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1919年7月13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我们，今人也不能束缚我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文中引申府先生给罗素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虽然我认为苏联是现世最先进的国家，又虽然我信仰共产主义，但我并非是布尔什维克。”
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他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1931年他在刊登于《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国吗？》中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即“打倒儒教，拯救孔子”。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最好的传统。列宁（注：或应为“马克思”）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际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辩证的否定乃有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适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他还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
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了晚年，他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列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地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他根据自己对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年7月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辩的一种。”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三十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
申府先生最终是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体来吸收和融合其他两种思潮，正因为这样，他不是照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而是接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讲中国哲学，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正因为他能借助了西方思想文化，消化了西方思想文化。正如法国哲学家法朗索瓦？于连（rnosun）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所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要想了解它，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申府先生早年受过严格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熟悉，但他在20世纪之初就广泛地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对罗素哲学和辩证唯物论有着深入的研究，这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远景的思维空间”，可以从“他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至于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而发现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使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如，申府先生对众所周知的“实”作“唯物”解，常常也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界定，在他写的《实！》、《说实》、《再说实》等文中说：“实！它实在是中国一个最好的传统”，“‘实’，乃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一个字”，“实在都应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谓：“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申府先生所说的“实”应就是“诚”，即“真实无妄”，宇宙人生本自有其当然的道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所谓“唯物”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诚”之义。又如，申府先生说：“过去曾有动的逻辑与静的逻辑之争。我还要附带声明，我近来一个所得乃是：静的逻辑是没有的，凡是逻辑都是动的。假使不动，便无逻辑，不管形式不形式、无论如何，逻辑总要讲到思想，讲到推理；假使不动，能有思想么？能有推理么？”他认为，无论是辩证法或者是动的逻辑，都和中国传统的《周易》有相通之处，1944年1月，申府先生写的《天人行》中说：“大化如如，生生息息，有条有理，易简不易。动以矛盾，变在扬弃，相反相成，又负阖辟。”宇宙人生是有条有理的，这是宇宙人生必须遵循的。但是宇宙人生不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任何方法都必须以此为据，如果把一切看“死”了，那么还有什么宇宙人生？“活”就是“发展”，就是“与时俱进”。因此，他认为要“由实而活”。申府先生认为“中”是“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因为“活”也要有一价值标准，这就是“中”，故他认为应“由活而中”。
申府先生的学说博大精深，但归于要，则在于他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经过西方哲学（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哲学）的洗礼，再来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真价值，而在会通中西、融铸古今的基础上希望能建构一新的中国哲学，这无疑为我们今天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
《张申府文集》（共四卷）的出版，使我们能够对我国20世纪的哲学家张申府先生能作更深入研究。因此，该文集的出版不仅是20世纪现代中国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现代中国哲学有着特殊的贡献。
（原载《出版广角》2005年第8期）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干春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摘要：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个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张申府；新启蒙文化；综合主义
张申府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因为他兼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作为最早罗素思想的介绍者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身上有着分析哲学的严谨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品性，可以说他身上是各种思想元素的奇妙结合体。本文正是试图结合他的哲学观和文化思想，来描述他思想中的活力和矛盾，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于张岱年先生哲学观和文化观的影响。
一、“大客观说”和“具体相对论”
在张申府的潜意识里，他始终将自己看做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在显意识中，对此他多少有些心虚。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哲学研究中，可以这么说，他之纯粹的哲学活动主要就是在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其间。但在晚年相对冷清的生活中，他又遗憾自己没有写出一部专著或“有系统的书”。不过对张申府的生活经历略有了解的人，都可以推断出他对于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哲学的兴趣。
作为政治人物，他自己承认对政治是外行，但对于哲学，他始终对自己有很高的自信，在1980年6月4日，美国学者舒衡哲对他的访问中，感受到了张申府的这种心理状态。张申府说：“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眼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我尝试做出不可能的事——把传统中国哲学最好的东西和西方最新的意念连在一起。我曾经为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共同的立足点。或者他们不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我尝试这样做。我现在仍然相信我的大客观概念可以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起来。”
张岱年先生在几篇关于张申府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说：“约在九十岁时，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回忆张申府》，《张岱年全集》（下文引用该书时只标注《全集》）不过就思想的敏锐性而言，张申府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他对于罗素和辩证唯物论的兴趣，使他的哲学富有挑战性，而且他对于社会事务的熟悉，使他的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因此说他的哲学观也别具特点，他更注重哲学的方法论一面。“凡是一种新哲学都是一种新方法，至少都有一种新方法。”他的哲学创见也“多少与哲学的方法有关。一、我的大客观主义；二、我的具体相对论；三、我所见到的辩证唯物论的心传精蕴”。
张申府最初的哲学兴趣来源于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所看到的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这本书。由此决定了他对于哲学特别是逻辑的兴趣，同时罗素对于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关注，也与他的兴趣相投。
张申府是最早系统地向国人介绍罗素思想的人，并自信地认为他是中国最了解罗素的人，这种自信来源于他与罗素的直接接触和他的思想中罗素思想的因素。而他受罗素影响最大并转化为他自己的哲学观的重点在于他特别重视罗素的哲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他说：“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个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数理逻辑），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谛科（ost）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本着数学之批评的研究，他在哲学里也成立了一种新的方法。”但张申府并不认为哲学的解析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还别出心裁地将逻辑分析翻译成“解析”，并成说：“罗素新近表明他的态度：他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终极的理想的；但现在主张的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行会u社会主义’。要晓得这全是几经思索几经考察而后得的结果，必不可轻轻看过。又要晓得罗素的政治学说社会学说与他的数学学说，哲学学说通是一贯的。他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为无关。因为他是一个头脑极清楚的科学的哲学家，他是很见到科学与艺术的重要的，所以他的社会改造主张也总照顾这方面。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由内来的，像创造的艺术，爱，思想，这类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上必不可缺的便是自由。所以罗素主张的行会社会主义是偏向无政府主义的。正因无政府主义对于这等物事最为注重最为便当，就是最强于这些事以及人的关系的生活的愉乐。他以为社会主义不过人类发展中的一阶段，大概继之便是无政府主义。但为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他的社会主义是极端彻底的世界社会主义。不过他同时又是不变的和平主义者。他总是个学者，所以人也称他的主义作智识的社会主义，可以与摩里斯MORRS之美术的社会主义媲美。”张申府：“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