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造就维新变法的新人，梁启超曾亲自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梁办时务学堂也是成功的，有再造民国之功的蔡锷就是他的高足。梁启超在治家方面也有一套成功的经验，他有九个子女，他们都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很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为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但又不强迫他们一定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办，而是反复地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他对子女们非常慈爱，从1923年起到1929午去世，先后共有五个孩子到国外求学或工作。他非常想念他们，为了培养子女成才，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痛苦，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给女儿梁思顺及梁思庄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得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但日子过得很快，你看你三哥（梁思永）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助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他教育子女做学问不要只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梁思成在国外求学之时，他在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又说：“凡做学问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仆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这些活恐怕也是他自己读书、治学的经验和总结。
他还不断地鼓励指导子女战胜学业上的困难，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具体指导他们加强外围知识。他给梁思成的信中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对社会亦总有贡献。”当梁思成在美国取得建筑硕士学位之后，又在1927年12月18日信中说：“我替你们打算，到美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容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天。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能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为自己子女事业想得多么细致、周到，看了这封信，不能不令人感动。
怎样治家，古人有许多专门的论述。现代社会里。家庭问题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每个家庭方法不一。有的家庭望子成龙心切，家长对于子女的管教特别严格，每当子女犯了过错，就立刻暴跳如雷非打即骂；有的家长对子女的学业和事业漠不关心，放任不管。这种粗暴和冷漠的教育方式都会对子女的人格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处理家庭关系同样要讲究方式，那种家长式的作风早已成为过去，许多家庭矛盾往往要假以时日消除或者婉转一下才能沟通。家庭和社会不一样，家人总是朝夕相处，因此和睦的家庭，融洽的气氛就成了事业成功的基础。
忠恕待人养德远害
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可以远害。
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责难别人轻微的过错，不要随便揭发个人生活中的隐私，更不可对他人过去的坏处耿耿于怀久久不肯忘掉。做到这三点，不但可以培养自己的品德，也可以避免遭受意外灾祸。
西汉初年，天下已定，各位功臣翘首以待，总希望能有个好结果，有的已等待不及，早就在那儿争论功劳大小了。刘邦觉得，也该到了封赏之时了。
封赏结果，文臣优于武将。那些功臣多为武将，对此颇为不服，其中尤其对萧何封侯地位最高、食邑最多，最为不满。于是，他们不约而同，找到刘邦对此提出质疑：“臣等披坚执锐，亲临战场，多则百余战，少则数十战，九死一生，才得受赏赐。而萧何并无汗马功劳，徒弄文墨，安坐议论，为何还封赏最多？”
刘邦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说：“诸位总知道打猎吧！追杀猎物，要靠猎狗，给狗下指示的是猎人。诸位攻城克敌，却与猎狗相似，萧何却能给猎狗发指示，正与猎人相当。更何况萧何是整个家族都跟我起兵，诸位跟从我的能有几个族人？所以我要重赏萧何，诸位不要再疑神疑鬼。”
