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妻子李氏貌美，高洋为妻子购买首饰服玩，稍有好一点的，高澄就派人去要，李氏很生气，不愿意给，高洋却说：“这些东西并不难求，兄长需要怎能不给呢？”高澄听到这些话，也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不去索取了。有时，高澄还给高洋家送些东西来，高洋也照收不误，决不虚情掩饰，因此兄弟之间相处还相安无事。
每次退朝还宅，高洋就关上宅院之门，深居独坐，对妻子亦很少言谈，竟能终日不发一言。高兴时，竟光着脚奔跑跳跃。李氏看到不觉诧异地问他在干什么，高洋则笑着说：“没啥事儿，逗你玩的！”其实他终日不言谈，是怕言多有失。如此跑跳更有深意，一则可以彻底使政敌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个经常在家逗媳妇玩的人能有什么大志呢？二则借经常光脚跑跳之机，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一种举动而收几种效果。正因如此，高澄及文武公卿等都把高洋看成一个痴人，丝毫没有放在眼中。
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渤海文襄公高澄在与几人密谋篡位自立的时候，被膳奴即负责做饭进餐的兰京所杀，重要谋士陈元康以身掩护高澄，身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当时事起仓促，高府内外十分震惊，高洋正在城东双堂，听说变起，高澄已被杀死，颜色不变，毫不惊慌，忙调集家中可指挥的武装力量前去讨贼，他部署得当，有条不紊。兰京等人本是乌合之众，出于气愤才杀死高澄，并没有任何预谋的政治目的，故不堪一击，片刻之间全部被斩首。
高洋下令，脔剖其尸以泄杀兄之忿。接着，就在其兄府中办公，召集内外知情人训话，说膳奴造反，大将军受伤，但伤势不重，对外不准走漏任何消息。众人听了，都大惊失色，想不到这位痴人在危急时刻来这么一手。夜里，陈元康断气而亡，高洋命人在后院僻静处挖个坑埋掉，诈言他奉命出使，并虚授一个中书令的官衔给他。高澄手握大权，高欢的许多宿将都铁心保高氏，但当时尚属意高澄而未注意到高洋。所以，高洋的这些应急措施果然奏效。外人都不知高澄已死，更不知高澄的重要谋士陈元康也被埋在土里，所以马上就稳住了局面。
高洋直接控制了高澄的府第和在邺都的武装力量后，当夜又召大将军都护太原唐巴，命他分派部署军队，迅速控制各要害部门和镇守四方。高澄的宿将故吏都倾心佩服高洋的处事果断和用人得当，人心大悦，真心拥护并辅佐高洋。
高澄已死的消息渐渐被东魏主知道了，暗自高兴，私下里和左右幸臣说：“大将军（指高澄）已死，好像是天意，威权应当复归帝室了。”高洋左右的人认为重兵都在晋阳，劝高洋早日去晋阳全部接管高欢及高澄的武装力量方可真正无忧。高洋以为有理，遂安排好心腹控制住邺都的整个局面。甲午日高洋进朝面君，带领8000名全副武装的甲士进入昭阳殿，随同登阶的就有200多人，都手持利刃，如临大敌。东魏孝静帝元善一看这种情形，心中恐惧，高洋只叩两个头，对魏主说：“臣有家事，须诣晋阳。”然后下殿转身就走，随从侍卫也跟着扬长而去。魏主目送之，说：“这又是个不相容的人，我不知会死在什么时候了。”
晋阳的老将宿臣，从来轻视高洋，当时尚不知高澄死信。高洋到晋阳后，立刻召集全体文武官员开会。会上，高洋英姿勃发，侃侃而谈，分析事理，处理事情全都恰如其分，且才思敏捷，口齿流利，与往常判若两人。文武百官皆大惊失色，刮目相看而倾心拥戴。一切就绪后，高洋才返回邺都为高澄发丧。
高洋早有代魏称帝的想法。一直在窥测风向蠢蠢欲动，但他不是明目张胆死打硬拼，或拉帮结派打击异己。这样自然民愤大、目标大而且容易为人所制，而是“守正”待时。平日里自贬自谦，与兄长融洽相处。但其居安思危，养尊处优时不忘锻炼自己，且能注意时局之变化，注意人才，确是有心计之人。高澄之死，他临事不慌，秘不发丧，很快控制了局面。观其隐秘陈元康之死而虚授中书令之职的做法，可见他有识人之明。高澄死后不到三天便果断前往晋阳先声夺人，真正控制高澄的全部武装力量，可见其善谋而能断。半年后，高洋于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五月代东魏自立，建立了北齐政权。
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必须学会等待时机，儒家典型的原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因为自己眼下的处境地位不如意而丧志，不能因为时间的消磨而灰心。古往今来功成名就者，有少年英雄，也有大器晚成。不管怎样，急于露头角就难于成气候，急功近利不足成大事，急躁情绪持久便容易患得患失，容易失望悲观。只有守正而待时，善于抓住机会而又坚定志向，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零落露萌凝寒回阳
草木才零落，便露萌颖于根底；时序虽凝寒，终回阳气于飞灰。肃杀之中，生生之意常为主，即是可以见天地之心。
花草树木刚刚枯萎时，已经在根底露出新芽，季节虽是到了寒冬，终究会回到温暖和煦的飞花时节。在萧条的氛围中，却蕴含着主宰时势的无限生机，由此可见天地化育万物的本性。
