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岱年先生史论结合（即《中国哲学大纲》为“史”，《天人五论》为“论”），构建起了中国新哲学的模式：以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为指导，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的学脉理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的结构体系入手，展开对概念、范畴、命题、判断的分梳，在这一创新的分梳过程中就中国传统哲学中精辟的人生论对人类的贡献予以充分展示。1993年先生在《我与中国20世纪》中讲：“我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理论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关于中国哲学史，我特别着重三项：一是表扬中国自古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二是阐发古代哲人的人格价值学说，三是厘清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确定含义。”“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不自量力，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物统事理，一本多级’。”所谓“物统事理，一本多级”，强调的是以物为基础，规则贯穿于变化的过程中，理在事中，而生命与思维则是物质演进高层的特性，故一本于物而表现为多级。实际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就是两个方面，即新哲学与新文化。因为他关于哲学史的阐释与哲学理论的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二而一”的。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新文化必须有新哲学的指导，新哲学在社会中的落实必然结出新文化的硕果，同时借助新文化而使哲学更成熟、体系更完善。岱年先生在准备新哲学构建的同时也关注着新文化问题。早在1933年6月他就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提出中国新文化将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世界性不是无民族性，在民族存在的限度内，不能有无民族性的文化”。所以对“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故有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主张，追求“生活合理”、“参赞化育”、“天下大同”的理想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等都是文化复兴和创造新文化的基质。先生面对国家“空前的大危机”，从世界性高度，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所谓‘发扬国粹’、‘读经复古’”，强调“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创造新文化要立足民族性，这是本位性问题。1935年3月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先生进一步讲，“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兴，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故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综合创造”的观点，而同时强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坚信“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时过半个世纪，国家进入了改革富强的新阶段、民族迎来了发展腾飞的新机遇，岱年先生关于新文化建设的信心和兴趣更浓，1987年6月以《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标志，表明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进入“综合创新”的新阶段，即中国文化的新模式阶段。岱年先生在84岁总结自己在“文化问题的研讨”方面的成就时讲：“我提出了‘综合创新论’与‘中华精神论’。所谓综合有两层意思，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我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主要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新文化最优秀的倡导者。“综合创新”是对“综合创造”的一脉相承，强调的是坚持民族性本位文化的基础上要有开放的态度、进取的精神，不断吸收人类其他民族优秀而有活力的文化成果，中国模式的新文化将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定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性格、中国元素、中国精神。综合是以中国为本源的综合。创新与创造只一字之差，但前者比后者更突出了新的生命力与新的活力。她更能展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而且极具生命活力的文化的性格特征，体现了时代的风格和民族的特征。
总之，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与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在自己崛起、复兴的同时必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型模式，而思想文化的模式必将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新模式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既是迫在眉睫，又是任重而道远。
“马魂、中体、西用”：接着张岱年先生讲
杜运辉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提要：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既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高扬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了主导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这种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理论模式，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必将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张岱年；综合创新；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张岱年（1909—2004）先生在探索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时，提出和发展了“综合创新”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后，方克立先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续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特别是如何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二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于2006年正式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这两种理论形态既有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又有鲜明的阶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新理论形态，“马魂、中体、西用”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旺盛生命力，为我们树立了人类思想通过“接着讲”而创新发展的又一个光辉典范。
一
综观张岱年先生的文化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1.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正确认识文化的“世界性”
（一般性）与“民族性”（特殊性）、“变革性”（阶段性）与“累积性”（连续性）的辩证关系。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就明确指出：“文化有世界性，然而也有民族性。”一方面，一个民族文化中“具有不磨价值的优秀元素，……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它是对人类整个文化的贡献”，它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被“世界化”；人类必然要进入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族文化要反映世界文化的一般规律，主动与更高水平的世界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地域的差异，任何文化又都有其民族特性，“其不同之点，即其独特的贡献；其特色的地方，即其独立的创造”。因而，在强调“世界性”的时候要反对“全盘西化”以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强调“民族性”的时候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以积极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既要“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使中国文化变成新的，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又要“依中国文化之特性及现代的需要”而“使中国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张先生还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和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社会主义新文化既应继承旧文化中“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又要否定旧文化中“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并根据时代需要而增添新内容、提高到新水平。对中国文化而言，在强调“累积性”的时候要警惕“旧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残留”，在强调“变革性”的时候要重视“中国过去封建文化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
因此，在他看来，文化不仅具有空间上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在世界性与民族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中主动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方向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洋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根本方向，又要按照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适合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判断标准来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把三者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
2.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关系出发，张先生文化观的根本目标是要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其核心问题是要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一个基本理论立场。“张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既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又格外重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
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指导地位是张先生一贯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初，他认识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处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过渡时代”，坚持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80年代以来，他面对所谓的“信仰危机”而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这些失误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或选择吸收西方成就，都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标准。……辩证唯物主义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
其次，作为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张先生的一个卓越品质就是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如前所述，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积极倡导中国文化之“特色”的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张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这就是民族的主体性”。“民族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亦即“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主要包括认识的主体性、道德的主体性、生活的主体性等内涵。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任何民族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本民族的主体性，任何独立民族也都必须保持其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独立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上。民族文化没有独立性了，民族也就没有独立性了，就要亡国亡种。”这就要求中国文化在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以此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那么，张先生是如何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二者的关系的呢？从有关论述来看，主要有四种情形：
（1）“并列”或“并重”关系。比如张先生一方面提出：“首先应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原则，这是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文化也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来自欧洲，但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建设未来的中国的文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保持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意识。”“我们要全盘考虑，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如何走？最重要的是发扬民族的主体性、主体意识。要保卫民族的独立，包括民族文化的独立。”“唯一的出路是在本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文化成就为我所用，从而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并列”关系或“并重”关系，其典型表述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发扬优秀传统。”这里分别强调了二者的重要地位。
（2）“结合”关系。张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中的基本真理必将融为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的实际包含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张先生讲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3）“主导思想”与“支流思想”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先生就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80年代又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必须吸收、引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个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这一方面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一方面要选择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无论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或选择吸收西方成就，都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标准。社会主义社会是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简而言之，这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每一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必然有一个主导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在这主导思想之外，又有多种支流思想。如果对于那些与主导思想不同的各种支流思想采取压制的态度，必然引起文化发展的停滞。如果各种支流思想杂然并陈，纷纭错综，而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则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只有既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而又兼容多种中外思想学说，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主导思想—支流思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