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认肯这个“新统”，在今天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在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能否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它在21世纪中国能否继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生死存亡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呢？仅仅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结合点，今天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中生长出来的，毕竟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要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就要从这个“新统”出发，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出发。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积极参与这个“新统”的创造过程中，在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的创造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贡献融入到这个“新统”之中了，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之中了。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通过这个“新统”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传统接上了头，找到了自己在中国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途径。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新统”，冯契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我觉得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尤为富有启发性的。最后，我想给河北师范大学的领导提一个建议：我看到我们这个中心的发展规划中，有编《张申府全集》、《张岱年全集新编》的工作。根据武汉大学正在编《李达全集》的经验，建议把编《张申府全集》、《张岱年全集新编》这一工作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选题，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以进一步推动中心的工作，推进对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的研究。
论张申府与张岱年理论旨趣的差异
刘静芳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内容提要：张申府与张岱年虽同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在哲学上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其思想上的差异却不可不察。由于张申府把重心放在新哲学的启蒙上，而张岱年则注重新哲学的建构，所以二者在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及价值论研究上也相应地显出种种不同。
关键词：张申府；张岱年；新启蒙运动；哲学建构
同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张申府与张岱年在哲学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都赞同新唯物论的基本主张，同时也认为新唯物论有须扩展、发挥之处：张申府认为，新哲学一方面应展示崇高的理想，另一方面也应注重“实”与“解析”；张岱年也主张新哲学应是唯物、解析、理想的综合。张申府认为，哲学最可用的方法就是“体”（体验）、“辨”（解析）及唯物辩证法；而张岱年也认为哲学应以体验、解析、会通为其特有的方法。
学界对于张氏兄弟之同已有很多论说，但是，对于两者之异却鲜有论及者，本文希望在这个方面作些探索，以期深化我们对“解析法的新唯物论”这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倾向的认识。
笔者认为，张氏兄弟的主要区别在于，张岱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一种既提供高尚理想又脚踏实地的哲学的理论建构上，而张申府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对这种哲学的宣传、鼓吹及对民众的启蒙上。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当张岱年开始酝酿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候，张申府则与陈伯达、胡绳等发起、倡导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在反对蒙昧、蒙蔽、欺蒙、武断、独断、垄断、迷信、封建、盲从、奴化等的同时，提倡这样一些价值：1.理性与民主；2.科学的脾气，批判的态度，大客观的观点，实而活的立场，辩物与解析的方法；3.思想的自由与自主，民族的自觉与自信。
张氏兄弟对民众启蒙与体系建构的不同偏重，使得他们的哲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及价值论上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差别。试分述如下。
