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年7月8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等）、西体中用论（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教授的影响并在方克立先生文化论说的基础上，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论的主张，就此提出了文化体用的三层论说，以此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用论作出理性的分析与评述，以展示文化体用论在21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发展过程中可能的路径。
1.就文化及其存在的基础或者文化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关系来谈体用，“体”指实体，“用”指作用。这种对文化体用论的理解符合中国古典哲学对体、用定义的第一种含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就是强调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熊十力先生的“体用论”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种种现象之通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这个“体”包含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因而与我们所讲的并不完全相同。冯友兰主张“在一个社会类型中，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如果将冯先生所说的“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改成“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体”，则与我们的主张是一致的。张岱年先生主张，“民族的存在是体，文化的内容是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方克立先生主张，“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就此而言，我对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先生的主张都表示认同。在这种层次上来谈体用是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必然以社会实践为体，以社会意识（文化）为用。具体到中国，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那么，如何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为用呢？如果我们在中国文化的内部或西方文化的内部来谈体用，那么，我们就引出了体用关系的第二层含义；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内部即不同的文化之间来谈体用，那么，我们就引出了体用关系的第三层含义。
2.从体用范畴的本意出发，就一种文化（noutur/typoutur）的自身来言“体”、“用”，如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李颙的“明体适用”之学就是以此来阐明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就此而言，“体”是精神主导，“用”为应事方术，体用关系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内在原则与外在的应事方术之间的关系，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这种对体、用观点的理解符合中国古典哲学对体、用含义的第二种定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各种现象是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也各有自己的“体”、自己的“用”。例如，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强调天人相分的文化，就是说“天人相分”是体，其他则是用；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就是说“天人合一”是体，其他则是用；或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就其主导倾向来讲是“和合文化”，就是说“和合”是体，其他则是“和合”原则的应用。当然，这些观点我们不必赞成，但是这种谈论文化的方式则是一种比较哲学或比较文化的通行方式，也是在一种文化内部谈论体用的通行方式。中学、西学和马学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而且一般来说体用都是统一的（即：有体有用、体用统一；体用一源、体用一如、体用不二、体用相即）。例如，张岱年先生认为，“‘人权平等、自由竞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文化之‘体’。……资本主义社会的丰盛繁荣的科学艺术都是资本主义文化之‘用’。”与之相类似，“在社会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应有真正的平等，应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彼此之间应存在着互助友爱的关系。这种真正的平等、相互尊重的自由、互助友爱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之‘体’；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科学艺术，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之‘用’”，“作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应是社会主义文化之‘体’”。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中、西、马三“学”的关系问题，它们已经成为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这里的“中学”实际上是指“中国古近代学说”的精粹，“马学”实际上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西学”也主要是指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也就是“为我所用”的“西学”。对于此点，张岱年先生曾论述道：
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体”，亦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体。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这样，是否可以说是“西学为体”，以区别于清末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呢？我认为不然。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先进思想的精粹。而在中国起作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了。指导中国革命达到成功的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是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西学。而且，现代的西方学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很多流派。泛泛标举“西学为体”，究竟以哪种思想为体呢？
方克立先生也非常赞成这种态度，他指出：
能不能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以“西学”为体呢？不能。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和“西学”不是同一个概念，“西学”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包括许多非马克思主义以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理论和流派。第二，马克思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学”，但它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继承者；它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中国共产党也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中去。因此，我们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说成就是“西学”。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世界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这样，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魂），其次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中体，即民族主体性文化，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文化），再次是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成分的文化（西用），其集中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3.