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吟诸葛亮《蜀相》一诗，一千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诗的最后两句并非仅指诸葛亮一人而言。一千多年来，凡是志士仁人壮志未酬而撒手人寰之时，我们都会想起这两句诗来，为之扼腕，为之长叹息，为之同声一哭。此诗也就长时期地感染读者，激动人心。
成都武侯祠大门里有一副对联，曰：“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既概括了诸葛亮一生事业，也概括了他和刘备之间的亲密关系。对联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在隆中晤对，诸葛亮畅论天下大事，颇有先见之明。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阿斗，两上出师表，北伐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切都是为了酬答刘备的“三顾”的情谊。即所谓“两表酬三顾”是也。对于“三顾茅庐”一事，千秋传为美谈。但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与刘备之间还有一次美谈，那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为了把这一次不大为人所知的美谈扼要地告诉读者，需要对这两位主角的经历作一番必要的介绍。
刘备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刘备是皇帝的本家，汉景帝（刘启）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但是“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时间太久了，历代的祖先已经难以查考），他在生活上已经下降为靠劳动谋生的平民，以贩履织席为业。后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也想建功立业，奋起投军，可是奔走了十余年，一直无法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只能依附大大小小的军阀，自己难以立足。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一是客观原因。在当时的群雄中，他是最缺少政治资本的一雄。投军时，他既无官职，又无地盘，要兵没兵，要钱没钱，不仅比不了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袁绍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就连割据一方的小军阀也比不上。他虽然争到了一个豫州牧的虚名，地盘却掌握在曹操手中，他连边也挨不上，所以奔走多年，自恨无家可归。他与诸葛亮见面之时，还是寄人（荆州牧刘表）篱下，自己并无寸土。
二是主观原因。他虽是帝室之胄，可是家境贫寒，小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在文才武略各方面都没有打好基础。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在性格上不免有一种草莽英雄的气息，既讲义气，也闹意气，也就是原则性不强。因此，他被不少史家称为“枭雄”。
他也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够，却又不肯服输，总想做出一番大事业，于是在多年的奋斗之中，锻炼出了一套作秀的本领，常常不失时机地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动辄痛哭流涕，观者无不动容。因此后人评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他又善于拉关系，态度恳切，说话动听，总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他打着帝室之胄的金字招牌，争取和汉献帝见了一面，立刻拉上关系，博得了“刘皇叔”的头衔，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见这位刘皇叔还是颇有一点儿政治手腕的。
诸葛亮这个天下奇才是如何产生的
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做“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天南地北，人人皆知。这条谚语，至少有两层含意，一是人多好想办法，二是聪明人莫过于诸葛亮。诸葛亮一个人至少可抵三个普通人，可见他的智商特高，不同凡响。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就是说：他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无官无职无头衔（布衣），只是个普通农民（躬耕，即自己去耕种）。他17岁时随叔父诸葛玄从山东老家避乱来湖北襄阳的农村，说“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可以的。但是下一句“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有点忸忸怩怩，不大诚恳了。他如果真的“不求闻达”，抱膝长吟，自比管、乐干什么！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力求闻达，为世所用，能够建功立业，并没有什么不好，他的所谓“不求闻达”，不过是自命清高，表示不屑于与人争名夺利而已。
