斯基泰人遍布欧洲黑海北侧（俄罗斯）、西伯利亚（图瓦）、中亚（哈萨克斯坦）及我国新疆（伊犁、石河子等地）的广大地区。一般认为，斯基泰人最初来自中亚草原，属于印欧人种，语言属于东伊朗语。公元前700年左右，居住在中亚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人向西扩张，占据了南俄草原，实际控制了西到多瑙河口的广大地区达300年之久。随后，斯基泰人又向南扩张，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称霸70多年，西方人描述“从高加索到叙利亚，他们的骑士无所不在，不停地进行掠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斯基泰人向西、向南扩张与中国战国时期秦穆公进攻西戎有关。由于秦国击败了西戎，迫使中亚的原住民向匈牙利以西方向迁徙，波及欧洲的希腊王朝。这一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据可考的沿着欧亚草原通道的民族大迁徙。最东端的中华文明古国和最西端的希腊文明古国就这样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产生了相互的影响。
斯基泰人的国家由四大部族组成，每个部族又分为若干分支。国王和各级首领都是世袭制。斯基泰人在总体上维持着游牧生活，但在靠近西亚一侧已经有了从事农业的定居者。斯基泰人已完成了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与此相适应，技术手段的改进促进了斯基泰艺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青铜器制作的衣物佩件和马具、武器、工具的装饰品大量出现。斯基泰艺术风格，特别是动物形象与后来草原上流传的游牧风格非常相近，同时也受到西到希腊东到中国这一区域各文明古国的影响。
希腊王朝和游牧政权在中亚并存
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开始向东扩张，相继征服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波斯后，于公元前329年攻克了撒马尔罕，入侵中亚草原。为了镇压反抗，希腊军队分成五支，分别在各地筑城移民，推进“希腊化”。许多希腊人、马其顿人、伊朗人迁移到中亚南部。希腊的社会制度、文化艺术对中亚草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商道附近修建的城镇，促进了中亚民族更多地从事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同时也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希腊人、马其顿人也吸收了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丰富了西方文化。
在“希腊化”鼎盛时期，中亚南部出现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继续进行建城戍兵，发展农业。但在广大草原地区仍然存在着众多游牧部落。匈奴在蒙古草原地区建立帝国的过程中，迫使部分其他游牧部落向西迁至中亚，增强了对希腊化王朝的对抗。游牧人对希腊化的反抗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统治者的最后垮台。亚洲人对希腊人入侵的反抗还表现在公元前250年~135年独立的“大夏”和公元前248年建立的“安息”。安息以“亚洲是亚洲人的”口号，积极向西扩张。原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月氏，在匈奴的驱逐下，西迁到中亚建立了新的国家，也加速了希腊统治者的灭亡。大月氏从公元前174~公元前160年之间开始进入中亚，公元前145年攻克焚毁了希腊式大宛名城埃斯哈塔亚历山大，公元前139年占领大夏，成为游牧大国。到公元1世纪中叶，建成称霸中亚300年的贵霜帝国，一度被称为当时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的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这次历时近200年的中亚西亚“希腊化”，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强烈碰撞和交流，不仅加速了城市建设和灌溉农业的发展，也增强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这一时期形成的中亚艺术品吸收了希腊、印度和中国的艺术成就，制作极为精美，表现力极强，输出到很远的地方，对世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青铜器、金器、银器为代表的草原艺术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与此相应，作为东西交流的结果，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鄂尔多斯等地遗存下来大量的具有游牧文化特有风格的艺术品。
匈奴驰骋亚欧两洲
匈奴的先民在中国的史籍被称为猃狁、荤粥、山戎等。按音译应为“胡”或“匈”，但汉代史籍采用了带有轻蔑色彩的“匈奴”，后世一直沿用下来。匈奴最早作为强盛的民族国家与战国时期的赵国发生接触是在公元前4世纪。此时匈奴已成为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霸主。匈奴与中国秦汉两朝进行过长期的对抗，然后进入了分裂状态。在外部看来“沉寂”了约400年后，匈奴人突然出现在欧洲，阿提拉率领的铁骑差一点攻占了罗马城。公元5世纪前期，匈奴的另一个分支—
哒人在中亚建立了游牧强国。由此可见，冠以“匈奴”、“匈人”、“哒匈奴”的游牧政权在亚欧历史舞台上活跃达1000年之久。尽管三者之间的承接关系史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在部族更替和游牧迁徙过程中的密切联系是肯定的。因而并不影响以此来阐述游牧对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性作用。
