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的基本生产要素是草场、牲畜和牧民。学者们对草原游牧的生产力和承载人畜的能力有过很多研究。根据王明珂先生综述，前苏联的学者认为匈奴人的牲畜头数为人均19头，而近代蒙古草原的人均拥有牲畜还没有达到匈奴时代的水平，仅为17.8头。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匈奴人拥有牲畜与苏联学者的结论相同，但近代蒙古草原的拥有量仅为人均11~15头。也就是说，草原游牧持续了两千多年后，人均拥有牲畜下降了1/3左右。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近代比远古要高一些，但是总体上都未超过人均19头的上限。
在漫长游牧历史进程中，蒙古草原上曾经出现过好几个震撼世界的草原帝国，生产工具和社会组织都有了重大进步。那么人均拥有牲畜数目的减少是否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蒙古草原的人口并不是呈持续增加的态势，而是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在100万人上下波动。“大元大蒙古国”时期的统计显示，蒙古人共计约2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分散到中原和欧亚各汗国充当贵族和军士，约有100万人留在蒙古高原从事游牧生产。从此之后，明清两朝蒙古草原的人口一直是呈下降趋势的。有不少地区的历史资料显示，从清朝初年到民国时期约300年间，有的地区人口降幅超过50%以上。例如根据王建革先生研究，察哈尔八旗人口同期从4.7万人下降到2.3万人，锡林郭勒盟从8.6万人下降到3.7万人，伊克昭盟从20.6万人下降到9.3万人。看来，牲畜和人口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的历史原因只能从草原特点和游牧生产的内在规律寻找，根源是传统游牧转化资源的能力所限。
游牧是历史选择
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前进化，在水、热和土壤等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形成了依托种植业的农耕文化，而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则形成了依托放牧牲畜的游牧文化。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游牧是人类利用贫瘠资源的一种手段。北亚草原游牧的状况与这一判断相吻合。
自然条件不利于农耕。蒙古草原的南界在北纬40度左右。少雨寒冷，地形波状起伏是普遍的特点，因而大部分地区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考古的研究和现实的农牧分界线都证明，除大兴安岭以东一隅和少量的河谷平原可以勉强种植抗寒性较强的作物外，大部分地方无法形成稳定的种植业。
· 降水量低。传统种植业一般要求年平均400毫米以上的降水量。而蒙古草原除东部、北部可以比较顺利地输入太平洋、北冰洋湿气团外，中部、南部和西部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有效降水。中部大片的荒漠戈壁平均年降水量都在50毫米以下。有的地方甚至几年都看不到降雨。在蒙古草原四周的山区虽然降水量较高，但年变率较大，季节性分布与农作物需水量不吻合。因而草原上经常听到用“十年九旱”来形容当地的生产条件。
· 有效积温低、无霜期短。蒙古草原的夏季短，冬季长。年平均积温和无霜期只能满足抗寒能力强、生长期短、成熟结实早的极少数农作物的种植要求。由于草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水热条件在年份间的变化很大，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经常出现春寒、霜冻、冰雹、雨雪交加等异常天气的侵袭，因而减产和绝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大草原是天然的游牧胜地。这是由几项基本条件所决定的：
· 丰富的牧草为草食牲畜提供了饲料来源。蒙古草原有饲用价值的植物达800多种。这些植物按照生物学特性，在湿润地区、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乃至极度干旱地区都有不同的群落分布，为各种草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质基础。除草本植物外，一些木本植物的嫩叶和嫩枝也是草原牲畜的营养来源。
· 驯化“五畜”为游牧提供了“长腿的生产机器”。草原上的草食动物有100多种。经过与人类长期共存，最后驯化出马、牛、绵羊、山羊、骆驼这五种适合游牧生产的牲畜。对畜群稍加管理，即可使之一年四季自行在草原上采食、饮水，完成生长、发育、成熟、繁殖的全过程。这5种牲畜的不同组合可以适应任何草原，利用任何具有可食性的牧草。例如牛适宜于水草条件好的牧场，绵羊和山羊适应所有草场，马可以利用较远的牧场和水源，骆驼可以利用荒漠和半荒漠草原。
· 开阔平坦的地形有利于草原游牧。与农耕要求在平原发展的特点不同，稍有起伏的地形可能对游牧牲畜的放牧、避灾和栖息更为有利。蒙古草原大部分由波状平原构成。丘陵比例小，而且均为坡度不大的浅丘陵。山脉分布在周边，而且多为中山和低山，很少有悬崖峭壁式的高山峻岭。区域内分布的若干沙漠、沙地，大部分地下水位较高，而且以中低高度的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绿洲相间分布。这样的地形地貌对游牧形成的有利条件多，不利条件较少，而且易于以传统的方法加以利用。
草原为游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试想如果降水量、气温、地形等自然条件任何一项发生根本性变化，草原就会向森林、沙漠、苔原、高山、戈壁等不同方向演变，游牧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持续几千年。据研究，蒙古草原曾经在近七八千年内经历过暖湿化和干冷化的交替演变。在适宜时期曾经出现过农耕种植业成分较多的阶段，但结局还是回到了游牧这一必然选择的规道上。
游牧演进的机缘
根据东西方各种文字的记载，历史上欧亚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在3000年的漫长时期内基本相似。例如，2000多年前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一段寥寥数语描绘的随牲畜转移，逐水草而居，牲畜以马、牛、羊为主，驴骡为奇畜，骆驼较少，虽无城镇农耕，但草场有部落界限等内容，与20世纪40年代之前草原牧区的景象没有什么两样。
