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依《韩非子》及《吕氏春秋》所称，说“有臣”，说“国分”，说“众因以杀”，说“弑”，皆足证子阳实在是个“君”；高氏所言郑君，津田所言“郑君遇弑者”，洵不为诬。若以为即驷子阳，或是子驷，便各有四点不合：一，二人皆只是郑相不是郑君，与韩吕二书所称不符。二，伯昏无人虽不足征信，但子产之师事壶子，《吕氏春秋》所说是靠得住的，再根据《淮南子》说的列子学壶子，可见列子实及见子产。但是总比子产在后，因为，子产为相后见壶子，实可谓之壶子之友，《吕氏春秋》说“与其弟子坐，必以年”，实即是说子产自比于弟子而实非弟子之意；然则列子确是壶子弟子，所以他年总要比子产为较幼。现在驷子阳的相郑，后子产的卒百二十有七年（注）；若列子彼时犹在，恐必不及见子产了。至于子驷，乃是子产前辈，子驷死后十一年，子产才为卿，为相更在以后。假若列子在子驷时，便已以有道见重，其志宿必过于子驷，如此，还能为壶子的弟子吗？恐壶子反为列子的弟子了。三，驷子阳是被繻公所杀，子驷是被子孔所诛，皆明见《史记》及《左氏春秋》，都不是国人因猘狗而杀之，与诸书所称子阳之死不合。四，各书言及子阳的，都说“子阳”，事迹也相应，从无一处多出一个“驷”字，或者竟说“子驷”，假若“子阳”是“子驷”之讹，何以诸书如此同辙呢？就是后人改过的，但何以改的如此齐呢？若说是驷子阳，何以诸书皆不称其全名，却只名而不氏呢？并且《史记》言驷子阳，除一两处外，皆是称驷子阳的。所以依严格考核的结果来说，以为子阳是驷子阳或子驷的话，是讲不通的。
但是子阳终究是谁呢？依我的浅测，子阳就是《史记？郑世家》的“哀公易”。
《世家》云：“哀公八年，郑人杀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皇王大纪》作“哀公锡”，“锡”、“易”、“阳”实形近而讹。《郑世家》有悼公沸，《索隐》说：“邹本一作‘弗’，一作‘沸’，左传作‘费’。”如此，可知因字之繁简而误者，史有其例了。所以称“子阳”者，子是称恶君之辞，《韩非子？难三》篇：“燕子哙贤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为僇。”称燕王哙为子哙，便是同例。《世家》只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简单不及二十字，当是对哀公特别不详，所以被杀的原因结果皆未言到，《韩》、《吕》言之，总可谓之近详，实可以补《史记》之阙。《韩非子》说国分为三，我想或者有公子独立，但不久又平复了。此之独立，当是因公室失人心而乘机起事，也未可知。哀公时上距子产之卒六十年，列子甚已老矣，所以才以有道见称，古人本即多寿，列子当能迨事壶子。至于说郑康公是子阳，则一则太晚，使列子不能及壶子；二则并未必被杀，即是被杀也不是国民所杀；并且为韩所灭，绝不至裂而为三。所以也知其不是。
（注）：《史记？郑世家》与《六国年表》，以子产卒于声公五年，《左传》则以为在鲁昭公二十年，即郑定公八年：相差二十七年。前人都谓应从《左传》。案子产卒后有子太叔驷颛相继为政，若依《史记》，则并埋没了此诸人。并且昭公二十年后，就是《史记》，也没有更提到子产之事，所以前人通说是可信的。至于《循吏传》所说的，又与《郑世家》的不同，那崔觯甫已证其为伪作了。
五
《尸子？广泽》篇云：列子贵虚。
《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子列子贵虚。
《战国策？韩策二》说：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以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韩非子？喻老》篇说：“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马夷初说：《韩策》所言贵正，“正”即“虚”之误。唐擘黄说：“原文本是‘正’字。各改作‘虚’字，下文便说不通。”我以为《韩非子》所引，亦贵正之意，“正”实无讹。说（“说”疑为衍字）《论衡？自然》篇亦载与韩子所说相同之事，但作“孔子闻之曰”。案此语之意，是主张“任自然，顺天地之正”之意，孔子并无此思想，当以韩子所说为是。伪《列子》也已摭入，在《说符》篇。
《韩策》称“治列子圉寇之言”，则列子信会著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八篇，云：“先庄子，庄子称之。”《吕氏春秋》高诱注亦说：“子列子御寇，体道人也。著书八篇，在庄子前，庄子称之也。”（在《观世》篇）但可惜此书亡的过早，以至古书中称引的极为罕见：今伪《列子》诚或含有其一部，要是严格地把全书汰别一番，摘其无可疑之点而又有先秦“成一家之言”的风味的几段取出，或者对“虚”、“正”稍为得闻其详。但此是一极含危险性的事情，稍差便至失真。恕我在现在尚未能作此工作以前，不克对列子思想言其详了。据《吕氏春秋》在《不二》篇特称“子列子”，则可知列子徒属后学当不少。
但今则亡（无）可考矣！唯知有史疾一人。史疾当是私淑者，既云“治列子圉寇之言”，必非弟子了。至于伪《列子》所称列子弟子有百丰、尹生、严恢之徒，我们还以不信为是。