李嘉诚起家于塑胶花事业。在塑胶花界拼杀几年之后，他就被视为行业大王。此时他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众人都以为他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李嘉诚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
1966年，香港的局势动荡不安，有钱人纷纷外逃，急于把物业抛售出去。香港地产有价无市，许多极其廉价的物业竟无人问津。富有远见的李嘉诚便乘机低价吸纳地盘物业。1968年以后，香港的局势趋稳，原先最为疲软的楼市复苏了。因此，地产业也就以超常的速度开始发展。
李嘉诚所囤积在手中的“便宜货”顿时身价百倍，日攀月升。进入70年代初，地产又形成一个高潮。而当时的李嘉诚手中已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地产。1958年的楼宇面积只是12万平方英尺，到1971年，已扩展到35万平方英尺。
淡出塑胶业，专营地产的李嘉诚，此时又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就在这一年，香港股市跌入低潮，年底的恒生指数达到341.4点的历史最低点。在1972年年初，另一个香港股票交易市场成立了。显然现在的公司上市，已经不像一市独霸时期那么可望而不可及。众多华资公司都在酝酿上市。李嘉诚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自己的谋略。
在李嘉诚看来，现代的商业机构愈来愈集团化、社会化。传统的独家经营与合伙经营，很难在投资浩大的地产业大有作为。而股份制公司的优点在以小搏大，能吸纳社会零散资金聚集成财力雄厚的集团。李嘉诚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认为既然自己已经成功地迈出第一步，现在应该迈出第二步——踏进上市公司之列。
头脑冷静的李嘉诚丝毫也没有被眼前的成功所蒙蔽，他清楚地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缺点——股份公司的经营时时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公司的“自有性”随时都有丧失的危险。但是天生就喜欢挑战的李嘉诚，却决定要把它的缺点变成优点，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1972年11月1日，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了。
上市之后25小时，李嘉诚的长实公司股票就上涨1倍多。又由于当时的恒生指数持续攀高，月增长达13%之多。因而，炒股的盈利远远高于地产。股市陷入了疯狂，小投资者上市炒股，连上市公司也纷纷大做炒手。地产与旺市的兴衰相互依存，股市旺，地产亦旺。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地产商弃地抛业，套取现金去炒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香港岛民都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
面对这种形势，李嘉诚的头脑异常冷静，在众人都疯狂时，他却大逆其道：暂离股市。运用大量的现金去购买别人低价抛售的地皮物业。
股市的火爆只持续了一两个星期，之后股市一泻千里，市值暴跌七成。众多的公司市值大跌，有的人前夜还是公司的大老板，一觉醒来之后却穷得一无所有。还有的老板因欠下巨额股债跳楼自尽！而李嘉诚个人的实际资产却受损无几。他拥有大批地皮物业，并且趁地产低潮，继续低价收购物业。从此，在地产界没有多大名气的李嘉诚，由于闯出了一片天地，渐渐引起世人的瞩目。
从1973年开始，李嘉诚频频抛出大手笔，先是发行新股并用现金收购中汇商业大厦，然后又宣布在加拿大上市，把长实推向国际市场。到1976年其资产净值近六亿港币。
草木枯荣、冬夏交替都是大自然机理所在，花开花谢、风暖风寒也是人间常理。萧条之中，生机盎然，零落之后，生机茂盛，其中无限奥妙。生意场上也是如此，高价与低价交替，“便宜货”的后面就是“身价倍增”。所以高明的人不为表象所惑，而深入事物内部，看清事物内蕴的精神。
身处局中心在事外
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身虽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
波涛滚滚，巨浪滔天，坐在船上的人不知道害怕，而在船外的人却感到十分恐惧；席间有人猖狂谩骂，席中的人不知道警惕，而席外的人却感到震惊。所以有德行的君子即使身陷事中，也要将心灵超然于事外才能保持清醒。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意外得到了一只漂亮活泼的小鹞（即雀鹰，可帮助打猎），喜出望外，戏逗入迷。忽见魏征进来奏事，怕魏征责怪自己玩物丧志，忙将鹞子藏到怀里。魏征佯作没看见，却故意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等魏征退下，唐太宗才敢取出鹞子，可它早已被闷死了。又有一次魏征出外办事，回来后对李世民说：“听说陛下要外出巡幸，浩大的装备都已布置妥当，怎么迟迟不动身呀？”唐太宗笑着说：“前阵子有此打算，想到卿必定要来劝谏阻止的，所以干脆在卿谏阻前打消了念头。”魏征是贞观年间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谏官，在短短的几年里，魏所陈谏的事情多达200余件，且多被采用，深得唐太宗的赞赏。