众功臣私下的议论当然免不了，但毕竟与萧何无仇，对此事再不满也就算了。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边走边观望，只见一群人在宫内不远的水池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个个看去都是武将打扮，在交头接耳，像是在议论着什么。刘邦好生奇怪，便把张良找来问道：“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毫不迟疑地答道：“这是要聚众谋反呢！”
刘邦一惊：“为何要谋反？”
张良却很平静：“陛下从一个布衣百姓起兵，与众将共取天下，现在所封的都是以前的老朋友和自家的亲族，所诛杀的是平生自己最恨的人，这怎么不令人望而生畏呢？今日不得受封，以后难免被杀，朝不保夕，患得患失，当然要头脑发热，聚众谋反了。”
刘邦紧张起来：“那怎么办呢？”
张良想了半晌，才提出一个问题：“陛下平日在众将中有没有造成过对谁最恨的印象呢？”
刘邦说：“我最恨的就是雍齿。我起兵时，他无故降魏，以后又自魏降赵，再自赵降张耳。张耳投我时，才收容了他。现在灭楚不久，我又不便无故杀他，想来实在可恨。”
张良一听，立即说：“好！立即把他封为侯，才可解除眼下的人心浮动。”
刘邦对张良是极端信任的，他对张良的话没有提出任何疑义，他相信张良的话是有道理的。
几天后，刘邦在南宫设酒宴招待群臣。在宴席快散时，传出诏令：“封雍齿为甚邡侯。”
雍齿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他确信无疑真有其事后，才上前拜谢。雍齿封为侯，非同小可。那些未被封侯的将吏和雍齿一样高兴，一个个都喜出望外：“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事情真被张良言中了，矛盾也就这么化解了。
做人应当宽宏大量，不要紧紧抓住别人的错误或缺点不放，若行为后者，只能证明自己人品的卑劣，而且也表现了自己狭隘的胸襟。能宽容待人，能容许人家犯错误，同样能造福于自己和别人，从而避免祸害。
藏巧于拙以屈为伸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窟、藏身之三窟也。
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宜锋芒毕露，不妨装得笨拙一点；即使非常清楚明白也不宜过于表现，宁可用谦虚来收敛自己。志节很高也不要孤芳自赏，宁可随和一点；在有能力时也不宜过于激进，宁可以退为进，这才是真正安身立命、高枕无忧的处世法宝。
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临死托孤给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并告诫太子刘义符，在这些人中，最难驾驭的是谢晦，应对他加以小心。
刘裕是个有作为有识见的开国皇帝。但不幸的是，一没选好继承人，二没有完全正确估计这几位顾命大臣。
刘裕死后，其长子刘义符即皇帝位，史称营阳王。
刘裕的次子名义真，官南豫州刺史，封庐陵王。
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名义隆，封宜都王。即后来的南朝宋文帝。
刘义符做上皇帝后，不遵礼法，行为荒诞得令人啼笑皆非。
徐羡之在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准备废掉刘义符另立皇帝。按刘义符的行为，废掉他是理所应当的。但徐羡之等人因为怀有私心，贪权恋位，谋权保位，竟把事情做绝，伏下了杀身之祸。
要废掉刘义符，就得有别人来接替皇帝的班。按顺序该是刘义真，但刘义真和谢灵运等人交好，谢灵运则是徐羡之的政敌。为了不让刘义真当上皇帝，徐羡之等人挖空心思，先借刘义符的手，将刘义真废为庶人。接着，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王弘五人合力，发动武装政变，废掉了刘义符，以皇太后的名义封刘义符为营阳王。
更糟糕的是，还没等新皇帝即位，徐羡之和谢晦竟主谋分别将刘义符、义真先后杀死。
他们拥立的新皇帝是刘义隆。刘义隆面临的是控制朝廷大权的、杀死自己两个哥哥的几个主凶。
新皇帝当时正在江陵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徐羡之派傅亮等人前往迎驾。徐羡之这时又藏了个心眼，恐怕新皇帝即位后将镇守荆州重镇的官位给他人，赶紧以朝廷名义任命谢晦做荆州刺史、行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想用谢晦做自己的外援，将精兵旧将全都分配给了谢晦。
刘义隆面临着是否回京城做皇帝的选择。听到营阳王、庐陵王被杀的消息，刘义隆的部下不少人劝他不要回到吉凶莫测的京城。只有他的司马王华精辟中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徐羡之、谢晦等人不会马上造反，只不过怕庐陵王为人精明严苟，将来算旧账才将他杀死。现在他们以礼来相迎，正是为了讨您欢心。况且徐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谁也不肯让谁，就是有谁心怀不轨，也因其他人掣肘而不敢付诸行动。殿下只管放心前往做皇帝吧！
于是刘义隆带着自己的属官和卫兵出发前往建康，果然顺利做上了皇帝，但朝廷实权仍在徐羡之等人手中。
刘义隆先升徐羡之等人的官，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即享受和徐羡之、王弘相同的待遇；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
同时认可徐羡之任命的谢晦做荆州刺史。谢晦还害怕刘义隆不让他离京赴任。但刘义隆若无其事地放他出京赴荆州。谢晦离开建康时，以为从此算是没有危险了，回望石头城说：“今得脱危矣。”
