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
因此，启蒙运动，也可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如前所说，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理性的第一要点是说话做事有根有据。而所谓有根有据，第一在事实，第一在逻辑。
但在今日，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之下，最要做到两桩事。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就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这就是今日作新启蒙运动者具体的所最宜努力的。但要达到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必须发挥出民族的理与力。
在这个运动中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其一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其二是“中国化”。这些文化观念背后是“辩证综合”的文化观。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和五四运动时期在文化观上的片面性，因此强调要进行新的启蒙。他说：
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但在内容上，今日的启蒙运动与从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
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己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至于科学与民主，本都是客观的东西，而那时的文人滥调却把它人格化起来，称什么先生，真无当于道理。
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步。
在写于1948年11月1日的《中国与西洋》一文中说：“中国学人，今日对于文化，至少负有三桩不可旁贷的任务。既须，一、本着最新进步的观点彻底检讨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理想，阐发自己从来未经发扬的真传统；也要，二、对于西洋古今文化成就，更作深切的了解，系统的介绍，同时也切实明了其所有的限度。但是当前，最进一步，最要紧的还在，三、根据整个世界文化的再检讨，适应今日的需要与可能，求得一个世界文化的新综合，而实践地努力圆满实现之，既使西洋近代文化有了出路，也使中国旧来失传的文化获得新生，重作自己应作的更进一步的独立贡献。”
新启蒙运动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对于当时出现的尊孔和复古观念的回应，而提出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启蒙，“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但是新启蒙已经不是陈独秀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对文化传统有了一些同情，“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而作为参加过五四启蒙运动的张申府则明确提出要矫正当时的偏激立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摆脱了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艾思奇说：“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所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在文化立场上，依据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辩证的方法，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就是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
毛泽东的文化观一方面也接受了时间性的文化逻辑，认为当时的文化主要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立场上。而对于什么样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依据呢？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科学和大众的三个标准。
较之当时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或官方儒家的保守立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反对帝国主义和成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诉求，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隐晦的民主意识。
张申府这种灵感式的思想，感染了许多人，最主要的被感染者就是张岱年先生，我认为，虽然张岱年先生的很多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深受张申府的影响，张岱年先生甚至将张申府比做30年代思想的灯塔。张岱年先生不但在方法上继承了解析的唯物论，而且其倾心甚多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也与张申府文化观多有互相发明之处。
（原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5期）
关于张申府、张岱年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问题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系）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成立。这个中心的设立，对于进一步推进张申府、张岱年思想研究，乃至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这里，首先对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于我们这个中心的未来的工作，方克立老师刚才已经作了很全面、很细致、很深刻的规划。我对此表示非常赞同。我想，如果我们这个中心将来能够按照方老师的规划，进一步认真地、踏实地、持久地开展研究工作，那么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我对我们这个中心的前景寄予厚望。
在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结合我们这次召开的“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谈两个与张氏兄弟研究、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在20世纪30—40年代，作为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宝贵的、重要的贡献。我给研讨会提供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是《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形态问题》，这篇文章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各自的个性化探讨来加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我觉得有几个结合形态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如毛泽东对湖湘学风的继承和发展，吕振羽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侯外庐对早期启蒙思潮的结合点的确立，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三结合”的新哲学的建构，这些可以说是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有代表性的形态。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发展格局，套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一本而万殊”的合理开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多彩的色调和多样的形式，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力和理论魅力。
在回顾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问题，也就是谁来承担、来实现、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问题。从刚才所说的这些形态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领袖——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值得肯定、值得研究的。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写了多篇文章，阐释毛泽东的思想探索与哲学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许多并不是党的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推进这一运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李达、艾思奇、吕振羽、侯外庐、张氏兄弟、冯契等。由于他们是学者，是专业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往往在学术上更有其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也同样值得肯定、值得研究。
但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我们往往更强调、更重视、更凸显政治领袖的作用。政治领袖作为我们党的领导者、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他们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包括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都是不可低估的。但是，我们却又往往因此而忽视了那些非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那些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作用，忽视了他们的思想贡献、理论创造、哲学探索。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一个亟须改进之处。在今天看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在重视、强调政治领袖人物的作用与贡献的时候，也要重视非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作用与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研讨会，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包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研究，除了重视领袖的作用与贡献，也要重视这些非领袖的学者们的作用与贡献。没有这些学者的作用与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不可能持续到今天，也不可能在今后的21世纪90年中继续地发展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对儒家哲学加以了积极的认肯、汲取，这是他们思想创造的一个特点。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肯、汲取，则是有着鲜明目标的，这就是要探求一种能够体现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去守望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有学者专门把张岱年先生称为“传统的守望者”，我想张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他是不会愿意戴上这样的帽子的。在文化传承问题上，他不是一个守望者，而是一个创新者。他所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同时，他更不是要复兴儒学、变成儒者。这一点是我们在讲张氏兄弟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肯、汲取的时候，尤其需要认真把握的。
张申府、张岱年兄弟认肯、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目标，可以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持有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岱年先生仍然坚守这一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近20年，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重新兴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学术界许多学者被这一思潮所吸引，进至认同这一思潮，但张岱年先生却始终不为所动。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岱年学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先生的这种态度。他坚定地表示：“我一生信持辩证唯物主义”（该书第138页），认为对此可以用“一以贯之”四个字来概括。可以说，“信持辩证唯物主义”是张先生思想与学问的一以贯之之道。他还表示：“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其中包括儒学中的精湛思想，但从整体说来，不可能复兴儒学。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该书第151页）他还说：“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应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该书第153页）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要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这个“新统”和中国文化的旧传统是有区别的，是中国文化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从西方吸收进来的其他各种好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我们先人在过去历史上所创造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东西。对于“新统”问题，冯契先生有过更多的论述。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是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还有一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正是这个近代传统深刻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哲学开展，不应该回复到19世纪之前的那个古代传统，而应当接续近代传统而继往开来。这些先生们的“新统”思想，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尤其应该注重、尤其应该发扬、尤其应该阐释的地方。我自己这些年来就是接着这个思路讲下去，主张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古今之变，有一个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问题，在古代传统之后又形成了现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