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工作几年，参加会议多，走访的地方也多，各领域的情况都可泛泛有所知。令人不解的一个问题是，在全国落实中央要求“建设现代农业”的大潮中，理应涵盖的草原牧区却很少有回声。2010年我有机会接触到在牧区一线工作的几位旗级领导同志。他们讲，现在对草原畜牧业，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增加投入；另一方面经常受到不同来头的指责，特别是诸如主张取消草原生产功能以维护生态环境、主张恢复游牧以维护传统文化、主张照搬农区养畜方式以推进所谓模式化三种互相矛盾的观点都试图影响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往往使基层无所适从。
2010年9月，在应邀参加乌珠穆沁羊研讨会期间，曾经来自大都市，但对草原无限“着迷”，后来又多年在国家农业部主管全国畜牧兽医工作的“老搭档”贾幼陵讲述了国内外对草原牧区问题的混乱言论。现实的和理论的乱象勾起了我近半个世纪积累的有关草原的所见所闻和深切感知。“碰到问题就不由得想探究明白”的老习惯，再次触动了著书发声的念头。
此时，我针对国内住房乱象撰写的一本“来自非理论界”的专著已再版重印了几次，受欢迎的程度出乎撰写者和出版者的预料。也许，围绕草原话题也来一次梳理来龙去脉、摆清关联因素同样可以为大家的讨论提供一个全面、客观、条理清晰的平台。但是草原问题涉及的历史跨度和众多领域比住房问题要复杂得多，于是回顾经历、网上检索、购买图书等前期工作，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状态。2011年4月，试写出一章后，送给几位熟人传看，得到的反馈意见是“可读性、知识性都很强”。同年10月中旬，全书初稿在送出版社进行初审的同时，又分送给几位学术造诣较深、了解国内外相关情况的专家学者分别从草原、畜牧、历史、人文等角度帮助审核把关，尽量把因短时间突击而可能出现的疏漏降低到最低程度。
为了达到“有用”、“有据”的目的，本书在写作之初就明确了几条力求把握的基本原则：既要有专业性，又要避免枯燥的论证和说教；既要对相关问题做出明确判断，又不陷入流派争论和纯学术讨论；既要立足于当前生产生活，又要廓清过去和未来；既要有助于草原上的人们开阔全球化视野，又要为社会大众理解和鉴赏草原提供捷径。特别是要历史地、客观地体现草原生态、生产、生活、文化四大功能的和谐，追寻草原文明演进的脚步。
自我设定的这些原则，对全景式展示草原、全方位观察草原是必要的，但是也为写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难度。动笔之初，即深感凭日积月累形成的零星感悟远远满足不了成书的要求，好在现在互联网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搜索条件，近年来出版的国内外专著也比较多，而且通过网络书店很快可以将书邮寄到。晚间入眠前和晨醒后浏览书籍形成的认知，往往就是第二天两三千字的腹稿。回忆往事，如泉涌般的思绪有时一天四五千字仍收不住笔。最终形成的书稿就成为自身见闻感悟和梳理论著资料的混合体。遵从客观规律（“天道”）的轨迹是本书写作的宗旨，即使是资料来源的“大杂烩”也要力求避免给读者形成支离破碎的印象。尽管几位帮助审稿和作序的专家学者给予了正面评价和积极鼓励，但是最终效果还需要广大读者来评判。
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稿出版，应当感谢各相关单位众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和有关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写作条件，使本人在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和成书过程中能够做到本职工作和业余写作两不误。锡林郭勒盟人大工委王青山、金山同志，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马嘎尔迪、额尔敦仓、王桂贤同志，会同所到旗人大的同志精心安排了两次实地考察，在短短的10天内行程3000余公里，走访了20个示范家庭牧场和9个牧民合作经济实体，与上百名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取得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锡林郭勒盟行署办公厅和内蒙古统计调查队帮助查找自治区成立之初的历史资料，为相关内容提供了真实的数据。著名专家学者贾幼陵、郝时远在百忙中审阅了全书初稿，并从专业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写出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不仅对本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最后定稿起到了指导作用。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乔光华教授，在出国讲学期间挤时间审阅了书稿。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乌恩教授，在繁忙的学术活动之余帮助核实资料，并审阅了部分章节。尽管本人做了十分的努力，几位专家付出了特殊的辛劳，但是由于围绕草原这一主题关联众多和著述浩繁，在有限时间内要完全梳理得明晰确切是十分困难的。在此，恳切希望广大读者进行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中信出版社在岁末年初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不仅抓紧履行相关程序，而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编排。所有这些使我深感，出好一本书不仅需要精心撰写，尤其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合与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收篇之时正值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召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这一命题也正是本书内容的逻辑归结，因而成为最后一章的标题。但愿本书能为草原上的各项事业少一点无谓争论，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合力有所贡献。
郝益东
2012年2月18日于内蒙古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