一、本体论上的差异
由于张申府的主要兴趣不是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进行民众启蒙，所以在本体论研究上，他的着力点不在于本体论概念本身的分疏，而是致力于阐发由基本的本体论主张延伸出来的态度、方法及这种态度、方法所认同的价值，这与张岱年是迥然不同的。
张岱年对“物”、“理”、“事”、“心”这些重要的本体论（本根论）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曾给予明确的界定，而张申府对些问题采取的基本上是种回避与搁置的态度。首先，张申府对什么是“物”，没有明确的界说。在《无谓之争）（1928年）一文中，张申府指出，人们对物各自有着不同的界定，如果大家各执一词，那么必然会陷入无谓之争。他认为，若说物是桌子、椅子、电子、质子，则逃脱不了不可知论；若说物是波，则要肯定物的“能”与“动”，这要么与常识相悖，要么与新派科学的观点相悖；若说物是遵从物理律者，那世间又有什么不是遵从物理律的呢？但在批驳了各种对“物”的界定后，张申府却没有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传统的逻辑或承袭传统的逻辑而来的现代算数逻辑与科学法，物的本身是知道不了的。就是物的对外作用，效应，影响，也不会知其全。”他看来，要解决什么是物的问题，除了逻辑解析，还必须要结合唯物辩证法才行。但具体应如何解决，不仅他自己没有答案，他甚至认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与张申府在“什么是物”这一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不同，张岱年不仅对“什么是物”作了明确说明，而且对张申府的上述种种质疑也给予了解答。他认为，物是事事相续而有一性贯通于其中而无间断的历程。“物有质能一相与粒波一相。质可转为能，能可转为质。粒可显为波，波可显为粒。此波粒一体之物不能无动。物之处在即其运动历程，而其运动有其规律。无物则无动，无动则无律。
无不动之物，无离物之动。无无律之动，无离动之律。”这就从正面回答了物与粒子、物与波、物与能、物与质、物与动、物与律的关系。其次，张申府对本体论的另一重要概念“理”也缺乏充分的讨论。与张岱年肯定“理”与“事”、“物”同为实有不同，张申府曾一度对“理”之“存在”持怀疑态度。在《所思》中，他质疑道：“澄心观理。但是世间果有理么？”即使后来肯定了“理”之“在”（在于个体间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张申府也很少谈及“理”。而在少数谈及理的文章中，《事、理或事实》、《关于“理”的讨论的片段》（1933年）算是比较正面地谈到了理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张申府从两个角度对“理”进行了说明。一方面，他认为戴震所说的“理”，可以作为“理”的一层意思。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样子”也可以看成是理的一层意思，这样的“理”，在张申府看来，既不是西方平常所谓规律，也不是平常所谓共相。它究竟是什么，张申府仍是语焉不详。与此不同的是，“理”，作为张岱年本体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得到了充分关注。在早年的《谭理》（1933年）一文及后来的《事理论》（1942年）中，张岱年对理的多重意义作了细致的分疏，肯定了理有形式、规律、秩序、所以、应当的准则等意谓，并且对各种意谓的理的关联及理与生、理与欲、理与力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虽然张申府对本体论的一些重要范畴未作深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本体论或元学主张。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有其元学，但对他而言，这种元学主要地不是服务于一个哲学体系，而是更多地指向他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特别强调的态度——大客观的态度，实而活的态度。张申府认为“‘实而活’就是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的精蕴”，唯物论必然要求“实”的态度，“实”的态度要求我们为人、做事、讲学要“说实话，作实事，讲实学。如实，切实，实际，实践，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认为，过实也未尝无弊，过实容易陷于死板，所以要实而活。“实”符合唯物论的要求，“活”则符合辩证法的要求。基于辩证唯物论的实而活的态度，是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不仅由辩证唯物论而来的实而活的态度是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价值之一，由辩证唯物论而来的大客观的态度及由这种态度所成就的理性与民主也是新启蒙运动所要大力提倡的。张申府认为，辩证唯物论的最根本之义在于认为有不依附于人的客观实在。但一般的将主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客观主义并不符合辩证唯物论，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客观主义是他所谓的大客观主义。“大客观之为说，原在‘跳出主客，主亦为客’。从客观出发，扩大客观的范围，把主观也容纳于其中。不以主观为观点，更不僭以主观当客观，但也不抹杀主观的地位。这便是所以叫作大客观。”客观主义与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主而没有这种大客观的态度，一定圆满不了。不论抹杀客观或抹杀主观，或隔离而二之，都不能得到真理。同样，不论抹杀别人或抹杀自己，或隔离二之，也都不能实现民主。”张申府认为，大客观的态度是兼及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人的态度，这种容人的态度，是民主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也是理性的要求。没有这种态度，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与民主就失去了根基。