魏征虽然有名，但当时敢于直言忠谏且劝谏有功的大臣绝非只有魏征一人。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事，谏诤蔚然成风。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特异光彩，也是唐初“贞观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像王、刘洎、房玄龄、褚遂良、杜如晦……甚至包括长孙皇后，都是敢于忠言犯颜且卓有成效的进谏者。
王被荣封为侍中，便奉诏入谢。见有一美女侍立在李世民身旁。王觉得面熟，便故意盯着美女看。李世民只好向他说明：“这是庐江王李缓的姬人。李缓听说她长得漂亮，就杀了她的丈夫而娶了她。”王听后故意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李世民答：“杀人而后抢人妻子，是非已很清楚，何必要问？”王说：“臣听说齐桓公曾经向郭国遗老询问郭国败亡之因，遗老说是因为善的不用而恶的不除。今陛下纳庐江王侍姬，臣还以为圣上要肯定李缓的做法，否则便是想自蹈覆辙了。”李世民一惊，接着说道：“不是卿来提醒，朕差点要怙恶不悛，坚持错误了。”等王一离去，李世民即把美女放回娘家去了。
贞观六年三月，一次罢朝后，唐太宗大声怒骂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田舍翁是谁。唐太宗道：“就是魏征！他多次在我身边絮叨，还常在大廷上屈辱朕躬，必杀了他，才泄朕心头之恨！”长孙皇后听后大吃一惊，随后赶快退下。一会儿，她正儿八经地换上了上朝司礼用的严整朝服，向唐太宗拜贺道：“妾听说君主清明，臣下才会忠直。当朝既有魏征这样的忠直之臣，便可以想见陛下当政无比圣明了。”唐太宗听后，立即转怒为喜了。
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一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实在是举不胜举。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不乏直言切谏之人。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单单在贞观年间出现如此令人惊喜的开明局面呢？”
这不能不归功于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采言纳谏”之计了。魏征说得好：“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如果陛下本是个不愿采言纳谏的君主，下臣们哪里敢触犯忌讳，以卵击石呢？”唐太宗非常欣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理。有一次，他把生平所得而珍藏的数十张“良弓”送给工匠验看，不料工匠看后却说，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统统不是良弓。于是唐太宗感叹说：“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既然人无完人，就只能依靠“采言纳谏”来弥补。他对大臣们说：“朕高高居于皇位，无法看清天下的各种细节。卿等分布各处，应该力求像朕之耳目一样，帮助朕增长见识。”
唐太宗既深知不“采言纳谏”，必使自己愚昧固执，使国家昏暗衰败，因而千方百计要使“采言纳谏”之计得以切实施行。因此，他竭力鼓励极言规谏。早在他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民各上封事”，广泛提出治国意见与建议。登基后，为打消臣下进言的顾虑，力求使自己和颜悦色，诚恳和气，并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从制度上来促进广开言路、“采言纳谏”的施行。他沿袭了隋朝三省六部制，同时又让一些职位稍低的官员以“参与朝政”的名义，加入最高决策层。特别规定重要政务都须经过各部门商量，经宰相筹划，认为切实可行时，再向他申报。如果诏书有不稳妥之处，任何人都必须扣住，不准顺旨便立即施行，而应恪尽臣下上谏之责。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对谏官的选择，并敢把杰出的谏官一步到位提到宰相的位置。
一个人做事就怕迷惑于事中却不自知，这样可能会把谬误当真理，把错误当正确。而要超然于事外，超脱于尘世，除了要有自身的高尚修养与较好素质，还要学会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多了解实际情况，所谓当局迷而旁观清，偏信暗兼听明。人处于事中不仅易迷且往往被其势所左右，变得激情磅礴，不能理智思考，冷静处之。故处事应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