六
司马彪说：“列子，郑人。”（《初学记》一引《庄子》注）《高士传》亦如此说。自《吕氏春秋》称“列子居郑子阳之圃”看来，列子大概会是郑人。依前所考核，列子上迨壶子，下洎郑哀公：大约生当周景王元年即西历前五四四年。今略年表如次：（字旁作点者，是确知的，余皆是推测的。）
（注）子产大约生于五八五年，所以当鲁襄公八年（五六五年），郑侵蔡，子产不喜，子国怒曰：“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可见彼时子产也不过二十许，到五二二便卒，寿实不长。壶子大过子产二十岁，在子产死时也不过八十许，所以他有活到五一六的可能。
（原载北京《晨报》副刊1928年3月1日第2218号、3月2日第2219号、3月3日第2220号、3月5日第2222号。2009年由刘鄂培先生和杜运辉分别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发现，刘鄂培先生亲笔抄录，杜运辉打字整理，李存山先生审校。）
评冯著《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
这可以说是现在比较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通观此书，至少有四点是旁的中国哲学史所不及的。第一点便是谨严。这本书在鉴别史料上，在诠释讨论上都极其谨严审慎。其选料上的谨严，在厘定《墨经》等六篇的时代，《老子》一书的时代，讲孔子一以《论语》为据，辨《易传》是战国秦汉之际之书，证明《中庸》实成自时代不同的两部分上，即可概见。然这些还有许多是沿自别人的，在论释上的谨严，乃尤为本书的特色。如论惠施、公孙龙之辩，必先讨论了辩者的大体倾向，次考明惠施与庄子的关系，然后就庄子书中寻求惠施十事的解释；再察出公孙龙学说的根本义，然后就此根本义来诠论公孙龙的其他学说。再辨明当时辩者的两派，然后就此两派之根本义来诠释《天下》篇所载的二十一事：这是何等的“找到证据才说话”，何等的客观！论孟子浩然之气一段，说“‘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这又是何等的虚心，证据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不肯作超乎恰当程度的断语。论《墨经》一章，也极表现这种精神。第二点是深观。现在颇有许多人，不肯作勤勤葸讨就随便衡论，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就认为古人是在说胡话说呓语，又每每只看到了一点皮毛，就说古人真是浅薄得可笑；同时又有一班与此恰相反对的人，也是看不懂，就说古人真是深奥微妙，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其实都是没有懂而已。此书则不然，著者确曾下过一番深求穷讨的苦工夫，他实在领会古代思想之精旨，透察了诸子哲学之隐微，不诬古亦不附会，实见了古代哲学之“全”，而能用清楚明彻的话，如其实的描述出来。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书实已做到了。的确是会用同情的态度，把古哲学家的思想再思想一过，因得探其精髓，会其幽微。著者的力求不诬古的态度，在辨孟子骂杨墨的话在孟子的观点上非无理由，荀子讲性恶又说涂之人可为禹非自相矛盾上，尤足见之。第三点是条理系统。中国哲学，在文字上无条理，但正如冯先生所说，实有其实质上的系统，然而这种系统，非深观不能显然，但如不能显见其系统之层次及整个，则亦必不能了解一家学说之要髓。冯先生对于哲（学）家思想的条理系统的注意，可说已到了家。看他讲任何一家的学说，都不是一堆一片，而是一套一串。这点在讲墨子，孟子，老子，庄子，《墨经》，及《易传》诸章，尤其可见。第四点是不偏。冯先生对于各派都无偏倚。他讲儒家时就好像一个儒家在说话，他讲墨家，就好像一个墨家在说话，他讲道家，也就好像一个道家在那里说话，至于名法，亦莫不然，所以他讲儒墨名法道，都讲得圆满亲切。他更不会用近代西洋某派哲学的眼光来讲，他完全抛弃了一切观点，而用各家本来的观点来讲。这一点也最不易及。他在各章都不曾下评语，只老实的描述，乃更见客观。
著者说他自己不是个历史家，不过我们从书中的章次、标题等看，他确很有“史识”。而在讲古代哲学发达之原因一段，尤见正确的历史认识。不过对于考证，终嫌稍忽略，致使本书不算十分完备。此外，就全书看，还有两项重要的缺点，即第一对于当时学术的大势及学派源流交互影响，似乎缺少点充分的叙述；第二，似乎缺少一个“哲学史论”。（套历史哲学的名词来说，可以说“哲学史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分别布尔乔亚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就是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哲学上，不过讲得未免稍偏；至于用心理学、生理学上的知识，来分别哲学家的类型，也似乎是一种哲学史论，不过严格的说，那只是哲学论。