刘义隆当然也不动声色地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官位虽不高，但侍中、将军、领将军等要职都由他的亲信充任，从而稳定自己皇帝的地位。
第二年，即宋文帝元亮二年（公元425年）正月，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即将朝政大事交由宋文帝刘义隆处理。徐羡之本人走了一下请求离开官场回府养老的形式，但几位朝臣认为，这样不妥，徐羡之又留下了。后人评论认为这几位主张挽留徐羡之继续做官的人，实际上加速了徐羡之的死亡。
当初发动政变的五个人中，王弘一直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做司空，推让了一年时间，刘义隆才准许他不做司空，只做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直到这一年年底，宋文帝刘义隆才准备铲除徐羡之等人。因惧怕在荆州拥兵的谢晦造反，先声言准备北伐魏国，调兵遣将。在朝中的傅亮察觉出事情不对头，写信给谢晦通风报信。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正月，刘义隆在动手之前，先通报情况给王弘，又召回檀道济，认为这两个人当初虽附和过徐羡之，但没有参与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事，应区别对待，并要利用檀道济带兵去征讨准备在荆州叛乱的谢晦。
正月丙寅（公元426年2月8日），刘义隆在准备就绪后，发布诏书，治徐羡之、傅亮擅杀两位皇兄之罪。同时宣布对付可能叛乱的谢晦的军事措施。
就在这一天，徐羡之逃到建康城外二十里的叫新林的地方，在一陶窑中自缢而死。傅亮也被捉住杀死。
谢晦举兵造反，先小胜而后大败，逃亡路上被活捉，后被杀死。
至此，宋文帝刘义隆由藩王而进京做上皇帝，由有名位无实权到做上名副其实的皇帝，最后顺利除掉杀“二王”的一伙权臣。
做人不必过于暴露锋芒，要善于潜藏，要善于韬光养晦，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业。以守为攻，以??为进，同样能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胜券在握，潜藏不露才是人生的真正智慧。
奇者乏识独者非恒
惊奇喜异者，无远大之识；苦节独行者，无恒久之操。
一个人如果过于标新立异，行为怪诞不群，必然不会有高深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识；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苦苦去潜修名节，特立独行，也必然没有长久不变的操守。
小丽最近在办公室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往日对她放任自流的吴姓上司突然对她说“你不许这样”、“不要那样”，对小丽的态度由春暖花开突然变成数九寒天，让小丽“很受伤”。
小丽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吴的，两人真是“一见钟情”，然后一拍即合——小丽第二天就向原公司老板打了辞职报告，第三天就来到吴所在的广告公司上班，并且立即成为广告公司的骨干人物。
但是好景不长。
小丽所在的办公室的职员集体向吴递交了辞呈，原因是他们无法忍受领导对某人的偏爱，更无法忍受小丽的“不拘小节”，其中小丽的“奇装异服”（小丽身材丰满且爱穿紧身、吊带装）被列入几大罪状之一。而更严重的是，吴的太太听到风言风语后居然找到了公司门上，小丽的处境可想而知。
小丽的悲剧在于她触到了办公室的“雷区”，比如：
穿着过于性感。衣着和外表也是一种交流的形式。如果一位职业女性脚穿高跟鞋，身着短衫和迷你裙并化浓妆，那么她表示的是性挑逗而不是职业上的交流。所以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绩，女性的穿着应该符合她的身份。不要穿得过于招摇。
与老板关系过密。老板永远是老板，是你的上级，千万别因为老板赏识你而得寸进尺，忽略了你们之间的距离。老板一般时候也许可以维护你，但当发生情况的时候，你一定只是他手中一个棋子而已。
大声说话。打电话是件小事，但却关系到你的形象。小丽经常在办公室中大声打电话，而且眉飞色舞。在一句话末尾突然提高音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要提出什么问题以表现出自己对此事的不相信。办公室里打电话一定要顾及同事的感受，不可怪诞狂傲。
人活在世上，首先是个常人。至少要心淡如水，顺其自然，率性而为。不必去矫揉造作，哗众取宠，不用去标新立异，怪诞狂傲，故意去标新立异，与大众不同，总是俗世之物，会招人嫌恶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固，要善为化诲，如忿而疾之，是以顽济顽。
对于他人的不足之处，要想办法为人家遮掩弥补，故意暴露宣扬，那就是用自己的毛病去攻击人家的毛病；对于别人的执拗，要善于诱导教诲劝解，因为他的固执而愤怒或讨厌他，不仅不能使他改变固执，还等于用自己的固执来强化别人的固执。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生奉行不渝的法则呢？”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恕是凡事替别人着想的意思。其意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句话可视做待人处事的基本修养，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