尽管张申府竭力使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与一些基本的本体论主张相契合，但由于缺乏对本体论概念的分疏，他所倡导的一些价值一方面缺乏本体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其内涵也不甚清晰。例如，在新启蒙运动所包含的众多价值目标中，张申府最为强调的是理性。但与许多专业哲学家承认理性有本体论根据不同，张申府切断了理性与本体论的关系。“理性既不是什么宇宙的本原或力量，也不是什么人身生来就有的能力，像中国历来所谓良知。”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如果缺少了本体论的支撑，理性的内涵就容易含混，理性与其他价值的关系就容易缠夹不清。在张申府那里，这两点都有所表现。首先，张申府所谓的理性的内涵不是很清晰。他认为理性是对人、论事、讲学的一种好习惯。而对这种好习惯的概括，有时是五条，有时是四条，有时是三条。相比之下，张岱年所谓的理性因有本体论的根据，其本身的内涵则比较清晰。张岱年把哲学上的“理”区分为自然之理与当然之理（道德的准则）。对应着理的双重意义，理性即是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或认识道德准则的能力。其次，因缺乏本体论的支撑，张申府所倡导的理性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其他价值目标有时难免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例如在理性与狂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理性是与狂热相对的，但随着抗战的展开，仅仅强调理性似乎与现实的救亡运动并不十分契合，于是张申府就说：“我最近很觉着，中国除了需要理性，也是需要狂热的。中国本有充实之为美的标准，但要实现这个美的标准，不能不求之于狂热中。切实、沉着，与无恐，应该就是理性与狂热结合的结晶。一般启蒙运动本就是理性运动，但是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则应该兼是理性与狂热的合一运动。”究竟理性与狂热应该如何结合，怎样才能使其各自不失分寸，张申府并没给出确定的答案。除此之外，在谈到理与力的关系时，张申府曾提出“尚理而不尚力”的主张；在谈到理与欲的关系时，张申府也曾说过：“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在这些矛盾问题的解决上，比起张申府，张岱年由于有本体论概念的分疏作为立论的基础，所以其观点与主张就显得更加合理。
不难看出，张氏兄弟在本体论研究上的分别与他们在建构体系和民众启蒙的宗旨上的不同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宗旨的不同所造成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本体论研究上，还体现在方法论与认识论研究上。
二、方法论、认识论上的差异
张氏兄弟都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但张岱年的方法论指向的是哲学体系的建构，而张申府所谓的方法更多地是指向民众启蒙。有学者认为，张氏兄弟的区别在于张申府着重于新方法论的思考，而张岱年则潜心于新的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张岱年关注本体论建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方法论。“天人五论”的第一篇——《哲学思维论》——重点讨论的就是哲学方法论问题。张岱年认为，“一派哲学的方法，足以决定一派哲学系统的内容”。与张申府“要有新哲学，也就非先有种新方法不可”的主张若合符竹。应该说，在重视方法论这一点上，张氏兄弟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岱年所强调的方法主要是作为学术方法或哲学方法的方法，而张申府所谓的哲学方法的最后落脚点则是宣传与启蒙。
虽然张岱年早年也曾讨论过辩证法作为一种生活方法的意义，但在其思想的成熟期，他更关注方法在学术或哲学层面上的意义。《哲学思维论》所论及的方法包括一般学术方法与哲学所特有的方法，而没有涉及生活方法。在一般学术方法中，张岱年讨论了形式逻辑方法、归纳法与辩证法；在哲学所特有的方法中，他讨论了体验、解析、会通三种方法。而无论哪种方法，都在学术思想的范围之内。相比之下，张申府所谓的哲学方法，相对于哲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民众启蒙上。在《战时哲学的必要》（1938年）一文中，张申府谈到了“体”（在实践中察验事物之为如何）、“辨”（解析）与唯物辩证法三种哲学方法。就新启蒙运动而言，“体”与“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最后落实为科学的脾气及实而活的立场上。至于解析之被列为方法之一，主要地也不是由于它在哲学体系建构中的作用，而是因为其对于政治社会人事及民众启蒙有重要意义。在发表于1945年的《逻辑与政治》一文中，张申府对逻辑解析的这方面的作用作了概括。他指出：“逻辑加于政治，才得活用。政治加上逻辑，乃脱死途。”
考虑到解析法的社会作用，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与民主的实现，不仅离不开辩证，而且也离不开解析。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民主之重分别、讲宽容、容许异见，注意作面面观、平等观等，也都与辩证和解析有相通之处。
建构体系与民众启蒙的宗旨之不同，不仅使张氏兄弟在方法论上表现出上述不同，而且在认识论上也有所表现。由于张申府对民众启蒙的兴趣大于哲学体系的建构，所以在知识论上，他并未像张岱年那样关注知识的来源要素以及知识的性质等问题，其所关心的更多的是与启蒙有关的认识论问题，如知行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