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虽然求援，但不愿示弱，遂进攻三河。三河外围，太平军筑有九座堡垒。11月7日，一番血战，湘军攻占了这九座堡垒。在这场战斗中，太平军伤亡七千人，湘军也伤亡一千余人，可见其战况的惨烈。但是，湘军并没有攻下三河镇，太平军守军退人城内坚守。而与此同时，陈玉成的援军已经到达三河附近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镇，连营数十里，对李续宾形成反包围并切断其后路，后路湘军由西面的舒城增援三河的通路也被切断。稍后李秀成也率军来到白石山，另外还有捻军与太平军配合。太平军的人数，有的人说有十万，有的人甚至说有三十万。
这个时候，李续宾想退兵也来不及了，但他还要作困兽之斗。11月14日，李续宾挥军进攻陈玉成前锋，陈玉成前锋败退，李续宾命军追击。次日黎明，湘军已追过陈玉成主力大营。这时，突然大雾迷漫，对垒双方近在咫尺，却只闻人声，不见敌面。两军犬牙交错，混战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续宾已无法有效指挥。驻守白石山后的李秀成，听到炮声，立即率兵赶到并加入战斗，守在三河镇内的太平军也从城中杀出，四千多湘军陷入重重围困之中。沙场上刀枪飞舞，炮声隆隆，血肉横飞。这场惨烈的大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李续宾战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一道战死。湘军个别营盘又坚持三昼夜，最后只有几十个残兵败卒逃出。
三河战后，陈玉成、李秀成又挥军进攻舒城、桐城、潜山、太湖。驻守这几个地方的湘军已成惊弓之鸟，再加上李续宾已死，缺乏得力的指挥，遂一路败退。清军都兴阿部也撤安庆围，一直退到宿松，湘军在安徽又只占有一角。
三河战役，对于湘军来说，是犯了孤军深入，轻敌冒进的错误，与咸丰帝的瞎指挥、湖广总督官文以及安徽方面的胜保的忌妒也有关系。但湘军的战术缺少灵活性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太平军处在李续宾的处境，很可能会迅速大规模的撤退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湘军善于稳扎稳打，却不善于大规模机动作战。太平天国方面常常作大范围、长距离的运动战，除了株守金陵一条不变外，常常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此次击破江北大营及三河之战，都是大规模的运动战。三河战役，太平天国方面可以说是成功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而且不是集中一般的优势兵力，简直是集中了太平天国的全部精锐。李续宾，号迪庵，与曾国藩同为湘乡人，罗泽南最得意的学生。罗泽南临死前，遗嘱罗部湘军由李续宾统带。这是一支真正的百战之师，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作《李忠武公神道碑》，说李续宾为人“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指太平军）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王定安《湘军记》写他选士卒“以知耻近勇、朴诚敢战为尚所屯军地，百姓耕种不辍，万幕无哗，秋毫不犯。大小六百余战，克四十余城。”正因为李续宾是湘军第一勇将，属部又是湘军精锐，所以李续宾的惨败，虽然死亡人数并不算很多，但给湘军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
胡林翼当时正丁忧在家，一天忽然一士兵快马赶来，报告李续宾三河之败，胡林翼看完败报，突然呕血晕倒，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其家人惶骇不已，胡林翼稍后在一封信中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伤殆尽。”
不仅李续宾所部是湘军的精锐，而且李续宾本人与曾国藩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曾国藩父丧家居，被剥夺指挥权的时候，李续宾和他的弟弟李续宜仍然视曾国藩为湘军最高统帅，对湘军的军事行动都进行请示汇报。由于清廷迟迟不肯让曾国藩出山，李续宾甚至表示要辞职回家。现在，这一支劲旅就这样全军覆没了，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将就这样惨死沙场了。眼看自己的处境刚刚好了一点点，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曾国藩可谓心痛如刀绞。曾国藩挽联中写道：“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天温诏，再生申甫佐中兴。”曾国藩又为曾国华撰挽联道：“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五年以后，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病死。曾国藩在挽联中还念念不忘三河之败的事，其中上联是这样写的：”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成万古伤情。
三河败后，曾国藩嘱咐李续宜收集他哥哥剩下来的军队（少部分拨归多隆阿指挥），加上李续宜原带的军队，李续宜部又成了湘军主力之一。另外，咸丰帝又“夺情”命胡林翼出来署理湖北巡抚。都兴阿因病修养，由副都统多隆阿统率都兴阿所部后，多隆阿遂成为出色的湘军大将。鲍超和多隆阿在安徽宿松东北战胜陈玉成部太平军，稳住了阵脚。
伯乐相识千里马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李文安曾经给曾国藩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李家以前养过一缸好金鱼，李文安有一天偶然跟家人开玩笑说：“如果今年金鱼产子多，那么门徒中进学的就多。后来果然这一年金鱼产子很多，李文安于是就扳着指头数这个可以进学，那个可进学，谁知第二天起来一看，一缸金鱼全部让人弄死了。”李鸿章坦然承认这是自己干的，李文安问他“金鱼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将他们全部害死。”李鸿章理直气壮地说：“这么多人进学，唯独我不进学，此鱼不可留。”那年他才十一岁。从这件事上，李文安看出儿子虽然心高志大，但胸襟未免太狭窄，手段也太刻薄了。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用。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马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日：‘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日：‘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engcho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日：‘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闽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人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bian）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日：‘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
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engzhi）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李鸿章还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日：‘够矣！’即牵帘而人，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般地做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良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而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李二献策得重用
李鸿章是个人才，而且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