“哲学史论”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未知当否。）古代哲学，似乎可再分为几期，如开创时期即孔子首出独唱之时期，儒墨并峙时期即墨家大盛之时期，再后则各学派纷争时期即惠施、慎到、孟子、庄子、公孙龙时期，最后是荀子韩非、《墨经》、《易传》的时期，可以说是实际趋向及缜密趋向的时期。可说前二期学者救世心切，后二期乃渐渐有纯学术的研究。期段分开，则时代观念可比较清楚些，不然但以人为纲，一个一个讲下去，所得到的印象总觉得孔、墨、惠、杨、孟、庄、荀其间的距离差不多；其实前百余年是疏的，孔子当时更只是他一个；后百余年是密的，差不多同一时期出了一大帮的学者，这种年代的观念，对于学哲学史的人似乎也不为不重要。而各学派间的交互影响，更似宜加详说。著者对于这一点也不是不曾注意，他论惠、庄、慎的关系，论荀子所受道、名、法诸家的影响，论法家与其余诸家的关系，都各有特殊贡献处，惜乎没有独辟一节作一个系统的源流说明，而如孟子也曾受杨、墨的影响，则又不曾提及。关于决定各派学说的特殊面目的社会因子以及各派的社会意义，似也应加以充分的讨论，不过这点为历来作哲学史的人们所忽视。冯先生对于这点也曾间偶论及，他论孔子的环境，论法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都有向这方面走的倾向，惜乎论得尚不充分。用唯物史观用阶级的观点来解释诸家学说，近来似乎颇有人向这方面努力，不过其结果则每每可笑。只有讲儒家、法家及许行一派的社会作用还稍中肯，讲墨家及道家，尤其是墨家，真只说了些可笑的话。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哲学素养太差，对于诸子学说本无了解，再则是太机械地应用唯物史观了。
假若把全书各章，就其精彩的程度，来比较一下，我们可以说《孟子》，《老子》，惠施、公孙，《墨经》诸章及大小戴《礼记》及《孝经》一章的前四节，最精，最可赞美；《庄子》、《墨子》、《荀子》三章次精，而以《孔子以前及同时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孔子》二章及大小戴《礼记》及《孝经》一章的后三节，最逊，比较难令人满意。全书虽说极其谨严，极为不偏，到底还有几个地方不大正确（见下），这大概是任何书任何名著所“必”不能免的。
在绪论中，冯先生讲中国哲学的弱点之所以，讲得极其中肯，这既足以为今后我国研究哲学者之借鉴，亦足以鼓励今后我国研究哲学者之勇气，中国哲学较诸西方诚有逊色，而非在能力上弱，实乃态度上的原因所致成。今后我们应如何摆脱目前的实用目的而从事纯智的探讨啊！冯先生说中国哲学无系统，是无形式上的系统，实有质上的系统，这又是何等的明观精言？许多人看不到中国哲学中的内容的系统，而说中国哲学漫无条理，真实只是他自己不明而已。
冯先生论中国哲学的历史是进步的，亦一创见。今人多谓秦火以后完全是一个堕落时代，种种方面停滞不进，其实只是知二五不知一十的话。中国中古以来许多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尤以艺术方面绘画、雕刻、文学、瓷器等，远非先秦所及；而如笔、纸、印刷等，也还不是后来才发明的？思想方面，也同样非无进展。不过只说中国哲学的历史是有进步的，也不无毛病。我以为中古以来，实以在思想方面的进步最逊，虽是进步，却非进步的进步，即是说不是直进的进步而是曲折的片面的进步，即有进有退，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只说中国思想自秦后无进步，或只说中国思想自秦后真有进步，都不对。在条理的明晰与推论的细察上，是有进步的，而在更重要的点上，如问题的真切及广多和伟大的明见（nst）上，则不惟不进，且有退步。（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是虚妄的，更无创发的天才。）
泛论上古哲学一章中，论古代哲学发达之原因，极为适当得要。又谓古代哲学之终结在汉之中叶，尤是一个极重要极确切的创见。以前人总以为暴秦一火，给中国文化史划了一道鸿沟。其实古代哲学的终结不是突骤的，乃是渐缓的，秦火以后，思想仍在发展着，并不曾停止，不过经这一次大创，力量已渐渐衰退下来，并且伟大的天才也不出见了，到董仲舒之学立，诸家学说乃不得不停止发展。但不止如冯先生所说，《易经》及《礼记》中有汉人著作，其实《庄子？外杂篇》中，也包含有西汉初人做的。（而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那许多子书，尤恐不见得都是战国之作。）
冯先生以孔子为中国哲学的开山祖，自是具有大的特识，而把“孔子以前及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提出讨论，尤见卓识。但可惜这一章的内容不大充实丰富。一则没有把诗人思想单提出来论列，二则对于当时的隐者之流不曾加以注意，三则对于当时的政治家及贵族学者的思想虽曾注意，却不曾作系统的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