诸葛亮17岁到达襄阳隆中这块地方。到27岁出山辅佐刘备，首尾十一年都待在乡下。可他一出山就能建功立业，第二年联孙破曹，取得赤壁之战的大胜利，从此奠下了天下三分的格局。六年之后，刘备与诸葛亮入据益州，又过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天下大势的发展，与诸葛亮在隆中时所设想的蓝图正相吻合。一个躬耕于田亩的青年农民，一出山就能做出这么大的事业，岂不是天下奇才！这个天下奇才是如何产生的？原来，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琊的书香人家，因为父亲早故，随叔父诸葛玄寄居荆州（湖北襄阳）。他们在襄阳的关系网非比一般，现在略作说明。襄阳有位德高望重的大名士庞德公，是诸葛亮的姻亲，诸葛亮的姐姐嫁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德公很器重诸葛亮，常加指教。诸葛亮“每至其家，独拜床下。”襄阳的另一位大名士黄承彦看中诸葛亮是个人才，主动招他为女婿。黄小姐有才无貌，诸葛亮重才轻貌，迎娶了黄小姐，受到时人的推重。当时的襄阳是荆州牧刘表（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驻地，诸葛亮的岳母和刘表的后妻是亲姊妹，因此，诸葛亮与当地的各级地方官员及许多名士都有交往，受到照顾。他们在荆州虽是寄居，却有安居的条件。
诸葛亮既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到襄阳后，又受到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师的教诲，学问的根基自然不错。当时在襄阳避乱的还有一批青年才俊，如庞统（庞德公之侄）、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等人，他们经常聚会，除了切磋学问之外，更重要的是交流信息，探讨天下大势。这既是一个文化沙龙，又是一个了解时事的俱乐部。在这种环境中，诸葛亮的学问、见识不断得到提高，表面上是当农民，实际上在读研究院。
读者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后，才会相信诸葛亮这位天下奇才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三顾茅庐”的说法从何而来？
“三顾茅庐”的说法最初出于诸葛亮自撰的《前出师表》，他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指刘备）不以臣卑鄙（地位卑下，居于边远之地），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茅庐出于此处），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从公元207年出山到227年上《前出师表》，正好二十一年）。
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和诸葛亮作了一席精彩的对话，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或者叫做草庐对）。对于刘备的咨询，诸葛亮是这样回答的：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席话，绝不是一般的夸夸其谈，而是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也就是可以逐步实现的。后来，陈寿撰写《三国志》一书，就是根据《前出师表》的内容，作出了如下的记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到了《三国演义》中间，《三国志》中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凡三往，乃见”这五个字，居然铺张成了上万字的小说。从“徐庶走马荐诸葛”写起，经过刘备三访隆中，把诸葛亮请出山为止，写得波澜起伏，许多情节十分感人。在刘备坚请之下，诸葛亮还是不肯出山，刘备居然说出“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您不肯出山来管天下大事，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怎么办哪！）这样的话，而且“言罢泪沾袍袖”。刘备的态度如此诚恳，不仅诸葛亮被感动了，恐怕所有《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感动。这一段文字，就小说而言可以称为精品；如果要靠它探讨史事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因为这都是“小说家言”， 是作者编造出来的。总之，历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出师表》上知道了“三顾茅庐”一事；一般老百姓是从说书、演戏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知道了“三顾茅庐”一事，“三顾”之事，千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
另一美谈是怎么来的？
请读者看一看与诸葛亮同时代的一位大史学家鱼豢所撰的《魏略》一书中的记载：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原来并不相识），又以其年少（当年刘备已经47岁，诸葛亮才27岁），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欤！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指镇南将军荆州牧刘表）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邪？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非无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
这一记载不仅说明了当时是诸葛亮去见刘备，而且把见面的经过描绘得十分生动。诸葛亮当时还很年轻，刘备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对他并不在意；幸亏他自己见机行事，对刘备用上了激将法，才能争取刘备另眼相看，以上宾之礼待之。如果当时他脸皮太薄，不好意思多说，和众宾客同时离开，也就不会出现后面的许多故事了。还有，刘备幼年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所以养成了一种闲不住，手里总爱编织一点东西的习惯。诸葛亮去见他的时候，他手里还在“结毦”，诸葛亮就借此找到了话题，谈到了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上来。除了《魏略》之外，当时还有一部史书名为《九州春秋》的，也记载了诸葛亮去谒见了刘备的事，内容大致相同。
