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种种困难，但毕竟延续到今天，并且仍然保持着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现代新儒家”已经成为历史；“现代新儒学思潮”正在参与创造历史。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已经进入“后新儒家”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许多学者讲论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接着现代新儒家的话题讲的，但并不照着现代新儒家的讲法讲的。他们有各自的讲法，目标仍旧是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他们基本上放弃了道统的观念，不像现代新儒家那样重视“本体论证明”，试图从多重视角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他们不再以“新儒家”自诩，称其为儒学解释者似乎更为合适。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儒学解释者。他同其他儒学解释者的区别在于，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擅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开发儒学思想资源，走出长期束缚人的“左”的思想误区。
1980年，张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十点：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见闻；8.宣正名而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综旧典而开新风。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讲，时至今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研究孔子的新时代。他所说的“研究”，其实就是从新的视角、以同情的态度诠释儒学，就是建构同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儒学。张岱年写了《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孔子与中国文化》、《评“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孔子的评价问题》、《儒学奥义论》等多篇文章，阐述他关于儒学的新见解。
张岱年不同意给孔子带上一顶“保守主义”的帽子，他说：“多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伦理学说、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属于守旧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年动乱时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复古派、复辟狂。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须加以认真考察，分辨清楚。”他充分肯定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贡献，他说：“孔子有哪些主要的贡献呢？第一，孔子是第一个从事大规模讲学的教育家，在客观上为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辟了道路。第二，孔子提炼并宣扬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公共生活规则的处世格言，提出了以‘泛爱’为内容的仁说。第三，孔子重视人的问题而不重视神的问题，提倡积极有为的乐观精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崇高理想，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不但不是保守主义的，而是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张岱年把儒学分为深、浅两个层面：维护等级制的思想，属于浅层的儒学；微言大义才属于深层的奥义。这些思想为“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对于文化思想的发展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学的浅层思想应当批判，而儒学深层的奥义具有普适价值。他说：“儒家学说中确实具有一些微言大义，‘微言’即微妙之言，‘大义’即基本含义。微言大义即比较具有深奥精湛的思想，亦就是儒学的深层义蕴。儒学是有时代性的，时至今日，儒学的许多观点（主要是浅层思想）都已过时了，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重要观点（主要是深层思想）却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虽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走向，除了现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体论向度、价值论向度之外，还应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向度。在这一向度上，现代新儒家虽然也有所涉及，但没有进行充分的、深入的研究。在他们关于儒学现代转化的哲学思考中，所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个体意义上的人，并非是中华民族群体。最早从民族精神的向度上思考儒学现代转化问题的思想家，当属著名国学大师张岱年。他认为儒学“生生不息”和“刚健有为”的观念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他指出，儒学主张变革，反对墨守成规。“《易传》重视‘日新’、‘生生’，因而在政治上也强调变革，肯定变革的必要，《系辞》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功业见乎变’，《彖传》赞美汤、武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人而应乎天，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孟、荀都是盛赞汤、武的。《易传》也高度赞扬汤、武，这是先秦儒家的一贯观点。”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知老之将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士不可以不弘毅”等说法，蕴含着刚健自强、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岱年拒绝人们把他称为新儒家，但把他的这些新见解归入“新儒学”的范围，恐怕他是不会反对的。张岱年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诠释儒学的杰出代表。
论张申府、张岱年与中国新哲学、新文化
王俊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提要：张申府先生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宽阔、睿智洞见、敢想敢说、率真无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他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新哲学、新文化的问题，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三流合一”说，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解析逻辑的方法论构建民族的新哲学和新文化。作为他的弟弟，张岱年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沿着这一思路框架，用毕生的精力探索、构建、充实中国新哲学、新文化的体系，并留下了卓越的成就——哲学方面的“物统事理、一本多级”与文化方面的“综合创新”，即从民族文化本位出发，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吸收人类文明的最优秀成就，用理性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创造性地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新哲学、新文化。这是我们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三流合一；新启蒙；综合创新
中国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工业文明用武力撞开了具有悠久历史、厚实传统的华夏大门，于是炎黄子孙的精英们开始意识到，要想生存，必须得“师夷之长技以治夷”。此前，面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挑战，而用“西学中源”说和“质测通几”说进行自我心理调适与安慰的方法至此越来越显得迂阔乏力、不切实际，感受到“西学”背后坚实的近代文明和资本掠夺所带来的痛心冲撞，只得承认虽“夷”而确有所长，素有“见善思齐”传统的民族，对于“长技”之学自然是虚心“师事”。然而如何既能学得本领、又能保住面子便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于是“中体西用”之说就成了社会各方觉得比较合适的救急方案。可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原来痛心冲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伤心的扭曲，借“用”守“体”不能改变“中、西”之间的差异，而有史以来一直以华夏为榜样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宗主”。这样，在原来由于异域空间不同所造成的“中、西”差异危机上又增加了一维时间上古今之间的反差苦恼。洋务运动也好、辛亥革命也罢，都是志士们为民族摆脱危机、消除苦难、自强自立、重新崛起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些痛苦的摸索与挣扎中，弱肉强食、落后挨打的现实激发出行与思的交织、社会与思想的融通，逐渐的使他们从时空统一的高度，把“古今”、“中西”的问题纵横统筹，基于民族自身，从最基础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于是立足现实，反思传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优秀文化，由学界拓展而渗入社会的思潮兴起，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是我们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出现新曙光的时期。