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把老板一拳揍死！”他握着拳头在你面前怒吼。
这时，你不必去明白老板怎么惹了他，你只需轻轻的点头表示同意，他一定会对你非常感激。因为此时这句话本身并不重要，隐藏在话语后面的情感才是最重要的。
你静静的倾听，分担了他的痛苦、他的快乐，你会获得他的好感和亲近。因为你满足了他渲泄情感的欲望。帮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使他相信自己仍然是重要的。
9.一面之词听不得
话出人口，动机各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样的话出自不同人之口，动机和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善听者，不听一面之词。
初唐大将契艹〖〗必何力是少数民族，他辅助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忠心耿耿，深为李世民所信任。后来契艹〖〗必何力被任命为葱岭道副总管，周围的少数民族首领薛延陀势力很强大，契艹〖〗必何力手下的该族军队反戈，最后连契艹〖〗必何力也捉住了，送给薛延陀，薛延陀又把契艹〖〗必何力送到酋长可汗那里。契艹〖〗必何力被抬到可汗面前的时候，态度十分顽固，他“箕踞而坐”，并且割掉自己的左耳，以表示决不投降。可汗被他激怒了，要杀他。幸亏可汗的妻子出面劝阻，才留契艹〖〗必何力一条命。这时候在唐太宗李世民的耳朵底下又有人进谗言了，他们对李世民说：“契艹〖〗必何力原本就是少数民族，人哪有不怀恋自己那个窝窝的，现在契艹〖〗必何力到了薛延陀那里，简直如鱼得水，恐怕是不会回来了。”唐太宗李世民听了之后不以为然，他很自信地说：“你们说得不对，契艹〖〗必何力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对我朝心如铁石，决不会背叛降敌的。”这时正好有使臣自薛延陀的部落前来朝见，很详细地叙述了契艹〖〗必何力在那里的决心和表现。李世民听后，环顾各大臣道：“我没说错吧，契艹〖〗必何力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这回该知道了吧！”于是派人去和薛延陀联系，答应下嫁一位公主给他，这才把契艹〖〗必何力赎回来。
据历史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对群臣发表过这样一通议论，他说：“人心与外貌迥然不同的情况事实上是很多的。有的人说起话来道貌岸然，一板一眼，可是却揣着一肚子坏心眼儿；有的人，话说得十分柔和动听，可是性子却很耿直，并不总是话如其人；还有的人，说起话来慷慨激昂，叮当作响，可是却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有的说话时貌似一秉至公，可想的全是歪门斜道；有的人说话时嗫嗫嚅嚅，给人一种毫无决断的印象，可是在真正危险的时候，却能勇于献身，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你们说，光听一时之词，一面之词，可以吗？”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是：这真是“天远而必信，人近而难知”也。那就是说，天离着我们虽然很远，可是阴晴风雨，明明白白，毫厘不爽，是容易弄明白的。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虽然没有人与天那样遥远，但是人心隔肚皮，思想深沉，是很难弄明白的。
这种说法固然是经验之谈，不无一定道理。但是，通过倾听却能够尽量缩短这一距离，减少这种膈膜，其关键就在于善不善听了。而反过来说，听的方法之一，也就在于要懂得这个“天远而必信，人近而难知”的道理，要从思想上、战略上重视它，这样才能在具体实战中取得胜利。而克服之法中重要者，就是不听一面之词。
人的际遇是随时不同的，人的事业是因时而异的，所以其心情也就难免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故此，即使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发表的意见也可能前后不一，甚至大相径庭。这一点，在听话人来说，是必须注意到的。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忽略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就会发生错误。
显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出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利害关系，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说法，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个人在当儿子的时候，对孩子们的某些恶作剧，可能是宽容的、同情的，甚至是欣赏的。可当他当了父亲之后，再看到这种事情，则可能是反感的、厌恶的，乃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对某一个问题，当你听孩子和成人，父亲和儿子，长辈和晚辈发表意见时，就必须时时不可忘记这种差异，权衡这种影响。
另外，一个人在当领导和被领导者时，处在负责任和不负责任之时，对同样性质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就拿开会迟到这个问题来说吧，当你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时，你可能认为迟到是个大问题，不但影响会议进程，耽误大家时间，而且也是对会议主持人的轻视和不敬。这时候，你的评论必然是严格的苛刻的和难于容忍的。相反，如果你去参加另一个由更高级领导召开的会议，而自己又偏偏是个迟到者，那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会平和得多，宽容得多。与此相应，你对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也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听话时，要对那种情绪不好的、暴怒的、伤感的、过度兴奋的，以及对所谈问题具有特殊关系的人的话，持特别审慎的态度。在接收和分析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考虑说话人在说话当时的情绪、心态，乃至可能产生的利害关系，切不可一概全收，全听全信，不加区分和比较。
