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论
孙道昇
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导之哲学也。这派哲学移植于中国，亦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当初主其事者，实为一般共产党的党员，但近来亦有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而从事于此派哲学的发扬者。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熏染，马上都会变为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肩的。这派哲学的势力既是这样大，我们绝对不应坚持门户之见，说他不是哲学，把他排斥在哲学界以外，我们且得进一步去窥测他的内容，看看他到底蕴藏着一些什么。这一派哲学的哲学家为数最多，如陈独秀，李大钊，李季，叶青，陈豹隐，李石岑，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诸先生都是。这一派哲学的著作，为数亦不少，有名的则当推李季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陈豹隐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张季同的关于新唯物论及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吴惠人的马克思的哲学，叶青的张东荪哲学批判等。这许多新唯物论者又因仁智见异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后者可名为非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大体上说，这一派讲新唯物论的人，似乎多趋于武断。陈豹隐，李季，及转变后的李石岑等属之。至于此派的代表人物，则不得不推叶青先生，叶青在他的《张东荪哲学批判》及《胡适批判》二书中，确曾略为表示了一点新的意见，可惜不甚伟大。但我们所钦佩他的却不在此，而在他的报告西洋哲学不是囫囵的生吞活剥，而在他的求系统，爱整齐，敢批评的精神。只是这些精神表现的有些过火，使人感觉到他不脱感情用事的宣传家之口吻耳。
（摘自《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45期，题目为编者所加）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
艾思奇
最近有几种刊物上都谈到哲学的重要，说明了哲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是不务实际的人出世的或消闲的玄谈，研究哲学的人不一定要是文雅幽深的哲人，而每一个为衣食奔走的人也一样应该有正确的做人的态度，个人需要有哲学思想，一个国家在某一时代要有一种共同的哲学，这无疑的，我认为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三期上，我更发现了张季同先生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文章，这真引起我的兴趣不浅。因为研究哲学的风气现在虽然被人提起，但像张先生这样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哲学实在比抽象的论哲学要来得更为具体，因此张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也就可知了。
不过，在读完张先生这篇文章后，我仍不能不怀疑，仍不能认明张先生给我们的所谓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哲学，现在为求澈底明了起见，特将张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摘录如后，并列出我的疑问，请你们给我一个明白解释。
张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要具以下四个条件：
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一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因此，张先生认为，在内容方面，就应该具下面的性质：
一，在一意谓上是唯物的；二，在一意谓上是理想的；三，是对理的；四，是批评的。
这是全文的纲要，我的怀疑处：一，中国目下哲学所需要的条件不知张先生是根据什么确立下的？是根据中国客观的实践呢，还是凭张先生觉得怎样就随便定下了这四个条件呢？二，因此，对于第一条件，我不知道所谓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是如何的融合法？“精粹”是怎样标准拔出，优点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如何使这二种东西融合呢？
三，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又如何运用这力量，对谁运用这力量呢？
四，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真的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方法么？
至于在性质方面，我也认为太不明白，并没有具着现在中国的特殊性，他指出的四点，可以说一般的时代都是可以应用的。
我有了以上的怀疑，但我却还没有批评他、说服他的力量！《国闻周报》在北方是有相当力量的，像张先生这篇文章，尤其会引起一般青年的注意，同时我这样的怀疑，谅来也不仅我一个人的罢！务望对这问题公开答复。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什么呢？这不仅金君对它生出兴趣，我们也是抱着金君一样的热心在拜读张季同先生的文章的。金君以上所提出的怀疑，我们也同样的感到。张先生那篇文章，无疑的是有毛病的，是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示出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哲学。现在且就我们所看到的逐一将金君的疑问加以解答罢！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张季同先生对我们的意见给与指教！
金君怀疑张先生最基本的一点是不知道张先生根据什么作成那四个条件，那怀疑是完全需要并且是应该有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
张先生说“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这是对的，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客观实践的需要，但中国的客观实践需要什么？张先生并未告诉我们。张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大系统”，“精神”，“力量”，“原则”，“方法”，“科学知识”等东西，是从哲学出发而谈哲学，是离开中国社会客观实践而言需要，而谈适应，所以金君觉得张先生只是凭着自己主观在定下什么条件，这不是金君的粗心，而是实在的事实。中国现在需要什么哲学？这要由中国社会客观的实践的需要而决定。哲学的思想是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心理是社会层间心理的集中的表现。而这心理的形成又由于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所决定。哲学思想如果与下面的基础不调和，则这种思想就不是需要的，反之，它能作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成为行动的指针，是需要的。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中国今日需要什么哲学，首先，我们就应本此原则去认明中国社会今日的实况。
不要回避现实啊！不要惧怕真实啊！中国目前的实践是一个极端复杂多样的构成体，在急速度的动荡中要求新的存在，新的发展。这里成为这复杂的动态主张和民族行动的总标志的是要求民族领土的完整及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这里自然包括政治的独立，经济的解放，文化的更新各方面的胜利的意思，不应是狭隘的某一方面。
