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张申府对罗素之推崇、敬佩、介绍，不在罗素的唯心论思想，而在数理逻辑，在逻辑解析法。受罗素的影响，张申府本人亦十分重视逻辑解析方法。那么，张申府所提倡、介绍的逻辑解析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他说：“凡是解析大概都是把一种东西所包含的或概指的，分别出来，爬梳出来，条理出来。”“解析是与综合对立的，最简单的意思说是分，而综合则合。”他认为，各门科学都用解析，各门科学的解析因对象和目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哲学的解析是逻辑的解析。它的对象有三种：一是字或名词；二是句或命题；三是学问的系统。解析的目的在于把意思弄清楚，使人不误会。他指出：“哲学解析乃是理性的极致。在根本上，是与科学法一致的。”“现代的逻辑，实是近代科学的自觉。”“哲学解析的求事理，总是求之于迹象中的，就是，具体地，实际地，切实地。积极地，Postvy。”他认为，科学的解析方法，语其精要，一言以蔽之，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说，便是‘切实’二字”。张申府认为，罗素思想前后有所变化，不过，变不离其宗，不但百变不离其宗，而且越变越接近其宗。他指出罗素解析方法的特点是：“时时在在要脚踏实地，不背具体实际事实，切实，如实，平实重视罗素、研究罗素的人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张申府认为罗素一生在学问上最大的成就是数理逻辑，这种评价是切合实际的。至于他对罗素哲学方法的认识是否完全符合罗素哲学的本意，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我们从他所提倡、阐述的科学方法和逻辑解析法看，他本人是推崇科学、理性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还应指出：在逻辑思想不发达的中国，张申府积极介绍数理逻辑，热心宣传逻辑解析方法，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力倡唯物论辩证法
张申府虽然热衷于罗素哲学，但亦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1934年12月，他在《清华周刊》发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鲜明地提出：“现代世界哲学主潮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是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他进而介绍说：“辩证唯物本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成立于1844—1845年。至本世纪初得了列宁的努力，益大恢宏，益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他关注着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现在各式各样的唯心论，只不过是些“过去的孽遗罢了”；辩证唯物论在西方英美诸国，在自然科学家中也“日见显扬，日见信受”，“现代科学如有危机，大概是非随顺辩证唯物救济不了的”。他从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出辩证唯物论必然兴盛的结论。他说：“凡是一个旧时代衰落的时候，怀疑论必流行；同时，凡当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唯物论必盛旺。”“人要创造一个新时代，必须敢于实践，敢于正视事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承认有个客观的实在，而人也是其中的分子，也具有变革的物质力量。”“要创造，要建设，便非有积极的唯物不行。现在积极的辩证的唯物论既已渗透了进步的人心。”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有希望，就一定要采取唯物论。他专门著文论述唯物论的重要，批评一些人对唯物论的歪曲、攻击。他也尖锐地批判唯心论，诙谐地称唯心论“简直乃是‘雌性的’哲学，也就是‘下劣结’过盛者的一种白日梦”
张申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径直引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他认为，要革新思想，从事哲学，提倡科学，发扬艺术，改变世界，必须“在行”。在思与行的关系上，他主张“思在行之中。思要思其行。思要思于行。行可以阐发新理见。行才可以作听思是非最后之验证。”他对物质与精神和人与物的辩证关系均有精辟的说明。他说，人的一切动作行为，都有其物质因缘、社会限制、历史背景、经济生活的条件，因此人力有限。然而，人却绝非全无力量。“人既也是一种物质力量。而且也有其精神力量，也有其理想力量，人的理论就也可以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人类历史就是人类自己所制造，至少要是人类自己所制造。而且要紧的，对于世界，不在种种地加以解释，而在改变之。”他认为，真正的唯物论，不但不轻视人，实在是最重视人，最为了人，最同情人的。
张申府尤其重视辩证法的宣传。他说：“世界为矛盾所织成。矛盾和谐和，至善之所止。对勘或错综法（辩证法）的效用，即在于此‘万物如流，其流如休。正负错综，相反相成’。这是对勘法的公式。最简单说，对勘法就是观物事于其动，于其转变，于其消息，于其生灭，于其推衍，于其牵联，于其相互的关系。一与多之会通，断与续之和融，量与质之相转，动与静之联生，悉含于对勘的含义之中。”紧接着他引了列宁的“一体的之分裂及对其互相矛盾的成分的认识，就是辩证法的本质”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不但是认识的法则，也兼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他提出：“辩证法的精要在活，在通，在实践。”他的这种理解是深刻的，把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他的这种理解与毛泽东的理解有不谋而合之处。国外有的学者在评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髓是“活学活用”、“综合实践的灵活性”。
张申府把唯物论辩证法运用于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他不止一次地援引马克思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著名论述。他指出：“解决社会问题又必须是大客观的。认识客观，随顺可能，竭尽人力以助产新的现实。”他主张革命、斗争以改造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意思。”“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够生，最必须是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他强调，中国人必须有自信，中国人绝对不能以模仿为能事，绝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他说：“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以前对于世界文明或文化，总有过极大贡献的，对于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要有更大的贡献，以跻人类于天人谐和之域。”“尤要知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谁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谁拿西洋已有的革命来比方，都是难得得当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也不可为通而忘特。”
以上摘引的精彩论述，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半期说的，今天读来仍然倍感亲切。此时张申府虽然在组织上已脱离了共产党，然而，读者可鉴，他对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解，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远在当时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之上。张申府对辩证法唯物论的宣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6年出版的郭湛波著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他的思想。
三、提出马克思、罗素和孔子三者思想相结合的主张
张申府同时服膺马克思和罗素，视辩证唯物论和逻辑解析为现代世界哲学的两大主潮流。他认为两者既有一致，又有差别。辩证唯物论与逻辑解析法都注意如实、切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两者是相通的。“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是笼统漠忽。因此，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基于这种认识，他大胆地提出，两者“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又说：“解析与唯物，这是两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变更，均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
