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党员’二字雨农真的不在乎，更何况‘中央委员’。我坚决请求做您的无名学生，中央委员的高位就留给为党国出生入死、忠心效劳的老大哥们吧！”戴笠装出一副极其诚恳的面孔，讨得蒋介石最深沉的信任。
中统、军统在国民党内部的水火之势，暂以军统占尽上风。
中统徐恩曾最终还是被他的小妻小妾葬送在死胡同里。
前额宽阔、面孔白皙、架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西服革履的徐恩曾，外表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却也是情场老手，整天寻花问柳，三妻四妾。
二房王素卿，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身为中央组织部干部，也是成天施粉弄黛，但终被生性好色、喜新厌旧的徐恩曾所抛弃，又搂上了年轻貌美的费侠小姐。
二房王素卿被徐踢开之后，也不是一盏省油之灯。利用徐恩曾喽罗的关系囤积居奇，走私贩毒，放取高利贷，坏事做尽。
可徐恩曾看在眼里，也没有万全之策，只能忍气吞声，由于抛弃二房而尚存的一点歉疚使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素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越干越大胆。终究引火烧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徐恩曾在劫难逃。
1944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名义，私自开设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用该汽车公司的运输车，再加上到处借用徐恩曾名义，打着徐恩曾的旗号，收购贩运中西药材、丝绸物品，甚至粮食布匹等一些战争急需物品，倒买倒卖，投机钻营，大发战争横财。她又不像戴笠那样，有名有实，没收吞并，因为沿途哨卡全是军统特务，所以只能拉拢关系借用名义小打小闹。
但是，一味想置中统于死地的戴笠岂能放过这一弹劾的机会，立即通知星罗棋布的特务人员，收罗有关王素卿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切活动。
孙悟空一旦进了如来佛的掌心，爬的再高也还是五指山。王素卿的一切活动都尽人戴笠账簿，只待罪上加罪足以致死地时，戴笠便名正言顺报告蒋介石。
“校长，有人运用职务之便，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市场，胡作非为，置党国声誉和事业于不顾，中饱私囊。”
“是谁竟敢挪用战略物资？”蒋介石如丧家之犬，现在形势已呈四面楚歌之势竟还有人从内部做手脚。
“请委员长过目。”戴笠恭敬地呈上徐恩曾名义下所犯罪行的活动清单，眼露杀机。嘴角掠过一抹不易被人觉察的得意。
“免去徐恩曾中统局副局长职务，以及本兼各职，从此永不录用。”并戏剧性地交给徐恩曾的表亲、中统幕后头脑人物陈立夫执行。陈立夫看着手中的圣旨，心酸忍泪，苦心经营的中统局就这样被戴笠一步步搞垮了。
1945年2月，蒋介石免去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纸手令发出，中统局上下一片恐慌，谁都没有想到，在蒋家王朝的功劳簿上有着一席地位的徐恩曾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有的则不知所措，嚎啕大哭。
一个统治了中统15年，“功绩赫赫”的特务头子，为什么在中统“最辉煌”的时候被突然免职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表弟。中等个，方脸，戴近视眼镜，外表斯文，不爱多说话。2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自费留学美国。1927—1928年任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办公室主任。1928年秋，该校改组成为中央军校第六期通讯兵科，徐即离去，由陈立夫介绍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
任职期间，他有几件事是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颇有办法，建立了各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与此同时，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竭力与调查科前任科主任吴大钧接近，并时常提些建议，表现出对调查科工作的关心。
1929年12月，当时的科主任叶秀峰去杭州休假，陈立夫便派徐恩曾以总务科主任身份兼代调查科主任职。在这期间，徐恩曾曾派人去杭州探望叶秀峰，并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后得知叶秀峰另有他就，不再回调查科，徐便放手大干起来。1930年春，徐正式任调查科主任职，以后一直直接领导中统，至1945年2月被免职止。
徐恩曾之被免职，并非偶然。
1941年春，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次长。蒋介石曾召见他，明确告诉他，中央的安排是要求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反共活动。
徐恩曾并没有完全理解蒋介石的意图，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如何结交钻营，如何当部长上面去了。他调回了亲信顾建中为他控制中统，自己则多方活动，尤其和吴铁城的关系日趋密切，曾协助吴铁城针对当时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势，写成“稳定物价紧急措施”和“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冀图取得蒋介石的重视，不意却遭到政学系吴鼎昌反对，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务正业”，同时也为二陈所弃，认为徐恩曾的举动是离心的表现，有步朱家骅、张厉生后尘之虞（朱、张原属CC系，其后朱投靠了戴季陶，张得到了陈诚的信任，先后当上部长，自立门户，与二陈貌合神离），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不再为他说话。
与此同时，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与副局长部紫峻联合向蒋介石告了徐恩曾的状，说徐恩曾领导无方，中统内部纪律松弛等。
1943年中统重庆区特务闯进经济部捕人，为翁文灏部长告发，蒋介石非常恼火，认为中统行动粗鲁，不讲究策略，影响了国民党的威信，下令中统今后“不得捕人”，并要求徐恩曾对肇事者撤职查办。这是徐恩曾第一次被蒋介石面斥。
1944年的一次“甲种汇报”中，蒋介石询问河北、山东敌后解放区的情况，徐恩曾由于事前没有准备，说不出所以然来，反之，戴笠却说出了一大套。蒋介石认为徐恩曾不务正业。
《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是蒋介石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对《新华日报》的监视、封锁、破坏一直是中统的主要任务。尽管中统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大加破坏，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新华日报》不仅在重庆发行市面广，而且送到成都、贵阳等地的时间也较《中央日报》为早。以上诸件事使中统的地位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徐恩曾也失去了蒋的宠爱。蒋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即是一例证。
