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和2005年，我国政府又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实施了第二次财务救助，从中国外汇储备中先后拿出600亿美元注入三家银行，总共剥离7300多亿元可疑类贷款和核销4500亿元损失类贷款。除此之外，2002年年底，全国农信社亏损总额为58亿，历史挂亏1300亿。10年来，农信社亏损最严重时，一年便是200多个亿。为了解决这一亏损难题，央行对全国农信社提供了总额为1688亿元的资金扶持，其中，专项票据1679亿元，专项借款83亿元。
所有的这些负债都没有消失，只是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其三，养老金空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而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形成规模巨大的“空账”。主管部门唯一一次公布养老保险“空账”是原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截至2004年的数字，为7400亿元。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10年7月13日公布的数据为：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
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279%，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2050年将超过30%。有专家预计，如果不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未来3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
应该认识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账”正变得越来越大。
其四，道义负债。所谓的道义负债是指，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责任，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都存在着供应缺口，导致民众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很多人看中国的负债率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站在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基础上来看负债，实际上等于缩小了债务。因为，道义负债本身也是负债。如果把这些债务算上，数额将是惊人的。我在前面举了教育的例子，仅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至于医疗保障欠债，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字。
民众承担起部分保障责任，为政府的道义负债埋单，实际上意味着其自身购买力的下降，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而这恰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大顽疾。
除此，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种负债。这种负债如果用金钱来估算，可能更为惊人。
仅以地下水污染为例。据环保部门监测，2005年全国约1/2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2006年的调查则显示，全国2/3的城市地下水水质下降，数以千计的供水井报废。地下水污染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因为地下水污染不同于地表水，一旦污染物进入合水层，极难治理。地下水污染目前几乎没有治理的可能性，因为治理地下水污染的费用谁也承担不起。财大气粗的日本早在20世纪就对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治理被污染的地下水需要耗资800万亿美元！面对这一天文数字，日本也只能扼腕叹息，无可奈何。
如果把上述这些债务累加起来，将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我要强调的是，真正可怕的不是问题，而是对待问题的态度。正视问题并及早解决，几乎是避免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唯一正确选择。
尽快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不断看到有国家因债务危机倒闭的时候，猛然醒来，发现我们的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最大的悲哀不在于此，而在于，猛然醒来，仍然沾沾自喜地看别人的笑话而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最令人忧心之处在于，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都不知道确切的负债数字！
2011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施全口径监管，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也表示，2011年将就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展开专题调研。
显然，中央已经开始意识到债务的危险性，迫切需要掌握地方政府负债情况，通过摸清地方债务数目、理清政府跟投融资平台关系等途径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行动。
从2011年3月1日起，国家审计署18个特派办和37家地方审计机关，开始了对31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的全面审查。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月中旬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须在3月1日前开始审计地方性债务，6月底以前向国务院提交审计报告。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摸底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审计的时间范围是债务发生的起始年、1997年、1998年、2002年以及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不难发现，政府确认的债务发生的时间，与政府加大主导经济时的力度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都是政府全力拯救经济，实施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时候。
这实际上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隐藏着的大问题：经济自身的调整功能因为过多的人为干预而无法发挥作用，只能由人搀扶着行走，人的作用好比拐杖，但比拐杖的成本要高得多——因为人经常会有千奇百怪的想法，而拐杖很单纯，单纯得没有任何想法，既不需要公车也不需要女秘书。
高铁背后隐藏的
实际上，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中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拐杖。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高铁建设，投资非常之大。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铁道部资产总额是299万亿元，总负债167万亿元，资产负债率56%。负债结构中，2010年第三季度长期负债率675%。
“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铁路总投资将达到8500亿元。如果铁路投资全部依赖债务融资，则2015年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834%；如果按照债务融资62%的比率，2015年资产负债率将达到596%。因此，2015年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将在596%~834%之间。
政府对高铁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2011年3月3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表示，尽管目前存在对铁路建设贷款管理的难度，但下一步不会收紧高铁贷款。
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加大高铁的投资？除了提高交通运行效率之外，高铁及其他政府投资肩负着另外两个使命：拉动经济发展，部分替代房地产的拉动作用；保证军需物资的快速调运。本书探讨的范围仅限于前者。
我此前曾经专门撰文做过分析：铁路建设提速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调整过于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思路，以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等方式来弥补房地产低迷给经济带来的推动力减弱问题。因此，在中国房价涨得最凶猛的200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年前，我国将重点构建“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四条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成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总投资10万亿元以上。铁路项目投资只是基建投资中的一部分。
高铁既可以拉动经济，又可以提供就业。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铁路局局长余卓民在2011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00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铁路部门共需要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能够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
正是由于前期这些投资的支撑，中国才在2010年年底后，强化了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公众就很难理解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事实上，铁路投资的收益是负的。
以京津高铁为例，其年度亏损金额在7亿元左右。京津高铁设计年运量约3000万人次，营业额接近184亿元。但是从2008年8月到2009年9月底，其旅客运量不足2000万人次，仅为设计能力的70%左右，营业额为11亿元出头，难以抵补每年6亿多元的银行借贷利息、每年大约5亿多元的折旧费以及日常设备维护费、高铁电费等变动成本。
为什么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