匈汉关系战和交替。匈奴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以战争与和亲两种局面交替演变，最终以南匈奴归附，北匈奴西迁为结局。在中原王朝处于战国七雄的混战局面时，匈奴凭借着骑兵优势，占据了华北、西北的北部地区。后来赵武灵王学习匈奴骑兵的装束和战法，推行改革，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最终夺取了华北北部和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并沿山势修筑了长城，防御匈奴的再次入侵。秦朝统一中原后“北击匈奴”，进一步加强在阴山一线对匈奴的防范。在秦汉两朝交替的战乱过程中，匈奴又乘机重新占据了中原北部，甚至有时深入到汉朝都城长安附近进行抢掠。后来，汉朝对匈奴的关系进入持续进攻时期，在现在的鄂尔多斯与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据点，数次派军队深入草原打击匈奴，先后发动了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匈奴分裂后，汉朝支持的呼韩邪单于在公元前43年登上了匈奴王位，并表示对汉朝臣服。失败者郅支自称单于，于公元前44年逃往中亚。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以财物赏赐与公主下嫁的形式进行，伴随着大量货物、人员和文化的交流。记述比较多的是在公元前33年，臣服于中原朝廷的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获得了当时胡戎藩属政权所认为的崇高奖赏—公主下嫁。王昭君以汉朝公主的身份，被封为宁胡阏氏，以示永远安宁。此后史称北边“人民帜盛，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维持了60多年的和平。王昭君的历史功绩受到历代帝王、史学家、文学家和边疆百姓的好评。她去世后，葬于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大黑河畔，据说经过历代加高封土，现高达33米，耸立于呼和浩特市城南9公里处的平原上。近2000多年来，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已形成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和亲文化”。
西匈奴游牧于巴尔喀什湖和咸海周边的草原，成为后来远征欧洲罗马帝国匈人的祖先。东匈奴留在蒙古草原，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近百年。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再次分裂，漠南8个部落与漠北的单于统治脱离了关系，成为南北两个匈奴部落联盟。此时，大兴安岭兴起的鲜卑游牧部落强盛起来，迫使南匈奴南迁到河套以内，以鄂尔多斯草原和黄河中游两侧为基地，与汉、魏、晋等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盟关系。匈奴单于还改姓汉朝皇族的刘姓。公元304年，匈奴首领刘渊在太原称帝，自称为汉皇室的继承者，匈奴正式成为中原王朝政权的组成部分。在南北朝混乱年代，匈奴人先后建立了北汉、前赵、后赵、胡夏等地方割据政权。中原重新统一后，匈奴完全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匈人”与罗马帝国交战。西匈奴从蒙古草原败走中亚后，汉王朝远征军将领陈汤于公元前36年在楚河地区将郅支单于斩杀。匈奴余部在中亚草原生活了几百年，但并未有史料记载。约公元374年后，被认为是西匈奴后人的“匈人”征服了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地区的原有民族，开始入侵罗马和日耳曼。欧洲史学家记录了匈人的形象和生活场景：“他们的身体又粗又矮，胳膊十分粗壮，脑袋出奇的大……他们不知道犁的使用，更不知道房屋是用来居住的。他们是永远的游牧者，从小就习惯了寒冷、饥饿和干渴。他们的牧群拉着装载他们家属的大车随着他们迁徙。在车上，他们的妻子纺着线，缝制他们的衣服，生育和抚养他们的小孩。如果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就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们的鞋子没有式样和大小，十分不利于行走，因此他们的步兵是不堪一击的。但只要一跨上马，他们就像被钉在马背上一样。他们的马又小又难看，但它们不知道疲乏，奔跑时像闪电一般……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将上身趴在马颈上睡觉……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击破一个有防御的阵地。但是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射击术，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由尖骨制成的像铁一样坚硬的并能致命的箭。”这些描述反映了欧洲人从其固有的角度观察到的黄种人和游牧民族的鲜明特点。将其与中国史学家笔下的匈奴人的形象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有1万多公里、400多年的时空距离，但是大部分情景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公元441年，匈人在新领袖阿提拉的率领下向东罗马帝国宣战，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塞尔维亚。时隔10年后，阿提拉在匈牙利平原集中兵力，征讨高卢失利。第二年阿提拉入侵意大利，在夺取米兰和巴威亚后进攻罗马。罗马皇帝出逃，大主教出面和谈。在接受献上的贡物，并和一个公主成婚之后，阿提拉退兵，一年后去世。阿提拉的帝国以匈奴人为基础，包含了从乌拉尔山到莱茵河之间的众多民族。随着强人阿提拉的去世，混杂的帝国也随之消亡。继位的阿提拉长子埃拉克在公元454年战败被杀。残留下来的匈奴人形成两个部落，散布在东欧草原，直到被亚洲来的另一个游牧部族阿瓦尔人（柔然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