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全传:从社会底层到晚清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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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归山之虎得自由变圆通再度出山(4)

安庆自1853年6月为太平军占领后,是仅次于天京(今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鄂军水陆师五万余,自湖北大举入皖,连陷太湖、潜山、石牌(今怀宁),直逼安庆。道员曾国荃率湘军陆师万余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与提督杨载福部湘军水师四千余人担任围城任务;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率湘鄂军二万人驻扎桐城西南挂车河、青草塥,阻击太平军援军。6月20日,杨载福水师攻陷安庆东路要地枞阳镇(今枞阳县),安庆被合围。

是年秋,曾国荃督军在安庆城外掘长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时安庆由受天安叶芸来、谢天义张朝爵率二万余人驻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王洪秀全等决定俟东征苏,即沿长江上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撤以解安庆之围09月下旬,洪秀全从江、浙战场调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并进,其部署为: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人鄂东;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入鄂东南;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侍王李世贤率军经皖南人赣东;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五路中,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取钳形攻势,预定于次年春会师武汉,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

按兵不动拒北援

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当曾国藩大权在握,以为可以一展夙愿,顺利攻克安庆,进逼天京之时,北京一场意外的变故又将曾国藩拉人了难以自拔的焦思苦虑之中。原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带领嫔妃、大臣仓皇出逃,严令曾国藩派鲍超赴京救驾。

英国侵略者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大量特权后,并不满足。为了取得更大、更多的特权,他们自1854年就开始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侵略者便和法国勾结起来,于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他们由南而北,由小而大,不断挑起战争。其间前后共延续了四年。1860年8月,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大惊,慌忙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诉在京师与英法侵略者谈判。

同时,他还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抚督、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其中第一道上谕就是发给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咸丰帝要他速派鲍超率兵两三千人“兼程前进,刻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一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当时曾国藩的处境也不好,太平军刚好攻克徽州。曾国藩孤守祁门,自身凶吉未卜,他还要靠鲍超保卫祁门,扫清通往天京的道路,哪有心思发兵北援。但假若拒不发兵,抗旨之罪,谁能担当得起?抗旨罪名已是不轻,更何况又是这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自己平时口口声声标榜的忠君爱国岂不都成了假话。万一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自己就早已身败名裂,万人共诛了。

因此,面对这道圣旨,曾国藩落入了进退不是,左右两难的境地。

于是,他急忙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又命幕僚们献计献策。

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都不愿派鲍超北援。鲍超是湘军中有名的能征善战之将,他所率的霆字营是湘军围攻安庆所剩的最为重要的一支机动兵力,并且是唯一敢与陈玉成对抗的军队。倘若将他派走,势必影响安庆战局,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一支命根子一般的军队送给屡战屡败,草包一般的胜保率领。然而,北援毕竟又事关勤王之举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假如托词推诿,拒不发兵,不仅有可能被加上“不忠”的罪名,而且有可能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仍想不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曾国藩的幕僚们也都主张北援,全无上善之策。曾国藩一连几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不能入睡。

就在曾国藩苦思焦虑不得善策的时候,李鸿章悄悄地走进了曾国藩的房内。首先,他告诉曾国藩,此时人京勤王已属空话,对皇上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好处。洋人进逼北京,并非是想对皇上不利,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战争取得在华的更大利益,只要许给他们好处,肯定自行退兵。接着又献计曾国藩,让他假意请奏鲍超为一介武夫,不能担此重任。入京勤王之事,必须曾国藩、胡林翼两人中的一个带兵前去。而这样的事,自己又不敢确定,因此上折请皇上定夺。这样,从祁门到北京奏折最快也要半个月。一来一回,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协议,到那时勤王一事肯定无人再提。

李鸿章短短数语,一个小小的按兵请旨的妙策,就把困惑了曾国藩几天的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的,一个月之内,恭亲王奕诉必能和洋人谈妥退兵的条件。到那时,人京勤王一事早已成为过丘之水,曾国藩一阵轻松。李鸿章如此轻松地提出了这个万全之策,从此更受曾国藩器重。

事情果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曾国藩于10月18日上书咸丰,请求降旨任命由谁带兵人京。11月16日,曾国藩接到皇上圣谕说:“和议已成,鲍超、胡林翼、曾国藩均毋庸北援。”

驻守祁门遭险境

曾国藩选定祁门作为驻节之地,主要是看中它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然而等他到了祁门,只见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相连的仅有那条连接休宁、景德镇的东西官马大道。除此之外,有一条小路勾通北面的两个小镇大赤岭、大洪岭。另外有一条小河,河面狭窄,只能浮起坐两三个人的小船,大船不能进来。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倘若东西方向的那条大道被堵,祁门与外面的联系即断,县城则陷于绝境。看到这些曾国藩有些后悔了。但驻守祁门的事已上报朝廷,所以只得暂时驻下。

跟随曾国藩驻扎祁门的众幕僚一见祁门地形,纷纷劝他离开祁门,另觅合适之地。曾国藩拒绝不听。李鸿章也跟着到了祁门,他在祁门四周勘察了一番,也劝曾国藩,说祁门地势形同釜底,是兵家绝地,要他迁居别处,以免将来受困。曾国藩执意不听,一意孤行,还大骂要走的人贪生怕死。从此,再也无人敢提离开祁门的话。

1860年12月1日,当曾国藩还在为北援问题惴惴难安的时候,李秀成忽然率领二次西征军的主力部队进入皖南。太平军攻破羊栈岭进克黟县,距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路,中间没有任何遮阻。这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情形十分危急。曾国藩大惊之下,急忙调鲍超前来援救。