人们常把大家乐于称道的好事情称为美谈，或者佳话。当时东汉并不太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有志之士都希望起来做一番大事业，能使天下太平，救国救民。刘备“三顾茅庐”，是邀请人才（诸葛亮）出山，共谋大事，所以被后世传为美谈，称为佳话。各位读者看了上面《魏略》中记载的一段话，说是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已经先到樊城去找了他，为什么去找他，也是为了共谋大事，自告奋勇，去提建议，这当然也是好事，也可以称为美谈或者佳话。
事情的发展，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当时曹军即将南下，战火不久就要烧到荆州来了，荆州牧刘表不是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很着急，想说动刘备共谋大事，共抗曹军，于是跑去谒见刘备，提出建议。双方原来不熟（非旧），经过一次长谈，有了了解（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从此开始交往。以后徐庶走马荐诸葛，这是当时隐居于荆州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有计划的互相推荐，为刘备所接受，刘备于是“三顾茅庐”，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说的一席话在他出山之后一一实现，如果能按诸葛亮的计划一步步地走下去，他们的大事业就可能成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么，汉王朝就将不是两汉：西汉、东汉，而是三汉：西汉（刘邦）、东汉（刘秀）与蜀汉（刘备）。
遗憾的是，他们的大事业没有成功。他们终于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而是自己人的行动乱了套。由诸葛亮制订而被刘备全盘接受的建国大计，是在蜀汉建国后内修政理，外联孙抗曹，以后待天下有变，荆州、益州两路出师，才能互相支援，取得胜利，还于故都，兴复汉室。刘备在关羽死后不听劝阻，下令三军挂孝伐吴，最后自己又被东吴的陆逊击败，把三峡以下的荆州地盘一起丢光，从此失掉了两路北伐的条件，不管以后诸葛亮、姜维如何努力，最后还是难免失败。蜀汉建国大业的失败，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所以令人特别惋惜，是因为按诸葛亮的蓝图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百姓安居、礼乐皆兴的国家，不会像一些野心家、阴谋家那样，一旦得了天下立即推行暴政。相对而言，由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掌管国家大事，老百姓的日子总要好过得多。
刘备在“三顾茅庐”之时，是为了做一番大事业而求贤若渴，这当然是美谈，是佳话，值得称赞。但他做了皇帝（蜀汉偏安一隅的小皇帝）之后，在下令三军挂孝伐吴一事上，就大闹意气，不听人劝，一意孤行，这就绝对是做错了。由于他这一错，既断送了建国大业，又愧悔交集，一病不起，送了自己的一条命。这也可以说是皇帝制度的不近情理（一个人说了算数），因此害了皇帝（刘备）自己。
《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惹出了麻烦
《魏略》这本书因为没有受到晋王朝的重视，没有取得正式史书的地位，所以一直不大为人所知。因此，《魏略》中的那篇文章——记载诸葛亮先去拜望刘备的那一篇——很多人都不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肯定也不知道，他为了把小说写得精彩动人，就大肆铺张，编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情节，这一编造，就给后人惹出了不少麻烦。本来是诸葛亮先去拜望刘备，两人由此相识，后来刘备又接受徐庶等人的推荐，再去邀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这个经过合情合理，罗贯中为了表现刘备的诚恳，不仅写刘备去过草庐三次，而且说三次都是三人（刘关张）同去（以示慎重）。而且误把在路上遇到的黄承彦（诸葛亮的岳父）认做诸葛亮。这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两位主角原来并不相识。这样，本来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发生了误会之后，就变成了互相矛盾的两种不同的记载。（《三国志》是说刘备先去见诸葛亮，《魏略》是说诸葛亮先去见刘备）长期纠缠不清，使人糊里糊涂。
话说到这里，就需要了解一下《三国志》成书的经过。此书的著者陈寿，四川南充人，原在蜀汉做官，入晋后为著作郎。晋灭吴后，他搜集三国时代各种公私史书，编纂而成《三国志》。当时魏国的史书有鱼豢的《魏略》与王沈的《魏书》，吴国的史书有韦昭的《吴书》，可供编纂《魏志》、《吴志》作为参考；只有蜀汉无史书，陈寿根据他自己所搜集的史料编纂成为《三国志》中的《蜀志》。在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时候，陈寿才两岁。所以对刘备、诸葛亮等人的事迹，他并非亲见亲闻，只能从史料上进行了解。