历史上有利于游牧业发展壮大的因素是很多的，特别是在草原帝国统一各部落，东西方交流频繁阶段，畜牧业曾经有很多利于发展的机会。
· 生产工具的改进。青铜器、铁器较早出现在草原上。根据考古研究，草原上使用青铜器、铁器的时间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基本同步。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草原地区要早于农耕地区应用这两种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工具。最早将马镫传入欧洲的就是来自亚洲草原的柔然人。游牧生产的某些环节由于使用了青铜器或铁器后必然发生重大进步—尽管没有像在农耕地区那样对农田耕作产生革命性改变。
· 保护法令的实行。典型的就是成吉思汗《行政大典》中对保护草场、保护牲畜、防火、防偷盗、防越界放牧都做出了严格规定。对违反者要进行相应的惩处或罚没、赔偿牲畜。这为后来游牧制度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类似的法令和制度经后来的统治集团丰富和完善，对减少游牧社会的内耗、防止人为的破坏和损失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游牧生产依附于天然牧草、水源、气候、地形的被动依赖状态。
· 打井抗旱，开发水源。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忽必烈在统一中国后，曾发布命令，派军队到草原上为牧民打井。例如公元1288年“发兵千五百人诣漠北浚井”。这可能是最早的牧业基本建设了，无疑对改变内陆草原干旱的生产条件会有直接作用。这说明忽必烈看到了游牧生产的脆弱性及其直接根源，具有改革生产环节的非凡气魄。但是打井的数量、地点和使用效果，却没有见到资料记载。可以想见在浩瀚的草原上靠几次突击建设难以撼动游牧固有的运行轨迹。此外，在草原上种植饲草在元代也已经有了开端。忽必烈任命伯颜统军漠北时，就开始贮存饲草，以备“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元上都的留守司专设苜蓿园，“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在草原上流传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谓的“纯牧区”就是纯粹依赖天然牧草放牧的草原地区。
· 游牧组织与制度的进步。随着东西方交流和农牧交流的频繁发生，草原游牧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进步必然能够影响到游牧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例如，牲畜租佃制（苏鲁克）的出现有利于富户（巴彦）和无畜户之间进行劳动力、牲畜、草场等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有利于发展生产。历史上记载富户的牲畜多的难以计数，只能以多少“沟”、“坡”来计算。自己难以顾及经营的牲畜只能分成几个、几十个“苏鲁克”（出租畜群）由其他户放牧，而增殖分成的数量虽然有四六、五五等不同的约定，但实际上只是凭佃户自述而已。这一组织形式对生产、社会和人口增长都是十分有利的。再如具有部落、民族和亲属关系的牧民结成各种名目的“牧团”，在维护自身权益、开发新牧地和躲避自然灾害等方面可以发挥强大作用。史料记载大的“牧圈”（古列延）可以由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蒙古包组成。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后，将征战中形成的军事和游牧一体化组织进行制度化，设立万户、千户、百户、什户等首领统辖，将战斗、放牧和掠夺财富统一起来，形成了近乎无往而不胜的能力。
自然灾害是游牧的“草畜平衡器”
根据气候研究的资料表明，近几千年来，北亚草原的植被、地貌、水源分布变化并不大。因而，草原对牲畜的承载能力总体上是恒定的。但是年度间气候变化幅度大，往往会形成严重的自然灾害，对短期生产造成打击。欧洲一位旅行家在《蒙古史》中以形象的笔触描绘了800年前草原的自然环境：“进入4月后这种飓风如此猛烈，因此有的时候人们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骑上马背……由于漫天风沙，难以看清周围的东西，不得不趴在地上躲避风势。”汉文史籍中描写草原气候特点的资料更多。例如，“六月亦冰霜，手足俱冻”；“四季都可能降雪”；“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这些景象在现代草原上也经常可以看到。
在世界几大草原区中，欧亚草原所遭受的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出现频率最高。南美洲草原除少数降水量低的高原地区经常出现旱灾外，其他地区的自然灾害很少。非洲和澳洲内陆的草原也是因干旱缺雨而易发旱灾，但低温冰雪类自然灾害较少。北美草原虽然与欧亚草原的纬度大体相近，容易遭受的自然灾害种类也相似，但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频率和危害程度都较小，特别是旱灾的威胁比欧亚草原要轻得多。欧亚草原由于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对大气环流的影响所控制，经常出现极端和异常的天气现象，形成对游牧业危害严重的干旱、洪涝、冰雪、暴风雪、沙尘暴以及与气候原因有关的火灾、鼠害、蝗虫等多种灾害。据对记载比较翔实的清代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在长达267年的历史中，内蒙古地区共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约204次，其中旱灾126次，水灾24次，雹灾14次，风灾4次，虫灾10次，疫灾17次，雪灾5次，平均每1.31年即有一次严重灾害。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资料显然是出于对农耕区危害程度的考虑，其中旱灾、虫灾对农耕区与草原区的影响是基本一致的，而雪灾和风灾在草原区要比这一统计数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