她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其特征有二：一是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解剖，二是对西学（这时候不仅仅限于欧美，也包括日本与苏联）的研究、借鉴和吸纳。无论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还是保守主义的“国粹派”，也包括持中调和的“体用派”，首先他们都是希望华夏族尽快自强自立、重新崛起的斗士，所以他们有共同点：对旧社会的腐朽势力深恶痛绝，这表现在：不仅政治方面倡导以革命或改良的形式推翻或改进各种过时的制度、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文化方面喊出“打倒孔家店”，倡导科学、民主，希望在观念意识、生活方式、行为习俗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建树；对现代世界有生命活力的学术思想、科技成果、制度文明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作出自己的抉择。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便表现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状态。梁启超、梁漱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黄侃、贺麟、张申府、郭沫若、张荫麟、张东荪、汤用彤等等，留学欧美的便以“西学”为背景平台，从日本归来的由于有了对“东洋”的切身感受难免一些激愤的情绪，而倾向于苏联大众革命的便热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介绍，所有这些都不是“外来和尚念洋经”，而是中华“留学精英”学有所成归国，和虽未留洋却一直关注、借鉴国外先进文明、优秀文化的志士救亡图存、自立崛起的探索。可以说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成了全球人文社会学最热闹、最有创意的地区之一。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验主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超人哲学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派汇聚在一个传统厚实的文明古园里。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五四前后的北大便是一个典型的缩影。真理越辩越明，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和张申府等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实现自主独立找到了马列主义的道路，后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相结合，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再一次矗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大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曙光终于普照华夏大地，中华民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1978年之后，华夏民族又开启了新的旅程！我们不仅独立自主，而且必将为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崛起、和平富强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所以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梳理和重塑中华哲学和中华文化是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并直面历史是我们的基本素质。申府先生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宽阔、睿智洞见、敢想敢说、率真无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家”。他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属于早期中国自觉接受辩证唯物论，并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华夏儿女的学者。在1925年以前他为党的创建（包括少年中国学会、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和早期党组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这些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申府先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中国新哲学的问题，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即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解析逻辑的方法论构建民族的新哲学。虽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基本建构，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他超越了“国粹派”、“西化派”以及“体用派”，他既无民族虚无主义，也不顽固自恋而成保守主义，更没有调和中西；他既坚持民族性，又强调在宇宙观与方法论方面吸纳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秀的成果。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分析的辩证唯物论”派，而且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呼吁新启蒙，提倡新文化的旗手，从而使中国的新哲学、新文化成为人类文明中最优秀的一部分。
申府先生的另一大功劳是将这一思路框架、理想愿望传给了他的弟弟张岱年。岱年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思想史、哲学史专家，是最杰出的中国新哲学的构建者和最优秀的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申府先生介绍和引导接触马列唯物辩证法与罗素分析哲学，岱年先生通过仔细研究、比较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主张，确定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是在宇宙观与方法论方面西学中最优秀的思想主张，而且在与中国传统哲学找到契合点，以及弥补中国传统哲学解析、分梳的不足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我们说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最杰出的理论构建者，主要依据是他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了一条与当时的“国粹派”、“西化派”、“体用派”完全不同的新路，在原来申府先生框架建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如果需要找几个点加以说明的话，一是1936年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明确提出“今后哲学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五十五年后先生在《我为什么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回忆：“当时我广泛阅读了古今中西的哲学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生命哲学、尼采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作了比较，在比较之后，我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二是1937年初花费了两年时间的《中国哲学大纲》（可惜直到1958年才得出版）终于定稿，先生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问题入手，按照哲学体系的结构，运用逻辑解析的方法，突出对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的分析、界定，看上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史的梳理，当我们随着作者的思路走完这一历程的时候，同时获得的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构建，从而使“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观点不攻自破，使“按照西方哲学的体系建立中国哲学”的努力显现出勉强为之而不切实际的缺陷，为当代中国新哲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传统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先生自觉而自如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唯物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这就是他的关于“唯物”的落实；而所谓“理想”是指中国的道德理想与人生哲学，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所长，理直气壮而大力弘扬；至于“解析”是指以罗素、怀特海等代表的新实在论的“逻辑解析法”，先生认为这是当代西方哲学诸派中从方法的角度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之不足与缺略之最优秀的一派，进而使中国哲学在概念、范畴的清晰与命题、判断的准确等方面大有提高。三是从1942年到1948年先生用六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天人五论》。先生后来回忆说“1942年至1948年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及《天人简论》，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要领，当时年近四十，可以说‘四十而不惑’”（同上第502页）。后来将这“五论”“合编一箧，命之曰《不惑集》”，不久接受友人建议“合称为《天人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