还可以举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为什么一对恋人在甜蜜的爱河中游泳时，不管说什么，总是感到那么相知，那么温婉，那么体贴，那么惬意。可是一旦结婚之后，尤其是受到生活的压力，以及爱情的钝化影响之后，还是那句话，却觉得那么刺耳、那么无聊，甚至竟看成是恶意的挖苦与讽刺。譬如一个化妆问题吧，在热恋之时，男方请女方描一描眉毛，涂一些口红，女方认为这是希望自己更美丽、更动人，于是欣然同意，毫无反感而言；可是如果这是一对感情并不十分融洽的半老夫妻，丈夫在临出门时，也让妻子描描眉、画画眼，这时妻子可能会跳起来，说：“你如果嫌我老丑，你可以去另找一位年轻的嘛！”于是，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本来要出去逛商场，最后却变成了一场无谓的争端。
在这里，说的固然有因时、因地的影绪影响，听的也毫不例外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在不同地点与不同场合，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固然要分析、思考。同时，对自己的心理、情绪也要有个客观的判定，不要误会人家的意思。前者是不听一时、一地之言、后者则是不以一时、一地的感情和心理变化，去错听、错解别人的语言，误解别人的用意。时间、地点的变化，地位和关系的不同，对说话者与听话者都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人说某某人地位一变，腔调就变；又有人说，某某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如果把那些别有用心的例外抛开不谈的话，这是完全正常的情况。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原本应该按照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来选择自己的言谈和措辞。与此相反，那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考虑自己当时所处的地位，一味的天马行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并不常见的现象。
怎样不听一时之词呢？首先是要有对这种概念和情况的充分清醒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就不可能具有对它的警惕，没有警惕也就会全体照收，无从取舍。
有了这种认识和警惕之后，还需要培养观察说话人情绪、态度、神情的能力。凡是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顿足捶胸、力竭声嘶者，往往在话语中夹带过激之词，过于勇敢的表示，过于亲热或仇恨的语言。对这些，听者都应当慎重待之，用个人的理智进行分析，万勿被说话人的情绪所感染，被他领着走，使自己也陷入到那个旋涡里去。
在当年大跃进的年代，经常有打擂台式的会议，而这种会议的气氛又全是金鸣鼓敲，标语铺天盖地，好一番气势！在这种会议气氛下，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多少都要受到一些感染，再加上主持会议者那极具鼓动性而且暗藏指示性的发言，以及前期发言者那种明显的急功近利，吹嘘夸大的讲话乃至随之而来的宣传和表扬，这就使在场者坐立不安，甚至觉得不吹牛加码，就下不了台，出不了门。于是，一时之间，理智尽失，节制不复存在，“豪言壮语”就如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一泻千里，再也不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想不听一时之词，就显得十分困难了。
当然，这只是极端特殊的例子，但是以小律大，杜渐防微，这个前车之鉴还是颇具典型意义，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的。
总而言之，人们在偏离正常心理状态，情绪处于激昂、悲痛、压抑、苦恼之时，其语言也会产生相应的倾斜和失态。所以，我们在听这些话时，一定不要忽视这些倾斜和失态，并应及时尽量把这些因素剔除、过滤出去。从而获得真正有效和可靠的信息。
10.哗众取宠之词听不得
哗众取宠之心其实就是一种是非之心，是一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之心。所以，在话语上表现出来的，也必然掺杂着这种内容。因此，在我们发现讲话一方有这种倾向时，对他的言谈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全听全信，更不能偏听偏信，而是要多动脑筋，多进行选择和分析。
哗众取宠有两种形式，一是就事，一是论人，但是不管是就事还是论人，其中心思想，还是要突出讲话者自己。所以，只要紧紧抓住这一环节，就不难对他们话语中的真假是非，予以判定。
哗众取宠是掩饰不住的，因为说话的人一旦有了这种思想，其目的就是要表演、表现、突出自己。因此，不管他是否心存顾忌，是否注意用词，是否刻意伪装，到头来总要露出马脚。假如他能做到天衣无缝，使听话人一点也体察不到这些，那他就达不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了，这在有这种要求和企望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甘心的。
哗众取宠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去贬低别人，特别是不在场者。因为只有贬低了别人，才能抬高自己。
哗众取宠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故意夸大某些细节，以偏概全，或者有意加重某些困难，或特意缩小某些成果，以求兜售说话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哗众取宠的又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己讲起来不容别人插嘴，不听别人意见，不考虑别人提供的线索，一直按照自己的意图发挥下去；而在别人讲话的时候，则不断插话，经常反驳，生怕别人的讲话压倒自己、阻碍了自己，占用了自己理应全部占用的时间。