徐恩曾在受到蒋介石多次面斥后，竭力想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中统内部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要求所有人员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同时还增加了办公时间，原来的8小时改为上午6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共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最初几天，徐本人也准时上下班，并经常在上班后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局长办公室处理文件。但积重难返，这种做法为时不长就又自然地回到了过去的状态。
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是交给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去执行的。陈立夫当即提议由叶秀峰继任，吴铁城鉴于当时的情况，也只好同意。
1945年2月1日上午9时左右，在重庆川东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召开了局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徐恩曾首先介绍叶秀峰与大家见面，然后说了一番话，当说到“与大家共事多年，肝胆相照，甘苦共尝……不忍离别”之时，徐动了感情，会场上不少人泣不成声。
徐恩曾感到再如此下去恐难收场，于是话头一转，提高声音说道：“今天是我们大家大喜的日子，有了秀峰先生的英明领导，今后本局前途无量。”接着叶秀峰简单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仪式便告结束，徐恩曾乘车离去。
同年3—4月间，徐恩曾接受吴铁城的派遣，以中执委的身份去贵阳视察，并出席贵州省党部“纪念周”，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得知后，不仅批评了吴铁城，还下令吴铁城召回徐恩曾，并说：“今后不许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动。”
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党的总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届中委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届中执委都列入六届候选人名单，惟徐恩曾不在其列，这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后，徐恩曾足不出户一月有余。有一次，部下孟真去他家闲坐，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周、来二人都曾出过死力支持武则天执政，当时声势赫赫，名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他们也都得到武氏的多次赏赐。但是最后的结果，来俊臣奉武氏之命杀了周兴，来本人也为武氏杀了。武氏最后之所以要杀周、来，是因为他俩知道她的隐私太多了。徐恩曾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同时又很庆幸自己只是被免职，而未送命。
1946年初，徐恩曾举家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原是敌伪产业，是中统“劫收”而来送给徐恩曾居住的。徐恩曾回上海后，首先便在黄浦滩边麦加利银行租下一间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接着又利用一批日本籍潜水员，组织了“中国打捞公司”，从此，他弃政经商，大发横财，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徐恩曾是不甘寂寞的，他虽被免去“本兼各职”，但依然是“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1947年他利用这一职务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希望重新返回政界。三个月后，其妻费侠也通过作弊当上了立法委员。
不久，徐恩曾夫妇双双来到南京，在山西路新住宅区一幢漂亮的临时公馆内接待旧日部属，颇有些得意。
但好景不长，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1949年1月，孟真去上海有事，顺便去看了徐恩曾。他对孟真说：“我不搞调查工作已经多年，但是共产党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又说：“我只好去外国当‘白华’了。”徐恩曾此时已有去美国当寓公的打算，后来，他偕同费侠一起去了台湾。徐恩曾于1985年在台湾去世。
军统却进入鼎盛之时，特务机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武装日益坐大。一代影后胡蝶也成了戴笠榻中玩物，江山浪子戴笠戴雨农可谓人财两旺，兴旺发达。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党政系、政法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除宋子文、何应钦与戴关系较深外，其他的都与戴有疙瘩，并先后受戴打击。
只有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戴笠长期没有找到可以攻击的口实。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臾。浙江青田县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竞争力的接班人。
陈诚、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
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
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
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同时，戴笠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这显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况自己要想做蒋身后的第一人，陈诚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野心的冲突，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做正面交锋，只是像一条有经验的老狼那样，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然后闪电般跃出，一击而中，置对手于死地。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
机会终于来了。1943年冬，戴笠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事情缘起于抗战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