但是如何方能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如何争得民族解放终局的胜利呢？那是不能靠上帝的，这里是要用血与力去换得它。维持领土完整，不仅是要保持现有的，还得收复失地，这就意味着突破当前民族危机的意思，要突破当前国难，才能讲到取得将来的解放的胜利。这一切客观的要求，无疑的都集中到力的战斗上。只有这一民族的生存的斗争，才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标志。这才是实践的真实，一切上层构造的基础。
从这种实践，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需要能作为这伟大民族奋斗行动指针的，能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的。反之，凡妨害这种战斗，不论在哪一领域中，都不是需要的，要唾弃的。
如果依据这实践，关于张季同先生所定下的四个条件才不是空话，才可以有实际内容的回答。金君第二疑问，我就可以回答，中国先哲思想之保存与弃置，西洋哲学之吸取与坚拒一概以是否有利于我们当前的奋斗，能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导为取舍，这不是明白而又简单的么？所谓“融会”只有在实践的奋斗中，才可以谈到啊！不是书写的作合啊！
关于金君的第三个疑问，那也要有了实践的基础，才能说“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是民族战斗的精神，“力量”是民族集体的力量，是运用这力量去完成我们解放的目的。至于金君第四个疑问，我们也认为金君疑问是应该有的。中国的新哲学，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
总之，在张季同先生的文章内是交代不出以上的回答的。我们对于张先生所谓“最少须能满足”的条件可惜完全是张先生头脑中的产物。
由张先生所臆造的条件而规定出来的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内容怎能不是“没有具着现在中国的特殊性”呢？
不错，新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对理的（t），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唯物，对理的自然就包含有理想，有批评。张先生，新的哲学是战斗的，它应是行动的指针，它要指挥着残酷的战争啊！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都不能例外，难道还会忽视批评的，理想的么？自然，张季同先生的这篇文章，明明是在半空中说话。没有实践的基础，所以也就缺乏“对空性”，虽然张先生在主观方面或者不自觉，而实际则变为哲学者会客室内的谈玄，并未有触着“现代中国”，所以也就说不到它的实际意义了。我们所见如此，写了这一点以供金君研究的参考，同时敬候张季同先生的赐教。
（原载《读书生活》1935年第2卷第2期）
综合与创新的哲学奇葩
程宜山
张岱年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的哲学史著述如《中国哲学大纲》等，出版印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却一直积之箱箧，未曾阅世。最近，在友人和学生们的再三恳请下，张先生才将其40年前的哲学著作整理付梓，这本《真与善的探索》，就是张先生代表性的哲学论著的结集。收入本书的，计有著述五种：《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札记二种：《宇宙观与人生观》、《认识？实在？理想》。
中国哲学经过先秦、魏晋、宋明几个大的发展时期，至清以后陷于停滞。许多近代思想家热心引进西方哲学与科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构造了一些新的思想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体系显得肤浅粗糙，时过境迁之后，具有学术保留价值的东西不多。这种状况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哲学论坛上，先后出现了几个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他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其价值也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与这些体系大略同时出现，且足以与诸家并立的，还有被当时评论家称为“分析的唯物论”的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真与善的探索》（以下简称《真》书）出版，使人们有幸窥其全豹，填补了现代哲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具有重要的意义。
《真》书前五论各有侧重。《哲学思维论》论述哲学的性质、哲学命题的意义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知实论》用感觉分析法从感觉经验推证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事理论》论述事、理、物的关系。《品德论》论述价值的标准与道德理想的基本原则。这四论是原计划要写的一系列专论的一小部分。《天人简论》则是各方面哲学问题的总论，共有十个条目，分别为“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其中有些条目的内容在前四论中有详细的展开，多数尚未展开。其中未及展开的条目，在两种札记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应的内容。以上所述表明，《真》书的内容实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一些显著的特色。
《真》书哲学体系的显著特色之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的结合。《真》书附录《自述四十岁前为学要旨》说：“我认为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可以进一步加以比较严密的论证，于是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于唯物论的基本命题作出论证。”（第379页）逻辑分析方法是西方逻辑实证论者罗素等人创立的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概念和命题的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成果。但逻辑实证论者囿于狭隘经验论和怀疑论立场，认为一切全称命题及价值命题都无意谓，结果使这种方法成了否定传统哲学问题的工具。岱年先生克服了逻辑实证论者的偏颇，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全称命题和价值命题的有谓性，从而为把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明、论证开辟了道路。《真》书的这种方法对“外界的实在”与“理在事中”两个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论证，并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了条分缕析的说明，形成了缜密严整、自成一家的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结构。正因为有如此特色，岱年先生的哲学早在30年代就被评论家称为“分析的唯物论”。
《真》书哲学体系的显著特色之二是其以辩证唯物论为宗并对古今中外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采取兼综融会的态度。岱年先生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应该接受辩证唯物论的真理，但20世纪西方各哲学流派的学说亦非全无所见，应分别观之。同时更应充分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成就，努力发扬中国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