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自从抗战中期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对戴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密报，唐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的要害，向蒋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的宠信。
蒋于此开始着意培植唐纵，以抑制或取代戴。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直接控制运用的机要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借以联系和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7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可见唐的地位似乎已在戴笠之上，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蒋的这一手法确实高明，高明得难以猜度，不过，还是有唐纵这位猜度大师的心领神会。当时，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
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
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
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
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的抑制手段，唐的地位迅速上升，都使他确信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处处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抗战中期以来，戴笠通过秘书周念行给他讲史，了解到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
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影响很深。他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
为了能从江山县的山水地理方面寻找答案，1944年4月，戴笠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期间绕道江山县，召见刚从上海潜逃回到浙西的毛森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指示他们对毛、柴二人出生的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察。毛万里、毛森奉命踏勘，果然有惊人之语。
他们勘测到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鱼，大人物难以善终。戴笠听完“两毛”的这一番宏论高见，深以为是。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已屈指可数，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部署，以攫取抗战胜利的成果。
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工作到1944年为止，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区域。
安徽界首是戴笠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较早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本是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但从抗战中期开始，这里几乎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
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界首镇的安全，汤恩伯派嫡系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驻进这一弹丸之地，并在界首设立警备司令部，以达到长期经营的目的。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
不但汤恩伯在此设立“物资管理处”，大做投机生意，蒋鼎文、李宗仁也都派人在界首设立战区办事处，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也无数次地派人到界首招兵买马，以扩张实力，弄得汤恩伯大发脾气，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
戴笠更是看中这块战略要地是他开展反共、策反汪伪军、进行经济走私、监视国民党军队等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不惜花大力量进行经营，先后在界首设立的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棋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刘国宪为处长的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乔家才为总队长的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的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工作总队；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等等。
一时间，界首这一弹丸之地，设立了如此之多的特务机构，戴笠犹觉不多。尤其是在中原、华北一带的伪军中，有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这些人在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解体后，一时失去重心，顿感理想破灭，前途渺茫，无所依靠，有不少人很快在日伪的勾引下，纷纷落水当了汉奸。
如何把这批人策反过来，便是日后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正在戴笠冥思苦想的时候，在军统息烽特训班当教官的陈昶新找上门来，向戴笠提出愿为准备大反攻而策反旧东北军政人员的想法。这在戴笠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绝佳人选，于是很快任命陈昶新为军统东北特别站站长，为他配备了秘书、特派员、会计、情报特务、电台台长、报务员等，于1944年初由戴笠亲自盛宴欢送北上，派到界首镇开展活动。
临行前，戴笠交给陈昶新4项任务：一是策反已当了汉奸的东北军旧部，如有已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东北军旧部，亦属策反之列；二是抚慰已投靠蒋介石的旧东北军政人员。例如当时部队驻防在皖北、苏北一带的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中的第二军团（由原东北军骑兵第二军扩编而成），是仅存的东北军旧部。戴笠指示陈昶新对何柱国加以抚慰，以防这些人产生离心倾向；三是组建军统东北地区的情报组织，以填补军统覆盖区域的空白；四是搜集情报，可以通过分布在中原、华北、东北地区的东北军旧部，建立一个覆盖以上地区的情报网。
戴笠还指出，作为“特别站”的含义，不但表示它的级别要高于一般的省站，而且它的活动范围与性质也与省站有别，除了东北是基本活动区域外，其他如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地区凡是旧东北军出身的汪伪汉奸，都是东北特别站的策反与情报工作对象。虽然戴笠极力对陈昶新给以高位予以重用，内心依然对其怀有戒心，在军统东北特别站的班底中，暗中安排亲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其实，陈昶新确是别有企图的。他这次北上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策反和联络旧东北军人员为幌子，再建东北实力集团，并为此制订了一个“渗透纵队行动大纲”，秘密进行活动。
