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力回天的崇祯
大明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崇祯，在危亡之中莫名其妙地登上了皇位。在前几位皇帝的挥霍下，国家已是破败不堪，故世人称他是“破烂皇帝”，也不为过。虽然他想重振祖业，也励精图治了几年。然而，内忧外患不断，江山摇坠，他一人之力已是无法挽救。在垂死挣扎之中又听信谗言，自毁长城，导致王朝加速灭亡，自己终落得煤山一叹，自缢而亡。
宁锦防线
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他青年时就对军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还在边境教书期间，他“仗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豪杰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寨险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孙承宗中进士，并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天启元年（1621年），他以左庶子的身份充任日讲官，不久，又被升任为少詹事。当时，辽沈之战明军大败，孙承宗因深悉用兵之道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上任以后，他上疏对当时明廷在军事体制与战场指挥上的弊端予以列举，并希望能够对之进行改革，该奏疏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军队疏于训练，后勤供应混乱。第二，“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小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200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决计守卫宁远，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孙承宗回到北京，向熹宗详细上奏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布置成功，并且最终成为一道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他们被迫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20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随后他便开始实行他的战略计划。孙承宗认为要想保住山海关，就必须先巩固辽西；要想恢复辽东也必须先巩固辽西。于是，他开始对宁锦防线进行部署。
他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他稳定了关门局势，从而为恢复辽西失地稳固了根基。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着手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又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亲自镇守山海关。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牢固，明军的防线不断向外拓展。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派遣将领分别镇守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个城镇。这样，明边防又自宁远向前推进200里，自此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誓死坚守
孙承宗提拔选用了袁崇焕等一大批忠正耿直的文武人才，使得明军的边防更加完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孙承宗坚定意志想要振兴明朝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多次对其进行试探，但均遭到拒绝，魏因此而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上奏皇上请求在十一月十四入朝庆贺万寿节，并面禀一些机密大事。魏忠贤听到这个消息，害怕孙承宗会以“清君侧”的名义，带领士兵诛杀自己，特别恐惧，“一边痛哭着一边绕着皇帝的床跑动，使得皇帝也被他感动了”，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溉的话，派遣军队渡过柳河，偷袭耀州，不幸中了敌军的埋伏，大败而归。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一怒之下，接连向皇上呈上两份奏折，请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于九月辞官后回到了家乡。
孙承宗辞官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是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高第一开始上任，就完全背离孙承宗的军事部署，下令将宁锦防线拆除并撤销。在边关驻防的将领除镇守宁远城的袁崇焕坚持不听从他们命令外，其他的各个城镇的防守都被撤销，因而使得孙承宗的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也于顷刻间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挡住了后金的猛烈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年）时，皇太极率领大军避开宁锦防线，假装想要从内蒙古进攻，却突然从喜峰口突入关内，并相继攻克了遵化、迁安、滦州、永平，目标直指北京。此外，皇太极还成功地实施了一个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禁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明朝廷顿时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然后调整各路军队的关系，统一行动，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作战之后，取得了“遵永大捷”，并在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份，将后金军队驱逐出了明朝的领域。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孙承宗令祖大寿等率兵4000守大凌河，又征发1.4万人筑城。在八月六日，开始筑城不过20天左右，大凌河的城墙刚刚才修完，雉堞也只修完了一半，后金的部队突然重新来到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传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传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到十月份，大凌河已经被整整围困了3个月，守城的士兵到了弹尽粮绝而又没有支援的恶劣境地，祖大寿假借投降之机，逃回了锦州，大凌河再一次被敌人摧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廷臣追究筑城非策，交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深入内地，并于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3天后，高阳城破，孙承宗被俘，他因为坚持气节拒不肯投降，最后被活活勒死。