就文化（“学”，uturs）的内部关系而言，也就是文化间（ntr-uturs）的关系而言，“体”指原则，“用”指应用。由于“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因此，“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体’，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用’；‘民主为体，科学为用’”。由于是在不同的文化间来谈“体”、“用”，因此，就必然涉及到文化的主体性问题，站在不同主体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间的体用关系也是不同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由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因此，他们坚持的原则是西体西用（胡适）、西体中用（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傅伟勋）；文化保守主义学派由于主张复兴传统的儒家文化，同时又不是顽固地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科学和民主，他们坚持的是“中体西用”、“儒体西用”（贺麟）、“儒体马用”。需要说明的是，各派对现代新儒家主张的中体西用都有批评。这是因为，现代新儒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区分体用、内外之学，而是在两种（中西）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好像是中学有体无用，西学有用无体，分别割裂了二者之体与用的统一，从而陷入了严复所批评的“牛体马用”论。现在如果站在我们这里所讲的体用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来反思，那么，“牛体马用”或“中体西用”论也有合理的因素。这是因为，虽然牛体有牛用，马体有马用，但是牛之体、马之体以及牛之用、马之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此，这里存在着几种组合：牛体牛用、马体马用；牛体马用；马体牛用；牛马互为体用等情形。以此分析，我们看到“牛体马用”论“在逻辑上至少还是说得通的”，因此，完全否定“牛体马用”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学派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格外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是正在建立之中的“中国文化的新统”。
如果在两种文化之间来谈体用，那么，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张岱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方克立）。具体来说，在“古为今用”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体”，中国传统文化是“用”（“马体中用”）；在“洋为中用”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体”，被接受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用”。我个人认为，可以把最后一句话改为被接受的外来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是“用”（“中体西用”或“中体马用”，这里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的一种，因此“中体马用”只是“中体西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样，就今中的关系、古洋的关系而言，“今中为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于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
如果将古今中西的关系拓展到古今中西马的关系，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我认为方克立先生近来不断阐释并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马魂、中体、西用”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里的“魂”相当于“体”
（主导性之“体”，即原则），而原来的“体”的含义则转变为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主体性之“体”），“用”指应用。具体来说，这里的“中体”之“体”不是冯桂芳、张之洞以及现当代新儒家所说的“纲常名教”、“四书五经”，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因此，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体现民族主体性的是“中学”或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所以说只有它才是主体文化。就此而言，我又称之为“融会马（魂）中（体）西（用），综合促创新”，综合创新的新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正如方克立先生自己一再表明的那样：“‘马魂、中体、西用’论试图把张先生的思想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而又作了若干变通：一是引进‘魂’的概念来取代‘体’；二是用‘体’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是把‘魂’、‘体’、‘用’看作是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三‘学’，即三种文化资源或要素的关系。”
上述关于文化的三（多）层体用论的思想，实际上在哲学史上已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例如贺麟先生就曾经论述过道、精神、文化、自然的多层体用论。贺麟认为，“哲学的体用须分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用观。体指形而上之本体或本质，用指形而下之现象。体为形而上之理则，用为形而下之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此意义的体用约相当于柏拉图的范型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别，亦可称为柏拉图式的体用观。一为相对性或等级性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的事物，以价值为准，依逻辑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级。……由最低级的用，材料，到最高级的体，中间有一依序发展的层级过程。这种看法可称为亚里斯多德的体用观。”贺麟根据文化的绝对体用观和相对体用观的观点，不仅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的偏见，而且提出了理性为体，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为用的原则。在他看来，我们只有“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以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需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的产业”。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或者套用冯友兰先生所讲的“抽象继承法”来分析，贺麟先生关于体用观论述的许多观点与我们这里的论述是一致的，但是，就具体的情形来说，我们则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贺麟先生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改造中西文化，因此，他所谓的“儒化西洋文化”就变成了儒家精神为体，西洋文化为用即儒体西用，这就仍然没有超出中体西用论的模式；而我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立场上来改造中西文化，因此，我们的主张是：（1）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
（2）马克思主义是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各种现象是用；（3）“今中为体，古洋为用”；（4）马克思主义是魂（马魂），民族主体性是体（中体），西方文化则是为我所用（西用），也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种对文化体用论的理解，突破了以往就中西、体用二元论说的弊端，从而将文化体用论从二元引向三元或多元，从简单性走向了复杂性，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观，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体用观，使我们对中、西、马有一个更为清晰、更为理性的认识，“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两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放在同一个三维结构的模式中”，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