张申府还提出要把马克思、罗素的思想同中国孔子的思想相结合。他认为：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中国哲学家者，一不是中国哲学史家，二也不是在中国的治西洋哲学的人，三更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之伦。“今日中国所最需要中国哲学家，必乃是有最新最切实的知识，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而发扬之，而履践之，而参照中国的哲学，而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者。”他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紧要的是三个字：仁，易，生，三者“实是一体的”。“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仁者生之仁。易者生之性。离仁无生。离生无易。离生也何用仁？离仁，易息。易息，一切休止。”他又认为：“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罗素的解析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与孔子的仁是相通的，一致的，三者是可以融合的。
张申府在《所思》一书的序中说：“世界一切都是参差错杂的”，即“参伍错综的”。又说：“‘通’，是我认为作哲学的最后的目的的。分析，多元，客观，切实，都是‘通’的门路，都是‘通’的应用。”“参伍错综，唯通可能通之，唯通乃可以不胶执，乃可以执两而用中，乃可集众见而见蔽之所以蔽，而还各以其相当的地位。”张申府这里所说的“参伍错综”、“通”，是指不同对立事物间的兼容并蓄，对立事物之间和谐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哲学观，他想把马克思、罗素、孔子以至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熔于一炉。
张申府的这一主张可取吗？抽象地看，这种主张带有折衷主义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确实有人企图把马克思与康德、与马赫结合起来，陷入修正主义。因此在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把马克思的思想与罗素、孔子的思想相结合，简直是旁门左道。可是，我们通观张申府上面所说的三本著作，便可发现：马克思、罗素、孔子三者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处于同等地位；贯彻他思想始终的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兼吸取罗素、孔子等其他人的思想。张申府的“三结合”的主张，并没有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基础，而是他自己所说的，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大胆而新颖的，是对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贡献。
张申府虽然提出了“三结合”的主张，但并没有付之实践。他没有像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那样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一种缺憾。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对其弟张岱年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岱年最早研读中国哲学著作，后受其兄影响，对逻辑解析方法甚感兴趣，之后又研读马列著作。在1932—1934年间，他在其兄主编的《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发表过一系列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文章，张氏兄弟的著述，引起了时人的注意。1936年，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把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思潮分为八派：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他又认为：在西洋各派哲学中以新唯物论的势力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他比臂的。他又把新唯物论分为二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他把张氏兄弟看作是解析唯物论的代表者。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张氏兄弟在30年代前半期只是提出建立解析辩证唯物论的意向，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体系。
在此之后，张岱年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撰写成《中国哲学大纲》，褒扬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论辩证法。抗日战争时期，他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中唯物论辩证法和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构建“三结合”的独特体系，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张申府提出的“三结合”的主张在张岱年那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践。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张岱年的独特哲学体系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公诸于世（先见之于《真与善的探索》一书，齐鲁出版社1988年出版。后收入《张岱年文集》第3卷，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深刻的社会制度大变动时代。近现代中国思想界，东西古今思想文化既冲突又融合，呈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过程，既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在“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哲学流派。熊十力把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洋哲学中直觉论融合成新唯识论。冯友兰把宋明理学与西洋的新实在论融合成新理学。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三者冶于一炉，形成毛泽东哲学。与他们不同，张氏兄弟则力图把辩证唯物论、逻辑解析法和中国哲学三者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张氏兄弟的主张与尝试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其他哲学家的那样大，却也为“中外哲学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对我们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仍值得借鉴。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重读大师——评《张申府文集》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
《张申府文集》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在此不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其学问涉猎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他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在当过清朝进士的父亲的影响下，申府先生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
1909年，他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顺天高等学堂读书。在那里，他由对数学的兴趣阅读西方科学著作，并借此走上了研究学术的道路。他说：“从1916至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
自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
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在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月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还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