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亏钱是全球普遍的现象。2010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的《高铁研究报告》指出：“尽管成功的高速铁路服务能够带来经济和环境效益，但从国际上看，高速铁路很少能够完全收回投资。大多数政府在考虑建设高速铁路的效益时，也应当考虑到用预算来支持还债这个几乎必然的结果。”
就中国而言，亏损又有很多与国情相联系的原因。
其一是投资远超预算。我国铁路项目在投资上，最后的实际投资比预算普遍增加100%，有的甚至高达2倍至3倍，处于惊人的超标失控状态。年亏损7个亿的京津城际，投资高达203亿，这个数字实在是一开始就难以乐观其效益。
其二是体制问题。表面上以市场化形式运行的高铁公司，其成本效益核算却未完全遵循市场化原则。一般而言，高铁公司建设铁路项目完毕后，就把高铁交由铁道部，由后者全权负责铁路运营。而铁道部每月度通过财务司的计费系统，将每条线路的收入核算出来，再按比例分派给各高铁公司。但问题在于，铁道部每月分配给高铁公司的钱，只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高铁公司不但没收入，还需自行支付购车、运营和维护成本。之所以出现指派性收入分配制度，是由于铁道部依然是政企合一的机构，内部计费系统还保持着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再去倒推铁路项目的建设管理体制：建设方只需负责把建设投资资金用尽，投资方只管美化立项报告向财政资金要钱，而最终所谓的经营亏损也自然由财政投入来埋单。至于公众怨声载道的高票价问题，以及企业经营的巨额亏损问题，则就让它去好了。
因此，媒体报道称“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高铁也要做好亏损三十年的准备”。不管怎样，中国的高铁建设必须进行下去，否则，房地产调控就无法进行，这正是中国当下不得已的选择。
可以想象的结果是：高铁的计划非常宏大，而且，今后还必然会追加投入。
如果按照2011年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十二五”铁路建设规划的基本目标，即2015年铁路总里程12万公里以上，高铁16万公里的基本目标，则未来5年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可能超过4万亿元。
相应地，中国未来的负债也会更大。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回到了本章的主题。
权力扩张到债务扩张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债务危机大部分都是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无论这种权力扩张体现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职能扩张是相对应的。
但是，这种扩张的结果因为制度的不同而有明显区别。
美国对内减税，向国外转移危机，更有华尔街利用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洗劫全球的财富。
日本缺乏美国那样的转嫁能力，大部分自己承受，尽管它亟需加税，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政客，基本都遭到了选民的唾弃。2010年7月12日，日本执政的民主党获得44个议席，未能保住参议院过半席位，丧失参议院控制权。原因就是菅直人在选前表示，为减轻日益恶化的公共债务问题，民主党考虑把消费税由5%调高至10%，此言一出，民主党支持率骤降。后来菅直人又出尔反尔，进一步导致支持率的下降，一个月内由58%降到41%。
从日本战后历史看，增税问题往往成为执政党的“鬼门关”。1979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提出设立普通消费税，招致接下来的大选惨败。1989年，时任首相竹下登因消费税问题和政治资金丑闻被迫辞职。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提高消费税率至5%，翌年参议院选举遭遇惨败，桥本内阁总辞职。
赋税之重
债务扩张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税收负担将居高不下，意味着负债很难真正降下来。
中国的税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税收是包含在商品售价当中的，至于到底包含了多少，就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一消费，就等于纳税了，商品中含税越多，民众负担越大。
那么，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呢？
2011年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时表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重要体现。一国税负高低，一般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来衡量。他指出，按此口径，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6%，低于世界平均约40%的水平。即使加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我国这一比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有关税负的这一说法并不被认同。
2010年7月，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绿皮书》中，以表格的方式清晰计算出，中国的宏观税负应为322%，表格中除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余政府收入都纳入进来。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
其实，早在2007年，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就对这种说法有系统的反驳。他说：
现在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门的人也说，中国的税负并不重。他们所依据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远不止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我估算，除了税收，我们有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几项加起来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根据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合理比例应该在18%~25%，再高就会影响创业和就业。
更重要的是，在比较税负的时候应该把公共福利的开支和行政开支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周天勇说：“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税负非常重，结构上也有问题。特别对于个体企业，既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
另一方面，企业的税外收费层出不穷，而且征收极不规范。这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你想办个茶馆，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马上过来收钱。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预算外养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预算内的机构也没有给足经费，而是“给政策”，让他们去收费。这部分人员的实际情况是自收自支，但财政系统又实行收支两条线，费先收上来交给财政，财政再返给他们，这等于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了。更恶劣的是，还实行超收奖励。本来就不合理的收费，今年收了100块钱，明年让他收150块钱，多出的50块五五分成，作为奖励。这样一来，企业和老百姓面对的收费负担可想而知。
“粗略估计，在我们政府8000亿元的收费中，工商系统有500个亿，质检收费达200多亿，其他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费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亿。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收费取消，按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马上就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据此，我个人估算，中国企业的税负是比较沉重的。”
“由于‘收支两条线’把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了，我们的政府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每年都说精简，每年都精简不掉。很多机构收上钱就养自己，人养多了，钱不够，又去收，由此构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没有人想去创业。所以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增长老要靠投资来支撑。”
中国的非税收入是非常高的。政府卖地收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成本最终还是要计入房价中让民众承担，相当于隐性收费。2005年5月，《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就是考虑了“预算外”因素的结果。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国总是位居福布斯全球税负指数排名的三甲之列。
正视债务危机
中国的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其理由包括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国家拥有大量资产，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等等。
问题在于，如果税收收入因为企业倒闭而下降，国家拥有的大量资产出现缩水，将会怎样呢？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一旦外资、热钱大量撤离，中国泡沫就很容易破灭，表面的和隐性的债务会完全浮出水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面临着流动性紧缺的危机，过去泛滥和肆虐的流动性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当大量企业倒闭，大量优质资产跌到吐血价位的时候，中国却无能为力。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局面吗？
身为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危险性。
离奇的危机
鉴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其债务问题的发展、演变对大棋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防止自身债务危机被引爆——那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灾难，就连次贷危机也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把2008年以来，从冰岛开始到欧元国的债务危机列出来，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每当美国出现危机时，相关国家就会在巧妙的时刻突然发生比美国更严重的债务危机，进而，把全球的目光吸引走，美国不但没有成为资金逃离之地，反而成了避风港——大量资金为了避险而涌入美国。
这个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