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1页）“应会综古今中外各学派的正确见解，融会贯通，别囿解蔽。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是不可拘于主观成见的。”（第381页）《真》书按基本范畴的不同，将古今中外的哲学分为五个类型：物本论或唯物论系统：心本论或唯心论系统（指主观唯心主义）；理本论或理性论系统（以程朱理学为典型，指以观念性实体为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生本论或生命论系统；实证论或经验论系统（第5页）。《真》书认为它们都各有所见：“从基本观点言之：物本论实为正确。物为根本，此乃真理，而心本，理本，生本，经验论，皆以非本者为本，其宗旨皆误。物本论而能免于机械论之偏失，予理、生、心以适当的说明，即足以解释生活经验而无憾。”（第8页）基于上述基本态度和认识，《真》书以辩证唯物论为宗，力图将古今中外各派哲学的正确见解兼综融会于一炉，形成一个既坚持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又集众家之长的体系。在方法上，它不是把各家之长简单地附益于辩证唯物论，而是按照黑格尔关于哲学系统的融会在于范畴的结合的观点，在以物质为基本范畴的前提下，把来自各哲学系统的基本范畴兼综融会为一个新概念系统，以此将各派哲学之所见吸收过来，化为己有。例如，《事理论》将分别来自辩证唯物论、程朱理学和逻辑实证论的“物”、“理”、“事”三个范畴综合在一起，提出了“物统事理”的命题，在坚持物本论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吸收了程朱理学以“理”为物之性的正确见解和罗素关于“事”的精确阐述，纠正了朴素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在本体论上的重要偏失。又如《天人简论》提出“物原心流”、“一本而多级”的命题，认为“宇宙演化之大历程是由物质（一般物质）而生物（有生命的物质）而有心物（有心知的有生物质）。物为基本，生命心知为物质演化而有之较高级的形态”（第221页）。这样就有可能在坚持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吸收唯心论、生本论的合理成分，予生、心以适当的说明。《真》书的这种态度和方法，不仅对推进理论思维的进步大有裨益，而且有利于中西哲学的融会和民族特色的保持。由于《真》书首先在概念范畴上进行了兼综融会，它确实做到了取诸家之长而化为己有。基于此，我们说《真》书的体系是一个兼综融会的唯物论哲学新体系。
《真》书的主要哲学思想，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前哲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已阐明的真理作了有自己特色的阐述和论证。这主要包括：外界的实在，理在事中，对立统一，存在即是历程，物本心用，物原心流，分析与综合统一等。《真》书把经验论主观唯心主义惯常用来论证“离识无境”的感觉分析法拿过来加以改造，用其论证“离识有境”，概念明晰、逻辑严整，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另一类是《真》书的创说，张先生在《附录》中将创说约为八条：（1）真知必属有谓，有谓在乎有验；（2）本（天）至（人）非一而相关；（3）物统事理，理泛在于一定事物；（4）矛盾为变化之源，和谐为存在之基；（5）生存即争取生存，人的生存即争取人的生存；（6）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7）群（社会）己一体，与群为一；（8）以兼和易中庸。这些创说，涉及逻辑学、本体论、辩证法、人生论、价值论诸方面，都是大本大节之论。其中“物统事理”之说，我们认为是对辩证唯物论物质观的重要发展。《真》书中还有一些“违俗之谈”，亦即一些与通常提法很不相同的观点。如认为哲学是天人之学，哲学的职能是“显真以明善”；又如认为“真知”的标准有三个，即自语贯通、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应和实践，而以实践最为重要。这些观点可作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真》书在创造性地发展现代唯物论方面收获甚丰，而这些创造大多奠基于唯物论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的结合，奠基于以辩证唯物论为宗对各派哲学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成果兼综融会，如“矛盾为变化之源，和谐为存在之基”，综合了中西辩证法之长；“物统事理”，以唯物论为宗吸收了程朱理学和逻辑实证论的正确见解；“人生之道在于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继承了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精华；“本至非一而相关”、“群己一体、与群为一”、“以兼和易中庸”，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偏失作了深入的剖析批评，提出了新的正确的见解。《真》书寓创造于兼综融会，这是《真》书哲学体系的第三个显著特色。
列宁曾经说过：唯心主义有一千零一种形式。那么，辩证唯物主义能不能也有几种相通而不完全相同、相竞争而不相对立的表达形式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并且应该允许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先例。如19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梅林曾指出，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来再现这个理论的”。这里所谓独立再现，指在表达形式上“已改换成罗曼语的表达形式和思维形式，已完全摆脱了德国思维形式难于摆脱的那种咬文嚼字的学究气”。虽然这种改变招致了某些人“说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梅林力排异议，称赞其为“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纯正的葡萄酒”。我们认为，梅林对拉布里奥拉的评价方式也可以移用来评价《真》书的哲学体系。三四十年代的张岱年先生以一个独立思想家的姿态，对辩证唯物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再现和丰富发展，并通过兼综融会，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作了成功的探索。因此，《真》书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创造的综合
——读《张岱年文集》第一卷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辑的《张岱年文集》第一卷已经问世，其他各卷也将陆续出版。这部文集为学术界研究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我以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先生哲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在研究了30年代最新哲学思潮（新实在论、逻辑分析哲学和新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寻求一个新的综合。这个综合简单说来是“罗素、列宁、孔子的三流合一”，即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吸收逻辑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人生理想，以形成一个具有解析形式、理想性格的新唯物论哲学。30年代初，张先生即认为辩证唯物论（当时又称新唯物论）“实为现代最可注意之哲学”，“为现代最可信取的哲学”。他把新唯物论的主要哲学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归结为三个基本点：1.存在即发展历程；2.此历程之根本规律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法则；3.一本多级，宇宙以物为本，而依其演化而有物质，生命，心知之不同级，宇宙有其普遍规律，各级亦有其特殊规律。