哗众取宠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多用最高级的形容词，不惜功本地堆砌各种副词，说××好就把他抬上天；讲××差就的把他压下地，两极分化，妍媸立见，黑白分明，极力排斥中间路线。表面上好像是非分明，骨子里其实是黑白颠倒，其结果往往是言过其实，不是冤枉了人，就是冤枉了事。
了解了哗众取宠的几种表现，就容易用来进行判断哪些话具有这种成分，同时也就好取舍了。
11.学会倾听长辈讲话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很讲究晚辈如何听长辈讲话。但长辈讲的未必完全正确。
孔子要求小辈听长辈的话要“不违”。例如，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违。”而且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也就是说，听或见到父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只能够委婉地进行劝谏，提了意见之后，如果父母心里不愿听从，仍然要恭恭敬敬而不触犯他们，只在心里忧愁而不怨恨。一句话，还是个不违。所以，孔夫子告诉人们听长辈说话的唯一原则就是，长辈怎么说，就怎么做，就是错了，也要照办，并且在时间上也有限制，那就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岂止当时不能反驳，就是长辈，特别是父母，死了以后，也要三年不改变他的意见。
孔夫子是儒学创始人，儒学又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所以，这个“不违”也就成了中国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正统的听长辈讲话的态度。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光是不违，对于听长辈讲话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长辈，相对于晚辈来说，自然是年龄要大些，知识要多些，涉世要深些，阅历要广些，所以，他们讲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是比晚辈有见地的。所以，我们在听长辈讲话时，要首先有这种认识，也就是要采取恭敬、虚心的态度。恭敬主要从长晚的辈分上着眼，晚辈对长辈理应恭敬，不敬是不礼貌的；虚心则主要从实事求是着眼，因为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但是，恭敬是外貌，可以无时不用，除了长辈确有某些不值得恭敬的情况时，持这种态度，应无例外。虚心则是实质性问题，岂止对长辈的话应该虚心，就是在听平辈、晚辈的话时，也应当虚心。但是，恭敬也好，虚心也罢，都需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而不能变成“无违”，变成无原则的、无选择的接受。当长辈的话，包括父母的话有原则性错误时，依然要提出个人意见，甚至据理力争。
在过去，中国人总是把顺从、无违作为“孝”的标准。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要不然，就是不孝。这样一来，通过孝道得来的东西，则必然是糊里糊涂一点用处也没有用的。
那么，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正确的晚辈听长辈讲话的态度呢？我想最恰当的四个字大约就应当是“不卑不亢”了。事实上不卑不亢也完全适用于下级听取上级讲话的时候。所谓不卑，就是不失去自信，不显出过度的卑颜屈膝，在礼貌上要体现出自己是下级，是晚辈，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不卑绝不等于傲上，也不是盲目自信，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信，也不必要盲目自信，而是说没有必要在人格上、表情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不亢不是要事事迎合，唯唯诺诺，而是要放松自然，大方磊落。
不卑不亢首先要放松自然，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很多人在接触长辈和上级时，往往不由得有一种紧张的情绪，人一紧张，就会乱了方寸。所以，关键在于首先在思想上解除压力和束缚，得以轻装上阵。这一点过去很多人都会深有体会，特别是在严父或威严的祖父面前，当晚辈的除了俯首贴耳地倾听之外，别无他途。而且，还有“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歪理。在那个社会里，长辈的话不但犹如玉旨纶音，还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致晚辈于死地，然后还扣上一个“不孝”的罪名，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样血淋淋的蛮不讲理的事实，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中，几乎是触目皆是。
现在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新内容。晚辈再也不是长辈的附庸和应声虫，长辈也不再对晚辈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精神上他们是平等的，在事实与真理面前更应具有平等的权利。这样，自然也就形成了彼此之间新的“听”的关系。而这种新的听的关系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在态度上的晚辈对长辈的恭敬；在听的方面的虚心与认真；在道理上必须是非分明；
在枝节问题上不必斤斤计较，应当表现出应有的克制与容让，在关键问题上则必须坚持原则，敢于“大义灭亲”。
对长辈的话，千万不可迷信，迷信的结果必然是盲从，而盲从也就失去了事实，失去了是非，失去了原则，也失去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