几天之后,援军未见踪迹,曾国藩自料难逃活命。这才后悔没听李鸿章等人的话,以至铸成今日大错。于是写好遗书,交待了一些后事,祁门大营的纸上谈兵的军机参赞们,舞文弄墨的书记文案们,以及计账算数的小吏们,此刻也都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些胆小怕死的人瞒着曾国藩,偷偷从外面买来几条小舟,将自己的行李物品都收拾好,一包一包地都放在船上,单等着曾国藩兵败以后逃命。曾国藩见状,恨不得将那些蛊惑军心的人都抓来杀死,然而他冷静地一思考,觉得那样做只能使人心更散。于是心生一计,欲擒故纵,贴出一份告示。告示上说对愿意离开祁门的人,可以发给工资和路费,决不强留。等祁门之险过后,愿意回来的仍可回来,曾国藩将以诚相待,不计前嫌。这一招果然奏效。那些准备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船上的东西搬回。就这样,曾国藩表面装作很平静的样子,与众幕僚提心吊胆地苦苦支撑。

不久,鲍超率部来援,将李秀成击败。李秀成一战失利之后,随即撤兵南下,曾国藩又一次死里逃生。

这一场惊险过后,曾国藩稍微稳定下来,便找导致这场祁门之灾的罪魁祸首——李元度算账。

李元度是曾国藩最早的幕僚之一,在曾国藩几次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甚至一些老朋友都要离开他的时候,李元度始终不渝与曾国藩同甘共苦地过了六七年的艰苦岁月。对这些,曾国藩曾经很感激李元度,甚至有“三不忘”之说:即靖港惨败后对曾国藩细心慰护;九江惨败后率领平江勇护卫水师保护大营;樟树镇惨败后,独立支撑到援军赶到。因此,李元度无论对曾国藩还是对湘军,都起过巨大作用。

但李元度擅长文学却不擅带兵,对部下更是任人唯亲,一味放纵,他所领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只是,由于曾国藩对他心存感激,徇情袒护,所以李元度才一再得以重用。

这次曾国藩进军皖中,仍保奏他为徽宁池太广道。让其带兵驻守徽州,为自己把守祁门的门户,从中足见曾国藩对他的重用。但曾国藩也深知他不会带兵打仗的底细。因此,驻守徽州之前曾一再告诫他,遇到太平军攻城,只可固守,绝不可出城迎战。但李元度却将曾国藩的告诫视如儿戏,根本不放在心上。当李世贤率太平军进攻徽州城时,他轻率出城迎战,后来见湘军情势不妙,又率先逃跑,至使全军奔溃,徽州失守,危及祁门。李元度逃走之后,又不及时返回大营,而在浙江、江西边境犹豫徘徊,数月不归。最后其回到大营之后,也不束身待罪,反而理直气壮地向粮台索要欠饷。等到饷银拿到手,李元度一言不发,径自率兵回湖南去了。

李元度这种目无军纪的行为使曾国藩大为恼怒,同时又无比失望,决心参劾李元度。谁知参劾李元度的折子还没拟好,知情的幕僚和文武参佐们纷纷进来为他说情,说曾国藩这样做太绝情绝义,不顾前情了,其中李鸿章的反对尤为激烈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如果一意孤行参了李元度,会让湘军全军将士寒心,但曾国藩为了表现自己不徇私情、赏罚严明,对众人的求情一律不允,坚持不让步。李鸿章见自己求情不下,又遭曾国藩训斥,随即告辞,离开曾国藩的幕府扬长而去。

其实李鸿章早就不想在祁门呆下去了,他是个机敏异常的人,从刚到祁门的那时候起,他就知道驻扎此地是一个绝大的军事错误。这次太平军围困祁门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另外他也清楚地看到,太平军绝不会甘心这次的失败,倘若再来一次包围堵截,祁门一定会被连锅端。李鸿章有自己的一番远大抱负。他只能依靠老师同上青云,而不愿与老师共存亡。现在正给了他一个离开祁门的绝好时机。因此,李鸿章趁机溜掉。

果然,没过多久,太平军又分三路向祁门攻来。曾国藩四面楚歌,再一次陷于惊恐之中。可惜这次太平军主将黄文金在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时不幸负伤,只得退回皖南。然而,渡过这次危机不久,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先是李世贤从江西婺源向左宗棠部展开进攻,1861年3月又击败王开琳部,迫使湘军退回景德镇。与此同时,刘官芳等人又进攻出入祁门的交通孑L道历口,距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路。曾国藩又一次惊慌失措,急忙派兵增援。刘官芳退军,曾国藩刚想出一口气。江西方面又传来噩耗,李世贤攻破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内外隔绝,又一次濒临绝境。此时他只得移驻休宁,并派兵攻打徽州城,企图从这里打开一条能往浙江的粮道,以求死里逃生。然而此时湘军已乱,不听指挥,根本无法组织起攻势。接着,太平军又跟踪而至追到休宁。曾国藩无奈,只得又退回祁门。

此时,曾国藩再一次到了绝望的顶点,再次写好遗书安排后事,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称这次境遇与几年前湖口惨败的情形相仿。

恰在此时,李世贤在乐平与左宗棠交战失利,于是放弃景德镇,东走浙江。湘军的粮道恢复,曾国藩再一次逃了活命。这一次对曾国藩的打击很大。从此之后,无论多么重要的战事,曾国藩再也不肯亲临战场督战指挥了。

自兵驻祁门以来,曾国藩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时时感到危机四伏,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因此,自进攻徽州溃败之后,他再也不敢逞英雄,硬充好汉在祁门待下去了,乘左宗棠乐门取胜,军情稍有好转之机,立刻顺坡下驴,赶紧离开祁门这一险地。后来移驻东流,把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曾国藩才放下心来喘口粗气,再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