陈昶新到界首后，仅几个月时间，就从河南商丘、山东济南、河北天津、北平到东北锦州、沈阳、吉林等地，相继建立了组织活动，有的情报人员已深入日本特务机关，窃取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报送界首。
为进一步检查督促和周密部署前沿根据地的策反及情报活动，戴笠于1944年3月亲到界首视察，听取各个特务机构的汇报，指示他们要加强与汪伪军的联系，扩充实力，做好对中共军队的情报工作，随时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在界首期间，戴笠与汤恩伯还秘密会见了化装前来的汪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双方具体商定合作的计划，戴除了向张做出可靠的政治保证外，还当场向张岚峰赠送了手枪、金表等礼物。事后，汤恩伯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挥”，这是全国第一张委任汉奸的手令。
军统建立的第二个前沿基地是中美所东南办事处。由于该处位于东南沿海最前沿地带的福建建阳，故特别受到戴笠和梅乐斯的重视。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长驻指挥外，戴笠、梅乐斯每年都要前往该地区视察。为了能通过建阳据点就近指挥军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组织机构，戴笠将东南办事处的机构不断充实扩大，先后设置了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等科和秘书、会计、督察等室。这是军统所有外勤组织最庞大完备的机构设置。
当时，不但中美所设立的闽侯站、定海站、漳州站、上海站及前进指挥所归其领导，就是军统建立的建瓯、漳州、玉壶、雄村等大型特训班和战时货运局东南运输站等单位也归其节制监督。李崇诗同时还兼任军统广东缉私处处长和货运处处长等要职，就近领导东南地区的缉私和货运工作。
建阳前沿据点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就近指导华南地区对伪军将领的策反活动。早在1943年春间，戴笠就批准在澳门成立粤海站（后改为光粤站，并迁往广州），任务是策反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这是军统建立的第—个专事策反汉奸的外勤站级机构。
1944年，汪精卫赴日治疗枪伤，陈璧君因此常到广州居住，并不时秘密到澳门南环香炉灰4号其母卫月朗的旧宅小住数日，戴笠得到消息后，立派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徐燕霜潜赴澳门，会合粤海站，设法收买卫宅的女管家，伺机进入卫宅谋杀陈璧君。
当时拟定的行动方案是，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粉末，注入小如半粒瓜子仁的极薄胶片内，然后贴藏在徐燕霜的长指甲内。当徐扮作公仆捧茶奉陈时，只须将指甲在茶内浸一下，药即可溶解，将人毒毙，而且了无痕迹。粤海站站长何崇校受命后，即安排徐燕霜等待机会，因陈璧君此后未来澳门，也就终无机会下手。
由于美军在太平洋的越岛进攻的速度加快，接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计划的实施日期越来越接近，戴笠与梅乐斯、史密斯于1944年4月再次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视察，检查落实接应美军登陆计划的各项准备活动。
戴笠利用这次南行的机会先到家乡江山县参加肇和中学的校庆。然后兼程赶到福建建瓯东南特训班，主持该班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该期学生受训长达3年之久，是戴笠所办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的。戴笠把这批学生保存到现在分配，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出去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毕业典礼前，戴笠、梅乐斯决定亲自检查训练效果。早在这之前6个月，戴笠就派局本部训练处少校人事考核股股长邹凤吟陪同9名美国教官来东南班督训，督训目标是加强技术方面的海水测定等训练，为盟军在福建沿海登陆做准备。
检查督训效果的方式主要是为戴、梅安排了两次战地实习：
一次是爆破福州市的敌伪据点，派遣学生100人携带炸药，化装潜入福州市区，在日伪司令部及其他机关、仓库、据点，安置爆破点，定时一齐爆破，然后四面伏击，完成任务后撤回；
一次是突袭海岛上的日军大仓库，派遣学生30人持手提式机枪，乘敌军晚餐时突然登岛袭击，消灭敌守备军1个连，然后放火烧毁军火仓库撤回。
两次战地实习均取得较好效果，戴笠、梅乐斯较为满意。
在分配学生过程中，戴笠用了很多时间，找学生分别谈话，了解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然后先从中挑选了300余名男女学生，秘密派遣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日占区搜集情报，建立电台，策反伪军，同时与敌伪合作打击新四军和袭击中共游击队，等待日军投降时做接收工作。
其余的300余名学生分配方向也大都是去东南沿海省区的军统系统工作。一部分在职特务大都回原单位提升一级任用，其余的非在职出身的分配到军委会、外交部、财政部各经济部门和第三战区的政治部、参谋处、情报处以及各杂牌部队的情报部门。
学生分配完毕的毕业典礼上，（那时仅限于东南班）戴笠没有理由不参加这个光荣的典礼。梅乐斯也陪着去了，他跟戴笠都发表了讲话。
戴笠着重讲了日军一旦溃退，中央军尚未赶到之时，如何确保大城市不落在异党异军之手？提醒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对分布在广大沦陷区的伪军进行策反，一方面在反攻未来临之前为我方提供情报，一方面在反攻来临时对日军起一定的牵制作用，配合我军的反攻，防止东南沿海的各大中心城市落人异党异军之手。
在福建建阳东峰期间，戴笠与梅乐斯接见了海上游击队头目张逸舟、张为邦的私人代表。抗战前，福建沿海的岛屿，北起福鼎的大嵛山（福瑶岛），南迄粤闽沿海交界处的南澳岛，长达400多海里，均为海盗渊薮。汪伪政权建立后，把各岛屿的海匪一律收编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委派海匪大头目张逸舟为总司令，黄玉树、郑德明为副司令，所有北起大嵛、南迄南澳各海岛上的海匪统归其管辖，共4000余人。司令部设在马祖岛。
中美所成立后，出于这些海岛所据有的重要战略地位，戴笠指示军统闽北站、闽南站相机策反他们。于是，闽北站、闽南站相继派出“海外组”和“南竿塘组”（马祖组）上岛进行策动。这些海匪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他们见日伪大势已去，也就愿和军统靠拢。张为邦部约2000余人，设总部于崇明岛，属忠义救国军京沪区指挥部系统。戴笠、梅乐斯在接见“二张”私人代表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口头许诺，并要他们积极做好准备，接应美军从东南沿海登陆等等。
就在戴笠、梅乐斯一行视察东南沿海地区的途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6日，美英联军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欧洲反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开辟。6月中旬，美国太平洋第五舰队开始向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屏障、太平洋上“防波堤”的马里亚纳群岛发动猛攻。7月6日，美海军陆战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
戴笠、梅乐斯在东南得到这些消息后，十分振奋，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役将提前展开。立即调整部署，加快实施步伐。为此，戴笠召集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人到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部”，派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和淞沪指挥官的郭履洲任温台区指挥官，策划实施在浙江沿海接应美军登陆的行动。并成立“东南挺进军”，以毛森为指挥官，积极展开在陆上接应配合美军作战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