虽然鱼豢的《魏略》没有列入“正史”，《三国志》一书从唐代起就被列入“正史”，但从史料价值而言，《魏略》显然高于《三国志》。而且《三国志》是历代史书中唯一的一部体例不完备的史书，只有纪传，缺少志、表，而且文字过于简略，于史实多所疏漏。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以补缺失。《三国志》全文不过30多万字，“裴注”也有30多万字，两者字数差不多（《三国志》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读《三国志》，必须同时读“裴注”，注文的重要性不仅不在原书之下，有些地方比原书更为重要。《魏略》的作者鱼豢是魏国著名的史学家。现代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教授曾经对他做过一个精简扼要的评价——“孔明去樊城见刘备的故事，是与孔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鱼豢在他的名著《魏略》上记载的。鱼豢也是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对古罗马帝国（大秦）做忠实报导之人，史实是出奇的准确，所以他不是一位胡乱下笔之人。”（唐德刚《白崇禧秘史》一文中语）。
自己在研究中走过一段弯路
在研究“三顾茅庐”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走过了一段弯路。我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对《三国志》与《魏略》两书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比较的结果，是《魏略》一书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比《三国志》更为可靠。《三国志》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于史实多所疏漏”。只看《三国志》，不看“裴注”，固然使人觉得一片茫然，找不到头绪；就是和“裴注”同读，有时候也理不清线索，不敢轻易相信。在那一段时间，我写过不少与人争论的文章。由于对《三国志》的记载缺少信心，我甚至于不敢引用《三国志》中的语句作为根据。由于坚决相信《魏略》的记载不错，我甚至对“三顾茅庐”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曾经以“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为题写过论文，把这么大的一个史学难题长期挂在那里解决不了。
这个疙瘩最后是怎么解开的？我还是从陈寿治学的态度上来考虑问题。我觉得陈寿的处境虽然不好，但他为人比较正直，治学也还比较严谨，不会轻易说假话。面对有关魏国的一些学术成果，例如《魏略》、《九州春秋》等记载，他本应该加以重视，为什么一字不提，似乎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显然不很正常。后来通过一些同类的问题逐渐发现了两种情况。
第一，晋王朝是直接从魏王朝手里夺取政权的。他们对汉王朝的一些事物并不反感，例如司马昭对刘禅的“乐不思蜀”一笑置之。但是他们对宣扬魏国政绩的事物都不愿提及。对于史书，宁肯承认残缺不全的《三国志》，而不承认比较详尽的《魏略》。从唐代开始，某些史书被推为正史，某些史书不受重视，晋王朝的推荐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西晋统一天下以后，魏、蜀汉、吴三国的官员其实都是前朝“留用人员”，能否得到信任，都很难说。像写《陈情表》的李密和陈寿等人都有“少事伪朝”（年青时在蜀汉做过官）的身份，言行必须谨慎，以免招祸。所以陈寿对一些魏国史书尽量不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史书能否写好还在其次，首先需要避祸。
公元220年以前是东汉时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是个乱世。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221年，刘备建立蜀国，229年，孙权建立吴国。也就是说，从220年开始，中国进入三国时期，到280年为止，司马氏称帝的西晋先后灭掉了蜀汉、魏国和吴国，统一了中国。从220年到280年，这60年中三国并立，互相攻战不已，还是个乱世。三国虽是乱世，但是有个特点，就是人才辈出，许许多多的三国故事，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产生的。西晋统一全国，进入了承平时期，照理说，战争应该少些，老百姓的日子应该好过一点。事实上不然，西晋一代，从头到尾一共只不过37年，其中的“八王之乱”就打了近20年，所谓“八王”，就是八个司马家的王。司马昭的大儿子司马炎登上帝位之后，认为曹家没有实行封建，没有对曹氏宗室封王，所以魏国的帝位很快就被司马家抢夺了。因此在公元265年一口气就封了27个王，遍布全国各要地，既有兵权，又有人权与财权，让诸王护卫王室，以为能够永久保持晋室天下。他不知道一人专制的皇帝宝座，永远是野心家争夺的目标。大封诸王的结果，是使得手握大权的司马氏各王之间的自相残杀时间来得更快，规模来得更大，每一次大内战，都会动员数万人至数十万人，一次死伤在十万人以上的战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诸王为了战胜，常常用重利引诱边境上的游牧民族前来帮忙，把他们也拉进这种“皇帝争夺战”中间来，造成了“五胡乱华”，使得广大的中原地区发展为“五胡十六国”的局面，打得千里不见人烟。老百姓的生活比三国时期更为痛苦。
西晋这个短命王朝的大乱只不过才开了一个头，此后还要大乱三百年，中国从此分裂为南北朝，北朝既要改朝换代，南朝也要改朝换代，南北朝之间还要互相攻战不已。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的老百姓不能不回忆起那短暂的三国时代，尤其是那些曾经生活在蜀汉诸葛丞相治理下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父老相传，他们永远记得刘先主的“三顾茅庐”，他们永远记得轰轰烈烈的赤壁鏖兵，虽然有过关云长的大意失荆州，有过刘先主的火烧连营七百里，但是大家永远敬佩诸葛亮的两上出师表，一直扶持刘后主；永远敬佩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都的武侯祠千秋万代，永在人心。与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史事比较起来，蜀汉的君臣情谊深厚永不失为最值得称赞的第一件。正是：
三顾茅庐见真情，
流传千古自有因，
诸葛两上出师表，
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