他认为辩证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主要区别在于，辩证唯物论舍弃了旧唯物论的本体观念，并把对宇宙的机械理解变为辩证理解。根据这些认识，张先生在30年代撰写了大量关于新唯物论特别是辩证法思想研究的文章。叶青当时曾恶狠狠地攻击说“现在张申府张季同张口闭口辩证唯物论”，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张先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社会影响。由于张先生并不是通过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途径，而是为寻求哲学的真理而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这使得他在30年代宣传新唯物论的工作更显得有特点。50余年来，张先生始终坚持阐扬辩证法与唯物论，体现了探求真理而不与世沉浮的品格。由于张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素养，所以他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说能够自如地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的某些范畴和形式。如以“一本多级”概括新唯物论关于宇宙的统一性与差别性的思想，以“变中有常”说明新唯物论的理则说，以“易”表征新唯物论的宇宙即历程的观念，用“知行合一”阐发新唯物论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以及把新唯物论重视认识能动性的思想表述为所知者“不惟是给，亦且是取”、“不惟发见，亦有造作”，以及思维的辩证法“连一切见，去一切蔽”等，使人感到亲切有味。
张先生认为，从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来看，新唯物论异于新实在论把宇宙看成一堆散乱之物，又异于怀特海的宇宙有机体说，更与机械唯物论的宇宙大机械说不同，但又“能兼综20世纪若干派哲学之长”，“如其言宇宙为一发展大流，能容纳柏格森哲学之长，言一本而多级能容纳鲁意摩根等突发进化论之长，言实践能容纳实用主义之长”，故新唯物论乃是“最伟大的哲学”。张先生认为，30年代的新唯物论，就形态来说尚不完备，“涵义则丰，形式则粗”，即若干概念缺少明晰的界说，若干原则缺少精密的论证。如讲辩证法的内容每析为数条，但往往“此条以方法言，而彼条以规律言”，因此当时的新唯物论在形式上有严重缺陷。要弥补这些概念不精确、逻辑结构不严密甚至内容不完整的缺陷，使新唯物论发展为完备、精密的理论形态，张先生认为“必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其中重要一环是吸收罗素一派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加强概念的解析与逻辑的论证。张先生认为，早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全部否定，不合扬弃原则。马赫主义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其中也有与新唯物论相成者，而“马赫主义更进之发展，即罗素与维也纳派哲学，尤充满胜义”，“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所最缺者实为解析方法”。
在哲学史或思想史上，唯物主义所受的最大责难是缺乏理想。的确，旧唯物论往往是一种不健全的、粗疏偏狭的唯物论，而历史上唯心论的优长即“创立宣扬伟大的理想以指导人类的前进”。张先生认为，新唯物论虽然坚持物先于心，但同时主张心对于物的反作用、理想对于环境的改造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把物本立场与理想追求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旧唯物论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但新唯物论对人生理想注重不够，须从天人之两一（两一即对立统一）、群己之两一、生理之两一、义命之两一等方面加以补充，在这一方面必须借鉴、继承古典中国哲学中注重人生理想的精神资源。
由此，从哲学的派别说，张先生力主以新唯物论为基础，兼综唯心论关于理想的贡献，吸收解析派的哲学方法，构成一个新的综合。从哲学的传统说，重视理想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张横渠、王船山等人把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而一的传统，克服了解析哲学摒人生理想论于哲学之外的偏向；而重视吸收分析方法又可以克服中国古典哲学不注重逻辑分析的缺失。这样的综合是“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换言之，也是“唯物论、唯心论、实证论的综合”，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综合。这种“新的综合”因为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其目的和结果都是要建立一个更为广大精微的唯物论体系，故其基本性质是继承和发展自古以来直至新唯物论的唯物主义传统。张先生认为，“这个综合当然不能说是唯一可能的综合，然的确是一个真实可能而且比较接近真理的综合”。1933年，他发表的哲学论文《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代表了他谋求这种新的综合的最初尝试。《论外界的实在》不但坚持唯物主义关于外部世界实在的基本观点，而且力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加以论证。它的精辟缜密的分析表明对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逻辑论证是可能的。《谭理》解析了“理”的五项不同意谓，即形式、规律、秩序、所以、至当，强调注意区分“所以”与“规律”，分开“应当的准则”与“自然的规律”，是最早对“理”进行语义分析的代表作，也是张先生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范例。这些论证的成功使得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在30年代被称为“分析的唯物论”。当然，“分析的唯物论”尚不足以反映张先生30年代哲学的全貌，因为他的思想既是逻辑分析的唯物论，也是辩证的唯物论、理想主义的唯物论。根据“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原则，张先生在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中初步建构了一个哲学体系，至40年代发展为“天人五论”（即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的“解析的新唯物论”体系。
从今天的立场看，张先生30年代的哲学工作仍是富有启发性的。如：外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是否仅仅用实践来证明？哲学作为理论，其论证的意义如果被取消了，哲学本身的意义何在？至于在界定概念、组织体系方面，由于现行哲学体系缺乏分析哲学方法的洗礼而造成的概念与体系的混乱，更是教授辩证唯物论的同志有目共睹的。人生理想与道德伦理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如何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机地结合，更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至于辩证唯物论如何引进其他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如何与中国固有的范畴形式相结合，更是多年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在建构现代中国哲学方面，如何与古典哲学传统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建立积极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如何建立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评价包括张先生在内的三四十年代哲学家们的工作，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