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蒋介石、戴笠当初的发迹之地，失去了对京、沪、杭的控制，不但国民党的还都计划顿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二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势力，如何保证在中央军没有到达前，不致使华东地区的中心大城市落人共产党之手，这也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戴笠认为必须由自己亲临东南地区指挥，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三是京、沪、杭也是汪伪政权统治的中心，掌握控制了京、沪、杭等大城市，也就是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
四是汪伪政府的许多大汉奸，都有与戴笠直接建立的关系，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各级潜伏组织，更是需要自己亲自前往调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五是此行将邀请梅乐斯、杜月笙一同前往，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力量，控制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党异军插手。
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报告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准，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南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
此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对戴笠在战后主持海军工作的支持，戴笠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重庆特警班是中美双方在第二次合作中正式提出的，成立于1944年秋，学生是从军统东南、兰州、息烽、重庆等特训班在训的特务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期学生800多人，美国教官就达50人。该班是中美所所办训练班中花费人力、物力最大、训练设备最先进、完善，时间最久的一个训练班。戴笠和梅乐斯商定，一旦抗战胜利，就将这批学生迅速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以加强、巩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大意是：“中美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大任务。”
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为此还请求蒋召见杜月笙，对杜表示嘉勉。
蒋介石接见杜月笙时，发现杜的气喘病很严重，就劝杜说：
“你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雨农去东南布置，自己等秋凉后再去。”
杜月笙回答说：“这是老毛病厂，不会碍事的。”
实际上，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
蒋见如此，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说：“那就去吧，路上多加保重。”
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振作，气喘病也好多了。当时，跟随杜在重庆的徒子徒孙如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余人也一起随杜返回东南。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
“我们将来的敌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就立即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
沈醉回答：“明白，马上动手。”
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不辜负校长的一片期望。”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
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于是，戴笠吩咐部下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
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
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做好接收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离开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非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潜行布线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仨人潜行到浙江西陲大山之中的小镇淳安，扎下大营。
淳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位于新安江畔的浙西大山中。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从新安江边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家、茶馆、杂货店、货栈、旅馆、妓院等，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战时繁荣。这个由“通济公司”用走私物资喂饱的小镇现在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开始布置接收工作准备大干一把——大捞一把。
戴笠第一项工作就是沟通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沪二区的陈祖康，苏州的任援道等军统潜伏人员和汪伪汉奸大头目的联系，掌握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
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汪伪集团内部已是阴沉沉的一片末日景象，汉奸们在大厦将倾之际，一个个竟相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手上有点实力的伪军将领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挂钩，没有实力的汉奸则拼命敛财，准备出逃，形势真有一夕数惊之感。
戴笠指示军统潜伏人员，要他们相机转告一些汉奸头目，指示他们帮助军统做好接收工作，在关键时刻立功赎罪，对其过去的汉奸行为可以既往不咎等等。
这在戴笠，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一时利用，但是对许多汉奸大头目来说，却不啻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不致顽抗或溃散，并帮助维持社会秩序，阻止中共武装的接收，另一方面则防止他们倒向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来说，当时都曾有过狡兔三窟的念头，暗中派人与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系，试探条件，但周佛海后来一心投靠重庆，这与戴笠的欺骗利用不无关系。
戴笠在淳安期间的第二件工作，就是不断召见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官郭履洲、京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大特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调整部署。
戴笠的接收计划是：一旦日军宣布投降，以就地反正的伪军和汉奸为第一批“接收”人员，指令他们就地维持社会治安；随后，忠义救国军是第二批接收人员，必须在3日内赶到南京、上海，接替伪军的重要防卫地区，其速度一定要抢在新四军之前；然后，中央军的大部分是第三批接收人员。
基于这一考虑，戴笠指令忠义救国军的各总队都必须梯次向前移动，尽可能地靠近京、沪、杭地区，随时准备进入南京、上海进行接收，并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将忠救军总部由安徽广德向前移动到浙江余杭县，这里处于京、沪、杭、甬铁道线上，西距杭州仅咫尺之地，东去上海、南京也是指日可达。做这样的部署，可见戴笠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在做以上部署的同时，戴笠还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万墨林、徐采丞建立的秘密通道，把军统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分批召来淳安汇报情况，为日军投降接管京、沪、杭的工作预作部署。按照戴笠的初步计划，日军一旦宣布投降，首先在上海成立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由周佛海任总队长，在总队之下，分别成立上海、南京和杭州3个地区指挥部。分别负责该地区的接收和社会治安秩序。戴笠把这个计划向有关军统特务传达布置后，即令他们迅速返回贯彻落实。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对有关忠救军方面的活动，戴笠大都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商量安排。对部署与指示军统在京、沪、杭潜伏人员的活动，联络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丁默村及指挥布置伪军将领如何阻止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进入上海、南京的活动，由戴笠单独进行，杜月笙则从旁予以协助，通过自己的渠道提供京、沪、杭地区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主要是按戴笠的分工，部署如何在经济、金融方面接收上海的问题。
梅乐斯在淳安期间，主要视察和部署中美所各特务武装的活动，继续接应美军从东海沿海登陆的问题。
在浙西视察期间，戴笠最关心的主要还是日军什么时间投降的问题。到淳安1个月来。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最后期限，但是日军似乎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即使盟军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戴笠的急性子似乎耐不住了，他甚至想先回到重庆再说。也就在这时，形势急转直下，早已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终于顶不住了，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反共“殊荣”
历时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
8月10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
8月11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
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此时此刻的戴笠，思绪万千，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婚姻等等。
戴笠是很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戴笠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
（1）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2）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3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候使用。
这3员大将是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要棋。他要这3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